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9第四章
国家和人类791想和感情分成性质相同的类别的倾向所产生的逻辑困难现在是不必要的，已为当代自然科学研究者所避免。正如现代艺术家以变化多端的曲线和面代替野蛮人的直线和简单的线条，而心理上并不产生混乱一样，科学的想像已学会处理自然的多样化的事实，不把它们看作许多独立的集团，每个集团由同样的个体组成，以单一的类型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能够学会用这种方式思考全人类的多样化的个体吗？就是说，能够做马志尼宣称不可能做的事吗？要是能够的话，我们能够爱我们能想起的十五亿个各个不同的人吗？
对于第一个问题，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提供了一个答案。事实上，自从那时以来，我们已经能够把人类想像为既非杂乱一团的许多不同的个人，也非许多同种民族拼凑成的一个整体，而是一个生物集团，其中每一个人都与其他人不同，不是任意地，而是按照一个可以理解的有机进化过程。由于存在于想像的东西也可以存在于感情，因此第二个问题也可指望用进化来回答，今后各国和各帝国的敌对的自我主义可以借助对于无限多样的人们的爱来消释，我们可以目睹他们冲破无尽痛苦和迷惘向与全人类更融洽的关系迈进。
但是，19世纪的理智悲剧在于：有机进化的发现最初非但没有激起这样一种普遍的对人类的爱，反而好像表明这种爱是绝对不可能的。进步似乎永远是由于一种残酷的求生斗争，除非停止进步，斗争将永远进行下去。怜悯和爱会磨钝斗争的锋芒，从而不可避免会使物种退化——
210891第二部分
进步的希望在1859年以后的一个世代内，这场无可避免和永无止境的、一切种族都必须在其中扮演角色的自相残杀的概念笼罩着世界政治的研究，犹如对太阳逐渐冷却的恐惧笼罩着物理学的研究，对只受饥荒和战争制约的人口增长的恐惧笼罩着头一百年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达尔文著书立说之前，博爱主义者把非白种人视为"人和兄弟",经过短时期的教育，能在除肤色以外的一切方面变得和他们自己一样。达尔文使人懂得，不能这样把困难掩盖过去。种族差异是不受教育影响的，已经存在了几百万年，今后还可能朝着趋异而不是趋同方向发展。
自从达尔文著述以来，种族关系这一实际问题也正好以更严峻的形式出现了。
在19世纪上半叶，欧洲殖民者天天同非欧洲人种接触，尽管他们的冲动和知识都反对埃克塞特。
霍尔的乐观主义的人种学，却假定问题能自行解决，从而避免了一切关于他们自己处境的想法。对于澳大利亚或加拿大的土著居民或南非的霍屯督人，贸易自动带来了疾病，疾病为更强健的居民扫清了道路。但是现在最弱的种族和个人已经死绝，活着的人显示出意想不到的抵抗白人传染病的能力，而我们对于传染病起因的知识一年比一年丰富，因而责任也一年比一年重大。我们正在接近这样一个时刻：要使种族灭绝的话，就必须故意这样去做。
但是，如果灭绝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故意的，杀人者和被杀者之间又如何能存在共同的感情或目标呢？
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人自称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简单而确切的答案。伦——211第四章
国家和人类991理问题是在宗教领域内的。但是基督教（目前是主要有关的宗教）显然甚至未能想出一个勉强过得去的折衷办法。官方的基督教理论分明是：一切人都具有同样的价值，一个特定地方一千年后居住着一百万改变信仰的中非矮人，还是一百万同样改变信仰的欧洲人或印度人，对我们都无关紧要。不过，在19世纪，强大的种族究竟应该把它的扩张计划置于消灭弱小的种族的基础之上呢，还是置于试图在种族可能范围内提高弱小种族的基础之上，对于这个现实问题，基督教徒要比伊斯兰教徒残酷不知多少，尽管他们的残酷往往被多少有意识的伪善所掩盖。
但是，政治上的"达尔文主义"最直接的危险结果不在于它证明欧洲殖民者消灭非洲土著乃属合理，而在于"生存斗争"概念可以被当作一种证据，证明欧洲各国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争夺世界商船航线的控制权对于每一个有关国家既是科学的必需，又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例如，活跃的前马德拉斯总督安普西尔勋爵前不久说过这样一句话："生存斗争已从一种个人斗争、家庭、社会和民族斗争发展为帝国斗争。"安普西尔勋爵高兴地宣称，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一半人必须屠杀另一半人。当你想到他可能作为下届保守党政府的成员同一个像标洛亲王那样的德国政治家（此人在通过宣称个人道德准则不适用于国家行为而捍卫主子的波兰政策时，似乎使俾斯麦的教导同他所理解的达尔文的教导相结合）谈判时，这种高兴劲儿就特别令人不寒而栗——
21202第二部分进步的希望把个人间的"生存斗争"所产生的生物学上的利益等同于"帝国斗争"可望产生的利益，当然是绝对不科学的。
"帝国斗争"必须要么只在欧洲军队之间进行，要么在欧洲人会同非欧洲人盟友和臣民之间进行。如果采取第一种形式，如果我们假定（安普西尔勋爵可能会这样假定）北欧人种"优于"任何其他人种，那么，屠杀五十万精选的英国人和五十万精选的德国人显然是一种生物退化的行为。即使使用非欧洲人，相当数目精选的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鞑靼人，或者廓尔喀人、帕坦人和苏丹人被杀戮，这种生物学上的损失对于世界来说，按照存活的"高等人"或"低等人"的比例来衡量，也不过略微减少一点点罢了。
还有一种论调说"帝国斗争"可望产生的进化利益不是种族而是政治和文化类型的"存活",这种论调也好不了多少。
例如，据说我们战胜德意志帝国将意味着政治自由观念的胜利。这个论调出之于印度的统治者之口似乎有点轻率，需要假定各种文化类型在现代世界是由军事占领最成功地传布的。但是在古代世界，希腊文化传布最迅速是在希腊帝国覆灭之后；当代日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接受西方文化要比作为俄国或法国的属国更容易；印度今天向日本学习的可能性恐怕大于向英国学习。
不过，安普西尔勋爵的话与其说是代表一种论据，不如说是代表许多已经忘记或从来不懂这句话所反映的生物学说的人所共有的一种思想习惯。达尔文的第一批信徒认为人类之所以高出于它的人类之前的祖先，是因为听任盲目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