只有知道了王国维从史学求真而求道的学术价值取向，才可以理解王国维在辛亥以后突兀性的学术转向。许多人对于王国维的治学途径的转变感到极其不解，陈寅恪曾感喟道：“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注：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国维遗书》第一册。）其实，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侯外庐便指出王国维之治古史实别有他的理想和信仰。（注：侯外庐：《近世中国思想学说史》下册，转引自上揭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47-48页。）其后，叶嘉莹进一步指出王国维之从事古史研究，“一般人往往都注意到他研究古史的成就，却反而忽略了他研究古史的用心”。在叶看来，“其实静安先生之抛弃了他前所热爱的西方哲学与文学而转向古史之研究，乃正是因为他有鉴于当时中国一意模仿西方之害，不欲更为推波助澜之说，因而乃转为古史之研究，欲从中为危机之国别得一可依赖之途径，以矫正时弊的原故”。（注：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46页。）
我们可以用王国维自己的文章来作说明。王国维曾先后为罗振玉所办的《国学丛刊》写过两篇序言，同时为罗振玉改写过一篇序言。这几篇写作时间相隔不长的序言里，其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及研究态度明显的不同。常为人所引用的那篇作于1911年，在这篇序言中，王提出“学无中西”，“学无古今”，“元所谓有用无用”，并说持相反观点的人实是“不学之徒”。（注：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观堂别集》卷四。）可是过了3年后，王国维又写了“叙述学术变迁及兴废之事，语气深切”的二篇序言。其一驳斥所谓“今之学者谓稽古之事今难于昔，又谓古学淘汰”的观点。在“尤有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非近世学者所能道也”，“学者读之，可以观世变”的一序中，王国维一面说中国学术之所以几千年来“绵延不替，施于今日，保世滋大，责在后人”；一面沉痛地说“自顷孟陬失纪，海水横流，大道多歧，小雅尽废，番番良士，劣免儒硎，莘莘学子，翻从城阙。或乃舍我熊掌，食彼马肝，土苴百王，糠三古。闵文知其将落，宣圣谓之不祥，非无道尽之悲，弥天之惧。”（注：王国维：《东山杂记》，《盛京时报》1914年10月7日、9日。前一序，据罗继祖说是罗氏所撰，王氏只改动了数字，见甘孺着《永丰乡人行年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后一序收入《观堂集林》卷二十三。）这种心态，恐怕是王国维从事于古史研究的一个极大动因，亦是其思想支柱。在这里，王国维明显地认为中国的存亡与中国学术文化的兴废相联系，其从事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目的在于使中国传统学术不坠于世。
辛亥革命以后，王国维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王国维看来，中国近世的动乱与衰败在于输入西方的学说。中国自三代至近世，道出于一。自从与西方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等到光绪中叶以后，中国的政治学术几乎全为新说所统一，其原因亦在于国人以为西方国家富强，在于西政。可是当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其本身“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本业衰微，货币低降，工资争斗日烈，危险之思想日多”，中国自光绪以后十多年“纪纲扫地，争夺频繁，财政日蹙，国人不国者”，其因亦大半在于西方思想文化。（注：王国维：《论政学异同疏》，见钱基博着《中国现代文学史》，岳麓书社，1984年，第31l页。）
在其留下的一份手稿中，王国维剖析了西方文化的内在危机，告诫国人不要盲从西方文化。他说：
世人毋羡欧美文化也。欧美文化不十年将划灭以尽乎，且见欧美数万里之大陆，将空无居人，而其名都世镇将为埃及之世塔，罗马之城，并无人凭事于其下也。不宁惟是，凡以欧美之文化，或己之文化力不足敌欧美之文化者，亦将随之俱尽也。
若此者，非天地灾变之若，非疫疬之为，亦非他人种侵略屠戮之为，而实欧美文化之所自为也。欧美文化，贪婪之文化也，奢汰之文化也，偏狭之文化也，彼挟其无艺之欲，济以奇技淫巧，以兼并非于内，而侵略于外。侵略之祸未尽见，而兼并之祸已发机内矣。此内发之祸，足以灭其文化而有余。故曰欧美文化之灭亡，其文化所自为也。
圣彼得，墨斯秋之都，则既墟矣；日耳曼匈牙利之民，则既蠢矣；伦敦巴黎华盛顿纽约之爆裂其无日矣；世界最后之日，其将近矣。吾下暇为欧美文化悲，吾不能不为歆羡欧美文化者悲，抑且自悲也。
欧美而亡，欧美之文化使然也，中国而随欧美以俱亡，非中国文化使然，［而］乃舍其文化而学他人之文化使然也。方欧美之强，中国惟其文化之是学。比其文化之破坏，中国且将学欧美人之破坏文化，以自破坏其文化。诗云：“如彼泉流，无沦胥以亡”。又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沦胥以铺”。余深悲夫沦胥之为祸也，不能不为我国人与我世界之人类垂涕道也。
