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八年。圣祖谕浙江巡抚李本晟曰：“近来兵多不能调和，尔应尽心料理，每见各省督抚料理事务，所见只在一省，不能通行，凡事应悉心区划，从天下大计起。李本晟奏曰：“目前惟兵最急，民富则国裕，民穷则饷兵无从而办。”圣祖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古今不易之理也。”
康熙二十三年，圣祖谕大学士等曰：“朕凡裁决政务，必求致当，故于部院奏章，虽小事亦未尝不尽心详酌。近见户刑二部奏事，至为繁冗，是皆钱粮刑名所关，若丛集一时，不加详阅，恐有遗误。前此奏章，俱三日一送，自今两日一送，又便从容详览。”
是年，圣祖幸金山，乘沙船渡扬子江，风浪恬静，舟行甚速。谕待臣曰：“自兵兴以来。恢复岳州，长沙、多得舟楫之力。今海宇承平，昔时战舰，仅供巡幸渡江之用。然安当思危，治不忘乱，朕乘此舟，未尝不念艰难用武之时，非以游观为乐也。”
是年，圣祖谕讲官等曰：“朕于政事，无论大小，从未有草率完结者。
每在宫中默坐，即以天下事经营筹划于胸中。简任督抚之时，又必详加察访，盖一方大吏贤能，自能表率僚属。今贪墨之风，未必尽除，然激劝澄清，正欲使之潜移默化也。”
康熙二十八年。大学士、九卿等奏：“近闻山东、河南大雨沾足，直隶大名诸府皆有雨，京城昨晚亦已得雨。皇上于宫中日日虔祷，朝夕儆惕，茹素修省，忧劳过甚，请稍舒睿怀，以颐养圣躬。”圣祖曰：“朕可与他人比耶？先人而忧，后人而乐，理固宜然。近因久旱无雨，忧劳过甚，以致癯弱。
人或可欺，天亦可欺耶？日前祈雨，朕虽未躬往，而每次祈祷，朕皆竭诚斋戒。荷天之眷，得降雨泽，此后雨泽沾足，朕庶解焦劳也。”
康熙二十九年。圣祖谕大学士、九卿，詹士、科道曰：“尔等诸臣称雨泽沾足，固当欢悦，但去年大旱，民困未苏。昔汉文帝为三代以下令主，贾谊犹以处
厝火积薪之上而谓无危为喻，以今较之，可无虑乎？且今虽得雨，不知夏秋若何，其当远虑深思，愈加轸恤，何得称庆？”
康熙二十九年。圣祖谕大学士、部院大臣等曰：“今朕躬已愈，但因灼艾，未御乾清门耳。朕听政三十年来，无日不见诸大臣，共相谘议。今处宫中，虽日理奏章，未尝废事，而与诸大臣悬隔，思之如有所失，且旗下引见题补诸事，恐致壅滞，向有大臣奏事乾清宫之例，自明日始，仍如常进乾清宫启奏。”
康熙三十年。工部等衙门议复古北口总兵官蔡元疏言，古北口一带边墙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应如所请。圣祖谕大学士等曰：“蔡之所奏，未谙事宜。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奏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服，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蔡元见未及此，其言甚属无益，谕九卿知之。”
先是，康熙四十六年，圣祖谕大学士温达等曰：“顷因刑部汇奏事内有一字错误，朕以朱笔改正发出。内外各衙门奏章，朕皆一一全览。外人谓朕未必通览，故朕一应本章，见有错字，必行改正。其繙译不堪者，亦改削之。
当用兵时，一日有三四百本章，朕悉亲览无遗；今一日中仅四五十本章而已，览之何难？一切事务，不可少有怠慢之心也。至五十谕大学士等曰：“朕理机务年久，阅本甚速，凡一应奏折及绿头牌，顷刻即能详阅。前尚书穆和伦数次奏事，意朕未加详阅，复行奏请，朕将事内缘由指明，穆和本乃默然无言而退。且朕阅事，不止于速，凡一经目，断不遗忘。一应奏章及汇题案件，无不详阅，有差误字句，朕必朱笔更改发出。”
康熙五十六年。圣祖谕大学士等曰：“自古人主多厌闻盗贼水旱之事，殊不知凡事由微至钜，豫知而备之，则易于措办。所以朕于各省大小事务，惟欲速闻知也。即如各省来京之人，从福来者，朕以浙江米价询之；自江南来者，朕以山东米价询之。伊系经过之地，必据陈奏，即彼省大吏，知不可隐，亦皆能实奏。米价既已悉知，则年岁丰歉，亦可知矣。”
是年，又谕大学士等曰：“为君之道，要在安静，不必矜奇之异。亦不可徒为夸大之言。程之曰：“人不学不为圣人，皆自弃也。此语亦属太过，尧舜之后岂复有尧舜乎？昔人有言，孟子不足学，须学颜子。此皆务大言不务实践者。朕自幼喜读性理书，千言万语，不外一敬字。人君治天下，但能居敬，终身行之足矣。尝论敬行简曰，观民气之静躁，而政之得失可知也；观政事之繁简，而治之隆替可知也。上古之世，淳淳闷闷，执契而自平，结绳自治，猗欤盛矣。自禅继相承，创守代见，张弛因革，道非一端，约而举之。其正简者治隆，其政繁者其治替，此古今不易之理，虽百世而可知也。
虽然，此特就其所行者言之耳。若夫宰治之原，则有至要者存焉，使操之无本。而以一简为主，则任法之弊，必尚于综核。省事之渐，必流于丛脞。秦之衡石程书，晋之清言招祸，其所失均也，必也主之以至一，本之以无私，正心以穷理，而是非不得淆其中。虚己以知人，而邪正不得淆其外。夫然后见之措施，清静画一，无为而治，事有不期简而自简者，故曰君子之学大居敬。”
