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治学方法5
我再举一个训诂学的例。清代讲训诂的方法，到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两人，方才完备。二王以后，俞樾、孙诒让一班人都跳不出他们两人的范围。王氏父子所著的《经传释词》，可算得清代训诂学家所著的最有统系的书，故我举的例也是从这部书里来的。古人注书最讲不通的，就是古书里所用的“虚字”。“虚字”在文法上的作用最大，最重要。古人没有文法学上的名词，一切统称为“虚字”（语词、语助词等等），已经是很大的缺点了。不料有一些学者竟把这些“虚字”当作“实字”用，如“言”字在《诗经》里常作“而”字或“乃”字解，都是虚字，被毛公、郑玄等解作代名词的“我”字，便更讲不通了。王氏的《经传释词》全用归纳的方法，举出无数的例，分类排比起来，看出相同的性质，然后下一个断案，定他们的文法作用。我要举的例是用在句中或句首的“焉”字。
“焉”字用在句尾，是很平常的用法。例如“殆有甚焉”，“必有事焉”，都作“于此”解，那是很容易的。但是“焉”字又常常用在一句的中间或一句的起首，他的功用等于“于是”、“乃”、“则”一类的状词，大概是表时间的关系，有时还带着一点因果的关系。王氏举的例如下：
（1）《礼记月令》，“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备具于天子，天子焉（于是）始乘舟”。
（2）《晋语》，“尽逐群公子，乃立奚齐，焉（于是）始为令于国”。
（3）《墨子鲁问》，“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于是）始为舟战之器”。
（4）《山海经大荒西经》，“夏后开焉（于是）始得歌九招”。
（5）《祭法》，“坛有祷，焉（则）祭之；无祷乃止”。
（6）《三年问》，“故先王焉（乃）为之立中制节”。
（7）又，“焉使倍之，故再期也”。
（8）《大戴礼王言》篇，“七教修，焉（乃）可以守；三至行，焉（乃）可以征”。
（9）《曾子制言》篇，
“有知，焉（乃）谓之友；无知，焉谓之主”。
（10）《齐语》，“乡有良人，焉（乃）以为军令”。
（11）《吴语》，“吾道路悠远，必无有二命，焉（乃）可以济事”。
（12）《老子》，“信不足，焉（于是）有不信”。
（13）《管子幼官》篇，“胜无非义者，焉（乃）可以为大胜”。
（14）又《揆度》篇，“民财足则君赋敛焉（乃）不穷”。
（15）《墨子亲士》篇，“焉（乃）可以长生保国”。
（16）又《兼爱》，“必知乱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
（17）又《非攻》，“汤焉（乃）敢奉率其众以乡有夏之境”。
（18）《庄子则阳》篇，“君为政，焉（乃）勿卤莽；治民，焉（乃）勿灭裂”。
（19）《荀子议兵》篇，“若赴水火，入焉（则）焦没耳”。
（20）又，“凡人之动也，为赏庆为之，则见害伤焉（乃）止矣”。
（21）《离骚》，“驰椒邱且焉（于是）止息”。
（22）《九章》，“焉（于是）洋洋而为客”，“焉（于是）舒情而抽信兮”。
（23）《九辩》，“国有骥而不知乘兮，焉（乃）皇皇而更索”。
（24）《招魂》，“巫阳焉（乃）下招曰”。
（25）《远游》，“焉（乃）逝以徘徊”。
（26）僖十五年《左传》，“晋于是乎作爰田，晋于是乎作州兵”。《晋语》作“焉作辕田，焉作州兵”。是“焉”与“于是”同义。
（27）《荀子礼论》篇，“三者偏亡，焉无安人”。《史记礼书》用此文，焉作则。《老子》，“故贵以身为天下，则可寄天下”。《淮南道应训》引此，则作焉。是“焉”与“则”同义。
这种方法，先搜集许多同类的例，比较参看，寻出一个大通则来：完全是归纳的方法。但是以我自己的经验看起来，这种方法实行的时候，决不能等到把这些同类的例都收集齐了，然后下一个大断案。当我们寻得几条少数同类的例时，我们心里已起了一种假设的通则。有了这个假设的通则，若再遇着同类的例，便把已有的假设去解释他们，看他能否把所有同类的例都解释的满意。这就是演绎的方法了。演绎的结果，若能充分满意，那个假设的通则便成了一条已证实的定理。这样的办法，由几个（有时只须一两个）同类的例引起一个假设，再求一些同类的例去证明那个假设是否真能成立：这是科学家常用的方法。假设的用处就是能使归纳法实用时格外经济，格外省力。凡是科学上能有所发明的人，一定是富于假设的能力的人。宋儒的格物方法所以没有效果，都因为宋儒既想格物，又想“不役其知”。不役其知就是不用假设，完全用一种被动的态度。那样的用法，决不能有科学的发明。因为不能提出假设的人，严格说来，竟可说是不能使用归纳方法。为什么呢？因为归纳的方法并不是教人观察“凡天下之物”，并不是教人观察乱七八糟的个体事物；归纳法的真义在于教人“举例”，在于使人于乱七八糟的事物里面寻出一些“类似的事物”。当他“举例”时，心里必已有了一种假设。如钱大昕举冲中、陟、直赵、竺等字时，他先已有了一种“类”的观念，先有了一种假设。不然，他为什么不举别的整千整万的字呢？又如王氏讲“焉”字的例，他若先没有一点假设，为什么单排出这些句中和句首的“焉”字呢？汉学家的长处就在他们有假设通则的能力。因为有假设的能力，又能处处求证据来证实假设的是非，所以汉学家的训诂学有科学的价值。道光年间有个方东树作了一部《汉学商兑》，极力攻击汉学家，但他对于高邮王氏的《经义述闻》，也不能不佩服，不能不说“实足令郑、朱俛首，自汉、唐以来未有其比”。这可见汉学家的方法精密，就是宋学的死党也不能不心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