世慎勿以余为先知也，余知之既已迟，而言尤恨其不蚤也；慎勿以余为妖言，使天下警于此妖言，而思所以自救之道，虽坐余以妖言之律，余之为幸愿矣。
西方文化之所以有此之弊，在王国维看来，一是根源人心，一是根源于方法。根源于心术者指西方国家以权利为天赋，以富强为国是，以竞争为当然，而造成种种争夺之事，王把它归为一“贪”字，“凡昔之所以致富自强者，今适为自毙之具”。就根源于方法者而言，王认为西方人立说“大率过而失其中，执一而忘其余者也”。故虽中西都认为民为国之本，在西方却认为如此治民为不足，要立宪、共和，但如此“立宪、共和之国，其政治果出于多数国民之公意乎”，“抑出于少数主人之意乎”，故西方立宪、共和之说，适足“党魁代君主，且多一贿赂奔出之弊而已。”西方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均产，实际上最后“不能不承认私产制度”。这些倒使人想起在此前章太炎几乎相同的言论。（注：章太炎：《代议然否论》，见朱维铮、姜义华编注《章太炎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同时，王国维认为西方人处事以科学为准则，但是科学所能解决的仅仅是时间、空间以及物质的东西。如果碰到一些结构复杂的事物，以及人的心灵和由此而组成的国家和民族的特性，是无法用科学方法来治之的。在此前王国维便认为科学是无法解决宗教与道德问题，同时科学造成的弊端是不胜其辞，如西方的兼并与工资之争都由于科学而更加激烈。（注：王国维：《脱尔斯泰伯爵近世科学评》，见佛雏校辑《王国维美学哲学论文辑佚》。）中国的学说“首贵用中”，故在中国“先王知民之不能自治而立君，君不能独治而设官，又恐君与官吏之病民，立法以防制”，这样治民是可取的。由此王国维的结论是“盖与民休息之术，莫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在我国为经验之良方，在彼土尤为对症之药”，（注：王国维：《论政学异同疏》，见钱基博着《中国现代文学史》，岳麓书社，1984年，第311页。）向中国传统文化回归。
王国维把政治理想寄托在中国传统上，这种对于传统的回归实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饶有意味的一个课题，（注：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参看章开沅着《离异与回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这里只就王国维而论。在王国维这里，明显可以看到其对于西方世界的失望从而归于中国传统。我们所说王氏在学术中求道，确切地说是治道，实际上也即“修齐治平之道”，正和其他中国知识者一样，早年目睹世变，向西方求道，可是在深入考察了西方以后，发现所求之道并不在西方，而且西方世界本身的意义亦是分裂和含混的。因此，王国维从早年向西方求道到晚年向中国古史中求道，实际是看到了中国与西方的现实，认识到西方思想所造成的弊端，这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家们的尴尬，双重意义的失落：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崩溃和西方虚无主义的兴起。王国维早年的鼓吹学术独立，到晚年学术与政治的合一，所用的是求真，即寻求人生与社会发展之道。王国维早年思想中的可信与可爱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伦理—社会秩序崩溃后产生的学术与政治的分离，同时又由于他们自身的敏感性，察觉到西方思想中的内在的分裂和后果，这样，最后只得回归传统。
唯有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为何王国维在后期要谈经世之用，在给罗振玉的信中明确地说他写作《殷周制度论》是寓经世于考据之中。王国维期望通过对于“周改商制”的考证来呼吁20世纪的周公，从而重新合成一“道德之团体”，“政治上之理想，殆未有尚于此者”，并颇为得意地谓“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这样，我们看到王国维早期提倡学术独立，继而强调求真，而求道，以致于求用。（注：王国维曾对蔡尚思说过：“中国古来的知识分子都以做官为最大目的。其实做官与治学是两途而不是一途，做官要到处活动，治学要专心研究，二者很难兼长。大政治家多，大学问家少，大学问家而兼政治家更少。究竟最可贵的是那一种人呢？多一份努力就多一份心得，这是做学问的人所必须首先知道的。我希望年少力富的人，能专心一意地治学”。见蔡尚思着《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02-503页。王讲此话时还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王表面看来似乎是把学术、政治两途分开，而实际王自己很难把两者分开，这也是王从早年到晚年的学术追求所在。当然有人认为王早年对形而上学的沉思与晚年政治上的抉择差距太大，但这一点如果理解成王对于求真的要求，也不难索解。）这一规迹倒是极值得我们后世反省。
中国近代的学者对学术独立的强调，其实多是从学术以外的理由来作说明与强调的，这本身便置学术自身于无价值之地，即学术的价值要有待于学术以外的东西来估定。真正学术的独立，在于视学术本身为估定学术价值的一自足领域。我们的学术研究往往承担了太多的使命，而忘记学术本身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