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稻
朝阳过山来，下田犹露湿。饷妇念儿啼，逢人不敢立。青黄先后收，断折僵偻拾。鸟鼠满官仓，于今又租入。
乡思
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
苦雨初霁
积阴为患恐沈绵，革去方惊造化权。天放旧光还日月，地将浓秀与山川。泥途渐少车声活，林薄初干果味全。寄语残云好知足，莫依河汉更油然。
陶弼
陶弼（一一五~一七八）字商翁，祁阳人，有“邕州小集”。他是位熟悉军事的诗人，作品已经十之八九散失。现存的诗里最长的一首“兵器”批评当时将领的昏庸，跟异族打了败仗，就怨武器不行：“朝廷急郡县，郡县急官吏；官吏无他术，下责蚩蚩辈。耕牛拔筋角，飞鸟秃翎翅；簳截会稽空，铁烹堇山碎。供亿稍后期，鞭朴异他罪。……是知用兵术，在人不在器，愿求谋略长，勿倚干戈锐。”这首诗颇为宋代所重视，可以表现他的思想。从其它的诗以及宋人笔记、诗话里引的断句看来，他擅长写悲壮的情绪，阔大的景象。
碧湘门
城中烟树绿波漫，几万楼台树影间。天阔鸟行疑没草，地卑江势欲沉山。
文同
文同（一一八~一七九）字与可，自号笑笑居士，梓潼人，有“丹渊集”。他跟苏轼是表亲，又是好朋友，所以批评家常把他作为苏轼的附庸。其实他比苏轼大十八岁，中进士就早八年，诗歌也还是苏舜钦、梅尧臣时期那种朴质而带生硬的风格，没有王安石、苏轼以后讲究词藻和铺排典故的习气。他有一首“问景逊借梅圣俞诗卷”诗，可以看出他的趋向：“我方嗜此学，常恨失所趋；愿子少假之，使之识夷途。
文同是位大画家，他在诗里描摹天然风景，常跟绘画联结起来，为中国的写景文学添了一种手法。泛泛的说风景像图画，例如：“峰次青松，岩悬赪石，于中历落有翠柏生焉，丹青绮分，望若图绣矣，这是很早就有的。具体的把当前风物比拟为某种画法或某某大画家的名作，例如：“律以皴法，类黄鹤山樵，或者：“只见对面千佛山上梵宫僧寮与那苍松翠柏高下相间，红的火红，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绿的碧绿，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枫夹在里面，仿佛似宋人赵千里的一幅‘瑶池图’”，这可以说从文同正式起头。例如他的“晚雪湖上寄景孺”：“独坐水轩人不到，满林如挂‘暝禽图’”；“长举”：“峰峦李成似，涧谷范宽能”；“长举驿楼”：“君如要识营邱画，请看东头第五重。”在他以前，像韩偓的“山驿”：“叠石小松张水部，暗山寒雨李将军”，还有林逋的“乘公桥作”：“忆得江南曾看着，巨然名画在屏风”，不过偶然一见；在他以后，这就成为中国写景诗文里去找绘画题材和布局的试探，都表示诗和画这两门艺术在北宋前期更密切的结合起来了。
早晴至报恩山寺
山石谗谗磴道微，拂松穿竹露沾衣。烟开远水双鸥落，日照高林一雉飞。大麦未收治圃晚，小蚕犹卧斫桑稀。暮烟已合牛羊下，信马林间步月归。
织妇怨
掷梭两手倦，踏茧双足趼。三日不住织，一疋才可剪。织处畏风日，剪时谨刀尺。皆言边幅好，自爱经纬密。昨朝持入库，何事监官怒？大字雕印文，浓和油墨污。父母抱归舍，抛向中门下；相看各无语，泪迸若倾泻。质钱解衣服，买丝添上轴；不敢辄下机，连宵停火烛。当须了租赋，岂暇恤襦袴？前知寒切骨，甘心肩骭露。里胥踞门限，叫骂嗔纳晚。安得织归心，变作监官眼！
晚至村家
高原硗确石径微，篱巷明灭余残晖。旧裾飘风采桑去，白袷卷水秧稻归。深葭绕涧牛散卧，积麦满场鸡乱飞。前溪后谷暝烟起，稚子各出关柴扉。
新晴山月
高松漏疏月，落影如画地。徘徊爱其下，及久不能寐。怯风池荷卷，病雨果坠。谁伴余苦吟？满林啼络纬。
曾巩
曾巩（一一九~一八三）字子固，南丰人，有“元丰类稿”。他以散文着名，列在“唐宋八家”里。他的学生秦观不客气地认为他不会作诗，他的另一位学生陈师道不加可否地转述一般人的话，说他不会作诗。从此一场笔墨官司直打到清朝，看来判他胜诉的批评家居多数。就“八家”而论，他的诗远比苏洵、苏辙父子的诗好，七言绝句更有王安石的风致。
西楼
海浪如云去却回，北风吹起数声雷。朱楼四面钩疏箔，卧看千山急雨来。
城南
雨过横塘水满堤，乱山高下路东西。一番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草色齐。
王安石
王安石（一二一~一八六）字介甫，临川人，有“临川文集”。他在政治上的新措施引起同时和后世许多人的敌视，但是这些人也不能不推重他在文学上的造就，尤其是他的诗，例如先后注释他诗集的两个人就是很不赞成他的人。他比欧阳修渊博，更讲究修词的技巧，因此尽管他自己的作品大部分内容充实，把锋芒犀利的语言时常斩截干跪得不留余地、没有回味的表达了新颖的意思，而后来宋诗的形式主义却也是他培养了根芽。他的诗往往是搬弄词汇和典故的游戏、测验学问的考题；借典故来讲当前的情事，把不经见而有出处的或者看来新鲜乱其实古旧的词藻来代替常用的语言。典故词藻的来头愈大，例如出于“六经”、“四史”，或者出处愈僻，例如来自佛典、道书，就愈见工夫。有时他还用些通俗的话作为点缀，恰像大观园里要来一个泥墙土井、有“田舍家风”的稻香村，例如最早把“锦上添花”这个“俚语”用进去的一首诗可能是他的“即事”。
