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答案不是从一个而是要从几个"未知数"当中寻找时，——114201第一部分
问题的状况定量方法的本质也不会改变。以伦敦提供最佳类型的小学这个问题为例。如果假定只提供一种类型的学校，问题将以和会议厅的面积问题相同的方式提出。但是，伦敦大多数地区都可能在每个儿童步行距离内设立四、五个不同类型的学校，问题就变成如何选择少数类型的学校以使学生和课程之间的"不适合"程度尽可能小。如果我们认为儿童的天资（或"聪颖"）多少有些差异，问题就变成如何使学校类型适合于一个相当精确的智力差异多边形。最佳结果可能是设立五种类型的学校，分别代表百分之二天资最聪慧的、百分之十较次的、百分之七十六居间的、百分之十低智的以及百分之二"智力有缺陷的".
这就是说，地方当局必须按照那种比例提供中等学校、高智学校、普通学校、低智学校、以及弱智学校。
营养及其他家庭环境的普遍改善可能使差异多边形变"陡"（亦即使更多的儿童接近正常标准）,或者可能增加显示非凡遗传聪慧的儿童的数目从而使多边形"变平";无论哪种情况都会使学校类型之间或甚至类型数目之间的最佳比例发生令人满意的变化。
要敦促一群政治家就画出表示通过在城市工业人口中逐步满足由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个名词所表明的那些需要而获得的社会利益的曲线达成一致意见就更难了。不过，可以使政治家承认，为此目的而画出曲线是一个观察和调查问题，个人和国家之间社会义务的最佳分配将在这一点或那一点相交。对于许多社会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来说，尝试用这种方法思考他们的问题是一个极其宝贵的锻炼。如果要求一——
115第五章
政治推理的方法301个社会主义者和一个个人主义者问自己："多少社会主义？"或"多少个人主义？"那么，即使在一人回答"只要个人主义，不要社会主义，"而另一人回答"只要社会主义，不要个人主义，"这种讨厌的情况下，也可以得出一个进行认真讨论的基础。
当然，每个向社会主义或个人主义发展的阶段都改变问题的其他要素的性质，或者诸如印刷术、代议政体、文官考试，功利主义哲学等发明可能大大满足社会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的欲望，这些事实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但是并不改变其量的性质。关键的一点是：就一个政治思想家能够采取马歇尔教授称为的量的推理法而言，他的词汇和方法不是经常暗示一种虚假的单纯，而是指明他所处理的每一个事例都和另一个事例不同，每一个果都是许多能变的因的作用，因此，除非考虑到一个行为的全部条件及其相对重要性，那么，对这个行为的结果的估计就不可能是准确的。
但是，如果一个政治家既不是处理一个像建造大厅或学校那样明显是量的问题，也不是企图赋与像社会主义或个人主义这类抽象名词以量的意义，而是处理负责的立法的巨大复杂性，这种量的方法又可能使用到什么程度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先来看看某位政治家思考一个重大体制问题的方式，这对于我们是大有裨益的。
就拿莫利先生在《格莱斯顿传》中所谈格莱斯顿在185-86年的秋天和冬天对爱尔兰自治法案的思考来举例吧。我们获知，格莱斯顿在过去好些年里就已经断断续续为爱尔兰问题焦思苦虑，而现在他自称是"不断地思考这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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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状况题，"并"通过研究和反思来作好准备。"他首先必须考虑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感情状况，并估计这种状况在什么程度上以及在什么影响下可望改变。关于英国人的感情，他说："我期望许多人心中慢慢地、健康地蕴酿着最后的结果。"另一方面，爱尔兰人的自治愿望是不会改变的，在他的问题期限内，应该看作是"固定的".不过，无论在英格兰还是在爱尔兰，他认为"相互的依恋"都可能会增强。
在就赞成某种地方自治下定决心之前，格莱斯顿研究了每一种可行办法，特别是发展爱尔兰郡政府或者所有三个联合王国都参加的联合组织。他零零落落地从奥匈帝国、挪威和瑞典，以及"殖民型"政府的历史中得到启发。他差不多每天都读伯克的著作，并惊呼"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关于爱尔兰和美国的知识宝库！"他从迪西①的《宪法研究导论》中论半主权议会的一章获得了不少教益。他设法从私人密谈中的新鲜观点并通过想像"文明世界"会有什么想法来看这个问题。当他接近他的主题时，他已经有了"韦尔比和汉密尔顿专门为他编制的数字"统计报告，举行过"关于财政和土地的秘密会议",而且在爱尔兰对帝国税收的贡献应当是十五分之一还是二十分之一这个问题上差点同巴涅尔②决裂。
①迪西（1835-192）:英国法学家，其所著《宪法研究导论》（185年）被认为是英国宪法的一部分——译者②巴涅尔（1846-1891）: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爱尔兰自治派领袖——译者——
117第五章
政治推理的方法501在格莱斯顿的估计中，时间和人是重要因素。如果索尔兹伯里①勋爵愿意实行某种爱尔兰自治措施的话，问题就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如果大选结果产生了一个独立于爱尔兰和保守党之外的自由党多数，也会同样如此；而莫利先生则说他的全部估计的基础是"自由和自治的所有伟大永恒之举对他的不可抗拒的吸引".
莫利先生的叙述最多只涉及格莱斯顿在这几个不断思考的月份里头脑里必然存在着的一小部分问题。比方说，没有提到宗教，没有提到军事形势，也没有提到永远存在着的对自治施加限制的可能性。但是已足够说明一个政治家在考虑一项新政策将会有什么影响时政治思考的复杂性。
那么，格莱斯顿的最后决定又是用什么逻辑方法作出的呢？
比方说，他是处理一系列简单的问题呢，还是只处理一个复杂的问题？我认为，很清楚，一些孤立的、相当简单的推理会接踵而至；但是，同样清楚的是，格莱斯顿的主要思维努力是使他头脑里所有辛辛苦苦收集起来的材料同整个问题协调。这一点已由在这个时期内密切参加格莱斯顿的脑力劳动的莫利先生的一段说明他自己想法的引文所强调。
莫利先生引用加德纳教授的话说："历史学家冷静地、随心所欲地解剖一个人的思想，并且把它们像博物学家的陈列室里的标本那样贴上标签。他们一口咬定，做这件事纯粹是①索尔兹伯里（1830-1903）:英国首相，保守党领袖——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