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第一章政治道德121人".
在达尔文之前一个世纪，他像斯威夫特①和柏拉图一样，能够以绝对的超脱把他的同胞当动物看待。他认为，他本人是"社会上少数人之一，这少数人几乎独占了人类的全部智慧，他们生下来就是为了教育、引导和保护人类。注定要成为人类的导师和保护者".至于其余的人，"理智对他们绝少影响：妄想的一个转变，往往像一阵狂风那样猛烈和突然地决定他们的行为。"博林布鲁克最杰出的弟子是迪斯累里②，他写道："作为人类行为和人类进步里程碑的伟大成就，没有一桩应归功于人的理智。……人只有根据感情行动时才是真正的伟大；只有当他发挥想像力时他才是不可抗拒的。甚至摩门教徒拥有的信徒也比边沁多。"迪斯累里待维多利亚女皇"像一个女人",而从未完全摆脱牛津大学薰陶的格莱斯顿则待她"像一个群众大会".
迪斯累里的本性无论多么厚道，他巧妙地利用他所统治的人民的本能在当时不少人看来却似乎在政治中注入了一种冷酷无情的因素，而在他的本性不太厚道的弟子伦道夫。丘吉尔勋爵③身上出现时，就似乎更加冷酷，更加无情了。
但是，同样的冷酷无情现在经常发生，将来也许会发生得更多，只要一个人为了专心追求一个政治目的而不惜冲破拦在他路上①斯威夫特（167-1745）:英国讽刺作家——译者②迪斯累里（1804-181）:英国首相保守党领袖——译者③伦道夫。丘吉尔（1849-1895）:英国政治家，英国保守党内有影响的人物——译者——
13421第二部分进步的希望的所有一切理智或道德常规，情况就总是会这样。记得好几年前，我曾经同俄国恐怖主义运动的一个领袖作过一次长谈。
他说："即使情况允许，同农民讲道理也是无用的。使他们受影响的是行动而不是言语。如果我们杀死一个沙皇，或者一个大公，或者一个大臣，我们的运动就变成一样实际存在的、值得重视的东西，否则的话，对他们来说，运动是根本不存在的。"政治中有一个含糊的惯例，即除了讲道理，用任何手段影响同胞的意志都不光明正大。这个惯例在战争中是不存在的。拿破仑所说，"在战争中，人们都具有正义感，道义和舆论是胜利的一半",就是这个意思。奇怪的是，当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决定将那个惯例置之脑后时，他们不知不觉地就使用了战争的语言。二十年前，英国的社会党人经常使用"阶级战争"这个字眼来证明社会党应当采取巴涅尔①所发明的那些议会恐怖主义（对立于议会辩论）方法。
1906年，兰兹唐尼勋爵向上院建议不要推测自由党控制的下院提交他们的议案的良好或不良行政效应，而只研究接受或拒绝这些议案在下次大选时对选民的心理影响，他不知不觉就用了个军事的隐喻。他说："如果我们进行辩论，就必须在尽可能对我们自己有利的基础上进行。
在这件事上，我认为基础对本院不利，我认为关键是，即使我们暂时获胜，我们的胜利到头来也会①巴涅尔（1846-1891）: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爱尔兰自治派领袖——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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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道德321落空。"①因此，乍看起来，目前政治学正在发生的变化，其结果将是年轻政治家摒弃一切道德传统，而作为他们新的书本知识的结果，采取那些利用人性中非理性因素的方法，这些方法迄今一直是年长者和觉醒者的行业秘密。
例如，曾经有人告诉我说，有一小群妇女于1906至1907年在实际政治范围内提出了妇女选举权问题，其中有一个妇女曾在大学里受过严格的心理学训练，这些妇女采用的策略基本上是起因于她的这样一个口实：要使男人思考，首先必须使他们感觉。
②还有，数月前，一位也学过心理学的印度鼓动家钱德拉。帕尔③先生模仿兰兹唐尼勋爵的口气说，"在把心理学原则用于研究政治问题的时候，我们认为重要的是……不应该做任何事情使政府成为一个对我们有影响的机构。因为如果政府变得温厚，变得可爱，如果它变成好政府，那么，我们脱离政府独立的证据就会逐渐消失。"④钱德拉。帕尔先生和兰兹唐尼勋爵不同，不久就被捕入狱，但是他说的这番话却在印度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①英国议会记录（行业纠纷议案，上院，1906年12月4日）,第703页。
