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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状况或者，人与上帝意志的关系不是被想像作原型与摹本之间的关系，而是表现在制定的法律中的立法者的意志与法律所应用的个别事例之间的关系。洛克认为，通过思考世界上的各种道德事实能够学会上帝的法律。那种法律授与我们在上帝的法庭上辩护的某些权利，从中可以推断出一种有效的政治学。
我们认识我们的权利就和认识上帝的法律一样肯定。
洛克写道："人是万能的和无限智慧的造物主创造出来的，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主宰的仆人，奉他的命来到世上为他做事；人是他的创造物，是他的财产，是他的而非彼此的意志使他们存在下去；人具有同样的机能，生活在同一个自然界里；正因为如此，不能设想我们之间有任何从属关系，使我们有权彼此毁灭，仿佛我们生来是供彼此利用，就像低等动物生来是供我们利用一样。"①当美国独立战争的领袖们在寻找反对乔治三世的凿实论据时，他们同样在"上帝赋与人类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个事实中找到了它。
卢梭和他的法国信徒们把这些权利安置在一个假想的社会契约基础上。
人类的权利基于契约犹如大象站在乌龟背上，尽管契约本身，和乌龟一样，是什么都支撑不了的。
在这一点上，边沁在人类幽默感的支持下，把从天赋权利推断出来的整个政治学概念扔在一旁。
他问道："天赋权利是样什么东西，造物主又住在哪里，特别是在造物主最多的①洛克：《政府论上篇》，1690年，1820年版第191页——
95第四章
政治推理的材料38无神论者镇？"边沁本人认为他已经在一切人都寻求快乐而逃避痛苦这个事实中找到了标准。在这一点上，人是可以相衡量和比较的。政治学和法学因此可以跟物理学或化学在同样意义上成为实验科学。边沁写道："我目前的著作，还有其他已经发表或行将发表的关于立法问题或道德科学任何其他部门的著作，都试图把实验的推理方法从自然科学扩充到道德科学。"边沁的"快乐和痛苦"标准在许多方面是比"天赋权利"前进了一大步。
首先，它奠基于一个众所公认的事实：一切人显然都感受快乐和痛苦。这个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测量的。例如，可以计算今年一次印度饥荒的灾民人数，并把它与去年的灾民人数相比较。同样明显的是，有些痛苦和快乐比其他痛苦和快乐来得强烈，因此同一个人在特定的几秒种里可以体验到不同数量的快乐或痛苦。尤其是，快乐和痛苦的标准对于政治思想家本人是客观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引用了边沁在谈到所有一切同他的功利主义相抗衡的哲学时说的一句话："它们都千方百计回避运用任何客观标准的义务，而劝说读者把作者的感情或意见当作论据本身加以接受。"因此，一个边沁主义者，无论他是个像格罗特或莫尔斯沃思那样的议会议员，还是个像查德威克那样的官员，还是个像弗朗西斯。普莱斯那样的做组织工作的政客，总是能够通过研究关于居住在大英帝国的各个阶级和种族的数字比例、收入、工时、疾病死亡率等统计资料来检验自己对"财——
9648第一部分问题的状况产权利"、"恶意的鼓动者"、"宪法精神"、"侮辱国旗"等等的感触。
但是，作为一门完整的政治科学，边沁主义已经不行了。
快乐和痛苦的确是人性的因素，然而它们并非是对政治家重要的唯一因素。边沁主义者肆意歪曲词的意义，力图把诸如本能冲动、古老传统、习惯或个人特性和种族特性等动机全都作为快乐和痛苦的形式加以分类。但是他们失败了，探索有效政治推理基础的工作必须由比边沁及其信徒更加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而对绝对成功不太自信的一代人来从头做起。
在探索中，一件事至少是愈来愈清楚了。我们必须找到尽可能多适当的和可以测量的人性因素，同时必须努力使它们全都在政治推理中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在收集政治学的材料时，应当采取生物学家的方法（生物学家试图查明一群相关的生物中能观察和测量到多少共同的特征）,而不应当采取物理学家的方法（物理学家从整个物质世界所共有的单独一种特征中构成或习惯于构成一门科学）。
收集到的事实因为数量多，必须加以整理。我认为，为方便计，研究政治的人可以把它们分成三大类：关于人的类型的说明性事实；关于从个人或一群人身上观察到的那种类型的遗传变异的量的事实；关于人降生在其中的环境以及该观察到的环境对人的政治行为和冲动的影响的量的事实和说明性事实。
医科学生已经力图尽可能多地掌握与他的学科有关的关于人的类型的事实。例如，在他可望考试及格之前必须学会——97第四章
政治推理的材料58的单单关于典型的人体解剖的说明性事实就有好几千。如果他要把它们牢牢记住以便今后在实践中应用，就必须仔细地把它们分门别类。例如，他可能会发现，只要把有关人眼构造的事实同它们的进化史联系起来，或者把有关手的骨骼的事实同X光片上的手的视觉形象联系起来，就最容易记住，也记住得最准确。
有关人体构造变异的量的事实，医科学生是以统计方式收集的，如果他想获得公共卫生文凭，就必须获得有关环境卫生的主要事实。
实习教师在实习期间也学会一系列有关人的类型的事实，虽然就他而言，这些事实要比医学教科书里的少得多，准确性差得多，编排也大为不便。
如果政治学研究者遵循这样一种安排方法，他在课程开始时至少要掌握一篇心理学论文，论文中包含所有那些已被经验证明对政治学有用的人的类型的事实，并且编排得使学生的知识在需要时最容易回忆起来。
然而，眼下攻读最负盛名的政治理论著作来接受专业训练的政治研究者们仍然处于学习希披克拉底①或盖伦②的著作的医科学生的境地。他被讲授少数孤立的、因而是歪曲的关于人的类型、关于快乐和痛苦的事实以及意念的联想或习惯的影响。他被告知说，这些事实是从人性的其他事实中挑①希披克拉底（公元前460-360?）:古希腊名医，世称医学之父——译者②盖伦（130?-20?）:古希腊名医——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