把古典成语铺张排比虽然不是中两旧诗先天不足而带来的胎里病，但是从它的历史看来，可以说是它后天失调而经常发作的老毛病。六朝时，萧子显在“南斋书”卷五十二“文学传论”里已经不很满意诗歌“缉事比类……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锺嵘在“诗品”里更反对“补假”“经史”“故实”，换句话说，反对把当时骈文里“事对”、“事类”的方法应用到诗歌里去；唐代的韩愈无意中为这种作诗方法立下了一个简明的公式：“无书不读，然止用以资为诗”。也许古代诗人不得不用这种方法，把记诵的丰富来补救和掩饰诗情诗意的贫乏，或者把浓厚的“书卷气”作为应付政治和社会势力的烟幂。第一，从六朝到清代这个长时期里，诗歌愈来愈变成社交的必需品，贺喜吊丧，迎来送往，都用得着，所谓“牵率应酬”。应酬的对象非常多，作者的品质愈低，他应酬的范围愈广，该有点真情实话可说的题目都是他把五七言来写“八股”、讲些客套虚文的机会。他可以从朝上的皇帝一直应酬到家里的妻子──试看一部分“赠内”、“悼亡”的诗；从同时人一直应酬到古人──试看许多“怀古”、“吊古”的诗；从傍人一直应酬到自己──试看不少“生日感怀”、“自题小像”的诗，从人一直应酬到物──例如中秋玩月、重阳赏菊、登泰山、游西湖之类都是“儒林外史”里赵雪齐所谓“不可无诗”的。就是一位大诗人也未必有那许多真实的情感和新鲜的思想来满足“应制”、“应教”、“应酬”、“应景”的需要，于是不得不像“文心雕龙”“情采”篇所谓“为文而造情”，甚至以“文”代“情”，偷懒取巧，罗列些古典成语来敷衍搪塞。为皇帝做诗少不得找出周文王、汉武帝的轶事，为菊花做诗免不了扯进陶潜、司空图的名句。第二，在旧社会里，政治的压迫和礼教的束缚剥夺了诗人把某些思想和情感坦白抒写的自由。譬如他对国事朝局的愤慨、在恋爱生活里的感受，常常得指桑骂槐或者移花接木，绕了个弯，借古典来传述；明明是时事，偏说“咏史”，明明是新愁，偏说“古意”，甚至还利用“香草美人”的传统，借“古意”的形式来起“咏史”的作用，更害得读者猜测个不休。当然，碰到紧急关头，这种烟幂未必有多少用处。统治者要兴文字狱的时候，总会根据无火不会冒烟的常识，向诗人追究到底，例如在“乌台诗案”里，法官逼得苏轼把“引证经传”的字句交代出来。除掉这两个社会原因，还有艺术上的原因；诗人要使语言有色泽、增添深度、富于暗示力，好去引得读者对诗的内容作更多的寻味，就用些古典成语，仿佛屋子里安放些曲屏小几，陈设些古玩书画。不过，对一切点缀品的爱好都很容易弄到反客为主，好好一个家陈列得像古董铺子兼寄售商店，好好一首诗变成“垛叠死人”或“牵绊死尸”。
北宋初的西昆体就是主要靠“挦撦”──锺嵘所谓“补假”──来写诗的。然而从北宋诗歌的整个发展看来，西昆体不过像一薄层、一小圈的油花，浮在水面上，没有在水里渗入得透，溶解得匀；它只有极局限、极短促的影响，立刻给大家瞧不起，并且它“挦撦”的古典成语的范围跟它歌讠永的事物的范围同样的狭小。王安石的诗无论在声誉上、在内容上、或在词句的来源上都比西昆体广大得多。痛骂他祸国殃民的人都得承认他“博闻”、“博极群书”；他在辩论的时候，也破口骂人：“君辈坐不读书耳！”又说自己：“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所以他写到各种事物，只要他想“以故事记实事”──萧子显所谓“借古语申今情”，他都办得到。他还有他的理论，所谓“用事”不是“编事”，“须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这也许正是唐代皎然所说“用事不直”，的确就是后来杨万里所称赞黄庭坚的“妙法”，“备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后面选的“书湖阴先生壁”里把两个人事上的古典成语来描写青山绿水的姿态，可以作为“借事发明”的例证。这种把古典来“挪用”，比了那种捧住了类书，说到山水就一味搬弄山水的古典，诚然是心眼儿活得多，手段高明得多，可是总不免把借债来代替生产。结果是跟读者捉迷藏，也替笺注家拉买卖。流传下来的、宋代就有注本的宋人诗集从王安石集数起，并非偶然。李壁的“王荆文公诗笺注”不够精确，也没有辨别误收的作品，清代沈钦韩的“补注”并未充分纠正这些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