是年，圣祖御乾清宫东暖阁，召诸王子及满汉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人，谕曰：“朕少时天禀甚壮，从未知有疾病。今春始患头晕，渐觉消瘦。至秋月塞外行围，蒙古地方水士甚佳，精神日健，颜貌加丰，每日骑射，亦不觉疲倦。回京之后，因皇太后违和，心神忧瘁，头晕频发，有朕平日所欲言者，今特召尔等面谕，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敬天法祖之实，在柔远能迩，休养苍生，公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体群臣，子庶民，保邦于未危，致治于未乱，夙夜孜孜，寤寐不遑，宽严相济，经权互用，以图国家久远之计而已。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当兵及京城，诸大臣咸奏云当取，太宗皇帝曰：“明与我国素非和好，今取之甚易，但念中国之主，不忍取也。’后流贼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自缢，臣民相率来迎，乃翦灭闯寇，入承大统。
昔项羽起兵攻秦，后天下卒归汉，其初汉高祖一泗亭上长耳！元末陈友谅等并起后，天下卒归于明，其初明太祖一皇觉寺僧耳！我朝承绪先烈，应天顺人，抚有区宇，以此见乱臣贼子，无非为真主驱除也。朕年将七旬，在位五十余年者，实赖天地宗社之默佑，非予凉德之所致也。朕自幼读书，古今道理，粗能通晓，凡帝王自有天命，应享寿考者，不能使之不享寿考；应享太平者，不能使之不享太平。自黄帝甲子至今四千三百五十余年，称帝者三百有余。但秦史以前，三代之事，不可全信。始皇元年至今一千九百六十余年，称帝而有年号者，二百一十有一。朕何人斯，自秦汉以下，在位久者，朕为至首。古人以不矜不伐，知足知止者，为能保始终。览三代而后，帝王践祚久者，不能贻令闻于后世。寿命不长者，罔知四海之疾苦。朕已老矣，在位久矣，未卜后人之议论如何，而且以目前之事，不得不痛哭流涕，豫先随笔自记，而犹恐天下不知吾之苦衷也。自古帝王多以死为忌讳，每观其遗诏，殊非帝王语气，并非中心之所欲言，此皆昏瞀之际，觅文臣任意撰拟者。朕则不然，今豫使尔等知朕之血诚耳，当日临御至二十年，不敢逆料至三十年，三十年不敢逆料至四十年。今已五十七年矣，《尚书。洪范》所载：“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以考终命列于第五者，诚以其难得数也。今朕将七十，子孙曾孙百五十余人，天下粗安，四海承平，虽不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赅括耶？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史论概以为侈，然自耽于酒色所致，此皆书生好为讥评，虽纯全尽美之君，亦必抉摘瑕疵，朕为前代帝王剖白，盖由天下事繁，不胜劳惫之所致也。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仅诸葛亮一人耳！若帝王仔肩甚重，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比拟！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此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如舜虽称无为而治，然身殁于苍梧，禹乘四载，联于胝足，终于会稽，似此皆勤劳政事。巡行周历，不遑宁处，岂可谓之崇尚无为清静自持平？《易》遯卦六爻，未尝言及人主之事，可见人主原无宴息之地，可以退藏，鞠躬尽瘁，诚谓此也。诸人每云，帝王当举大纲，不必兼综细务，朕心窃谓不然，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时不谨，即贻千百世之患。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故朕每事必加详慎。即如今日留一二事未理，明日即多一二事矣。若明日再务安闲，则后日愈多壅积。万机至重，诚难稽延。故朕莅政，无论钜细，即奏章内有一字之讹，必为改定发出。盖事不敢忽，天性然也。五十余年，每多先事绸缪，四海兆人，亦皆戴朕德意，岂可执不兼综细务之言乎？朕自幼强健，筋力颇佳，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握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伏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