②据报道，潘克赫斯特夫人曾在1908年7月26日出版的《观察家》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无论被称为妇女参政主义者的妇女是些什么样的人，她们至少懂得如何同公众取得联系。她们掌握了时代精神，学会了广告的艺术。"③钱德拉。帕尔（1858-1932）:印度1905年民族运动领导人——译者④引于1907年6月3日《泰晤士报》——
136421第二部分
进步的希望如果这种心理态度和基于这种态度的战术获得成功，那么，它们必然以越益增快的速度传播；而且正如按照贸易中的格雷欣法则，劣币如果过多必然驱逐良币一样，在政治中，较容易和立时见效的宣传方法必然驱逐较难而效验较差的方法。
今天，人们不能光用知识能使人聪明这个说法来回答这样一个争论。在从前时候，依靠人只要学会了解自身就能使生活和行为臻于完美这一信念是很容易的。
在达尔文之前，多数政治空谈家都习惯于描绘一种只要彻底实行他们的原则即可产生的完美的政体，例如柏拉图和莫尔的共和国、培根的阿特兰提斯岛、洛克的必须有意识地实现上帝意志的政府，或者边沁的奠基于"行为动力表"的功利国家。然而，我们生活在达尔文之后时代的人已经接受了一个惨痛的教训，就是决不能指望知识来引导我们臻于完美，无论这种知识是多么充实。现代的生理学者认为，如果他的工作获得成功，人的健康状况会比处于愚昧状态来得好，但是他并不梦想创造一个完全健康的民族；他总是准备发现他所难以控制的种种生物学上的原因使健康状况更趋恶劣。教育学作者如今也不再硬说他能在他的学校里培养出完美无缺的人物。如果我们的想像居然又重新走上乌托邦的老路，那只消记住，我们是其他动物的骨肉之亲，我们没有比亲属更多的权利来假设上苍已规定好我们只要寻求一种十全十美的生活就定能如愿。蜜蜂将来可能会意识到它们自己的天性以及在营造得井然有序的蜂房里浪费掉的生命和劳力。然而它们也可能懂得，被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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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道德521此有限的观察和推理力所牵制，并被如此疯狂的热情所束缚的生物，是不可能拥有大大改进了的机体的。它们可能被迫认识到，只要它们是蜜蜂，它们的生命就只能是混乱、狂热和短促的。政治调查研究的对象是目前状况的人，是今后几个世纪人的生活组织中可能有的变化。几十个世代之后，我们也许会发现，这种调查研究所带来的政府的进步与通过选种这一冒险实验改变人类本身所产生的变化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无论我们多么急于不存幻想地了解我们的生活真相，对任何没有根据的事不抱期望，我们还是可以从回忆中获得一点安慰，那就是，在政治历史有案可查的过去几千年中，人类在天性不变的情况下，已经在政体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而那些进步往往是在新知识影响下形成的新道德观念的结果。
我们知识的点滴增加对我们行为的最终和更广泛的影响，确实与它的即时的和较狭窄的影响大不相同，而且更加重要。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想像的天地里，这个天地只有一小部分应归功于我们自己的观察和记忆，更大一部应归功于我们从他人那里学来的知识。诸如美洲的发现或较近天体的真正运动的确定在我们心理环境中所产生的变化，使人类在宇宙中所处地位的总概念受到了影响，这种影响最终证明比刺激探险家和提高航海技术的直接影响更加重要。
但是，以往世界观的任何改变，其规模和重要性都及不上过去五十年里发生的变化，例如人及其环境的新历史回溯到迄今没有——138621第二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