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委员会所搜集的证据不是为了说明已经用其他方法确立了的总的命题，而是为量的问题提供量的答案；所——122011第一部分
问题的状况有的例证都按照一个熟知的统计规划积累起来，直到计算结果重复出现说明进一步积累已无意义为止。
1834年，在处理济贫法的政治机器时，只消摆道理说，由于人人都谋求自身利益，纳税人会选举一些尽其所知促进全社会利益的保护者，条件是设立一些代表所有地方利益的选区，选举权则按每个纳税人利益的比例授予。至于设立的选区是新的还是旧的，当选者有没有其他任务，在当时似乎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另一方面，在1908年，感到有必要探究可能在选举中影响纳税人或候选人心理的一切事由，并利用一切可以获得的证据来评估它们的相对重要性。例如，必须研究，在人们保持与议会选举及市议会选举有关的政治行动习惯的选区里，投票率是否最高；一次涉及除济贫法管理外其他问题的选举是否更可能在选民中引起兴趣。还有，如果一个选区一年中不止进行一次选举，从投票百分率可以发现选民对每次额外选举的热情会顺着一根急剧下降的曲线减退。
因此，委员会或议会就政府政策和选举机构作出的最后决定必须用主要是量的方法使所有这些和其他许多需要考虑的事情平衡起来。也就是说，这根最后与由证据表示的曲线相交的线赋予把担心未来作为发奋图强动机的重要性，或者赋予把个人健康作为提高个人效能的重要性，要比如果把两者中的任何一个作为唯一需要考虑的因素而赋予的重要性来得小。如果不是为了节省当选代表的精力，"官僚"将会比要求的多，如果不是为了保持公众的同情和同意，官僚将会比——
123第五章
政治推理的方法11要求的少。在整个论证过程中，英国人民将不会被（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所说的）"按照平均数或总数"看待，而是被看作包含许多个别的人，这些人能按照他们的胆力和体力、"性格"以及对未来的各种想法影响他们目前行为的程度排列在"差异多边形"上。
再有，自从1834年以来，讨论济贫法报告的公众也发生了变化。如今，报纸撰稿人在讨论贫困问题时，不再使用诸如"穷人"、"劳工阶级"或"下等阶级"这类应用于整个社会阶级的笼统字眼，而是倾向于使用表达对各种差异的量的估计的字眼，例如"十分之一的底层阶级"或"不能被雇用者",而每个报纸读者都对商业部月度报表中记录工会会员实际失业状况的季节和周期变动的统计数字相当熟悉。
关于政治思维里这种从质的论证形式到量的论证形式的转变，还可以举出其他许多例子。不过，也许只要举一个有关国际政治的例子就够了。六十年前，主权是一个简单的质的问题。奥斯汀①曾经论证说，任何地方都必须有个主权者，而主权无论在专制国家手里，还是在共和国手里，都必须是绝对的。但是，185年为了防止瓜分非洲引起一系列像瓜分美洲所引起的战争那样长的欧洲战争而在柏林召开的会议，却迫于面临问题的复杂性，不得不按照量的方针来解决主权问题。因此，自从185年以来，大家都十分熟悉当时为了表达主权的等级而杜撰的名词："有效占领"、"腹地"、"势力范①奥斯汀（1790-1859）:英国法学家——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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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状况围"——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也许还增加了一个最低等级："合法志愿范围".现在，决定某一特定地区是否是英国的领土，就像决定一根含有一定百分比的碳的棒应当叫铁或者钢那样，已经平凡之极了。
甚至在思考所观察到的政治事实的最细小部分时，有些人也不受忽视个别差异的诱惑。我认得一个人，他在为工业立法建立一个统计基础方面也许比英国任何其他人贡献更大，记得他曾经告诉我说，他用一整天时间把数千次"铁路事故"（每次事故的环境都和任何其他事故不同）分成几大类，而他感到自己就像《笨拙》画报中那个狼狈的搬运工，必须把大自然的种种精妙之物按照他的公司的不精妙的价目表予以安排。他引用搬运工的话说："猫是狗，豚鼠是狗，可这个乌龟是条虫。"但是，必须经常牢记于心：量的思维并不一定甚至并不笼统地意味着按照统计数字来思考。数字抹煞标上数字的单位之间的一切差别，它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总是代表各种量的事实的准确方法。例如，一张相片有时可能比一行数字更接近量的真实，更容易记住，更有利于论证和验证。我看到过的最精确的量的政治文件要算是一套进酒鬼收容所的女人的照片。照片比任何类似测量记录更精确地说明了身体组织和神经组织的种种变化。一个医生委员会可以容易地把照片按照一系列越益严重的变态予以编排，并显示一个"边际"女人的照片，对于这个女人，在考虑到费用以及最好鼓励个人负责之后，国家应该暂时或永远予以收容。任何人看——
125第五章政治推理的方法31过这个记录都不会忘记。
的确，政治思想家有时必须模仿桌椅匠，桌椅匠在做一件特别精致的活儿时不用最精细的折尺而靠触觉进行量的估计。如果一群出身、教育和思想类型各不相同的人首先对一系列涉及诸如增加或减少国家干预的政策的可能结果大致达成协议，然后找出他们的"喜欢"在哪一点上变成"不喜欢",一个政治问题的最精确估计也就出来了。
人是人的尺度，即使他在每一情况下选择最不受能力不足影响的测量方法，他仍然是在使用定量的方法。但是，正是在数字估计不可能或不合适的情况下，政治家可能通过有意识地使用量的概念获得最大帮助。
曾有人反对采用隐含的或明确的量的政治推理方法，说是这样势必要使根本不相同的事物互相平衡。他们问，如何使包含在一场持久战中的民族荣誉的边际单位与被认为是其等价物的附加税边际单位平衡起来？如何使用在科学基金上的最后一个金镑与用在一位已故科学家的纪念碑或养老金计划最后一项细节上的最后一个金镑平衡起来？
回答显然是：政治家必须干，干就会使他面对的一切可行办法获得平衡。财政大臣在年度分配补助金和减免税款方面所做的平衡工作，与一个在圣诞节有一、二个金镑可花的老百姓到底是把钱用来订一份《中国传道》还是在厨房和餐厅之间安装一扇旋转门所做的平衡工作，性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
一个更严重的反对意见是，在政治中不应该从量的角度进行思维，这样做会把一般的原则考虑断送掉。
"逻辑原则"——126411第一部分问题的状况也许只是大自然的精妙之物的不适当代表，但是如果把逻辑原则放弃掉，就变成一个纯粹的机会主义者了。
在这些反对者的头脑里，从简单原则进行推理思维的唯一替换物似乎是标洛①公爵在德国国会就普选发表的演说中的看法。据报道，标洛说了这样一番话："只有最教条的社会党人仍旧把直接普选看作偶像和一贯正确的教条。他本人并不崇拜偶像，也不相信政治教条。一个国家的幸福和自由并不整个地或部分地依靠它的宪法或选举权的形式。倍倍尔②先生曾经说过，总的来说，他喜欢英国的状况甚于喜欢法国的状况。
但是，英国的选举权并不是普遍、平等和直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