痢疾
痢有数种，误治则生死立判。凡脾气不实，饮食不化，昼夜无度，无红白积者，此为脾泻，其方不一，当随症施治。若伤寒传入阴经，下痢清谷，脉微厥冷，此为纯阴之危症，非参、附、干姜不治，患此者绝少。若夫夏秋之月，暑邪入腑，脓血无度，此名滞下；全属暑热之毒，蒸肠烂胃，与阴寒之痢，判若水火。仲景以黄芩汤为主而因症加减，此千古不易之法。今乃以暑毒热痢，俱用附、桂、姜、茸，始则目赤、舌焦，号痛欲绝，其色或变如豆汁，或如败肝，热深厥深，手足逆冷，不知其为热厥，反信为真寒，益加桂、附，以至胃烂肠裂，哀号宛转，如受炮烙之刑而死。我见甚多，惟有对之流涕。更有用六味汤及参、等补药者，于久痢虚乏之人，或有幸中，若邪气未清，非成痼疾，即至不救。盖治痢之方甚多，博考古书，自能穷其变化，何得以不入痢症之药，每投必误也。
阴症
六淫之邪，不但暑、燥、火固属乎热，即风、寒、湿亦变为热。经云：“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云：“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故外感总以散热为治；惟直中阴经之伤寒，必现脉紧便青，畏寒倦卧，不喜饮，舌无胎，种种寒象，当用温散，此千不得一者也。何近日之医，举天下寒热杂感，病势稍重者，皆指为阴症，即用参、附、姜、桂，服后而热更甚，并不疑为热药之故，即用熟地、麦冬等，以为补阴配阳之法，竟忘其为外感矣！要知阴症无发热之理，间有寒极似阳而外现热症者，其内症必现种种寒象，然亦当驱散其寒，如麻黄附子细辛汤之类，亦并无补寒之法也。乃以温热之邪，硬派作阴症而全用温补，真千古之奇闻也。又有以梦泄、房劳之后而得外感者为阴症，更属笑谈。夫邪果入阴经，即无房劳等事，亦属阴症；如邪不入阴经，则自有本症治法，与阴何干？若云外邪乘虚入肾，则尤当急驱肾中之邪，岂可留邪烁肾？又有用热药之后，其热势益增，忽转而改用大寒，乃是以药试病矣。要知一病有一病之方，岂无对病和平之药，乃始投之火即转而投之水何也？然其死也，病家不咎热药之误，而咎寒药之误何也？盖人之死也必渐冷，服热药而反冷，则信以为非药之故；若服寒药而冷，则明明以药使之冷矣。故热药之杀人不觉，而寒药之杀人显然，所以医者宁可用补用热，虽死而犹可免咎也。
老人
能长年者，必有独盛之处。阳独盛者，当补其阴；阴独盛者，当益其阳。然阴盛者十之一二，阳盛者十之八九。而阳之太盛者，不独当补阴，并宜清火以保其阴。故老人无不头热、耳聋、面赤、便燥，现种种阳症。乃医者为老人立方，不论有病无病，总以补阳为主，热盛生风，必生类中等病，是召疾也。若偶有风寒痰湿等因，尤当急逐其邪，盖老年气血不甚流利，岂堪补住其邪，以与气血为难。故治老人之有外感者，总与壮年一例，或实见其有虚弱之处，则用轻淡之品而量为补托。若无病而调养，则当审其阴阳之偏胜而损益使平。盖千年之木，往往自焚；阴尽火炎，万物尽然也。故治老人者，断勿用辛热之药，竭其阴气，助其亢阳，使之面红、目赤、气塞、痰壅、脉洪、肤燥，当耆艾之年，而加以焚如之惨也。
妇人
妇人怀孕，胞中一点真阳，日吸母血以养，故阳日旺而阴日衰。凡半产滑胎，皆火盛阴衰，不能全其形体故也。近人有胎前宜凉之说，颇为近理。至于产后则阴血尽脱，孤阳独立，脏腑如焚，经脉如沸，故仲景专以养血消瘀为主，而石膏、竹茹亦不禁用，余每遵之，无不立效。乃近人造为产后宜温之邪说，以姜、桂为主药。夫果阴阳俱脱，脉迟畏寒，血水淋漓，面青舌白，姜、桂亦有用时；乃血干火燥，纯现热症，亦用热药，则经枯脉绝，顷刻而毙，我见以百计。更有恶露未净，身热，气塞，烦躁，不寐，心烦，腹痛，皆由败血为患，亦用姜、桂，助其火而坚其瘀，重则即死，轻则变成蓐劳。世之所谓女科名家，一例如此。盖胎产乃天地生育之机，绝少死症，其死皆药误也。造为此等邪说者，九死不足以蔽其辜。又胎产药中，不用生地而用熟地，亦全失用药之理，不可不思也。
小儿
小儿之疾，热与痰二端而已。盖纯阳之体，日抱怀中，衣被加暖，又褪褓之类，皆用火烘，内外俱热；热则生风，风火相煽，乳食不歇则必生痰；痰得火炼则坚如胶漆，而乳仍不断，则新旧之痰日积，必至胀闷啼哭，又强之食乳，以止其啼，从此胸高气塞，目瞪手搐，即指为惊风，其实非惊，乃饱胀欲死耳！此时告其父母，令减衣停乳，则必大愠，谓虚羸若此，反令其冻馁、无不唾骂；医者亦不明此理，非用刚燥之药，即用参、滋补，至痰结气凝之后，则无可救疗。余见极多，教之适其寒温，停其乳食，以清米饮养其胃气，稍用消痰顺气之药调之。能听从者，十愈八九；其有不明此理，反目为狂言者，百无一生。至于痘科，尤属怪诞，痘为小儿之所必不免，非恶疾也。当天气温和之时，死者绝少，若大寒大暑，其元气虚而稠密者，间有不治。其始欲透发，其后欲浆满，皆赖精血为之。乃未发以前即用大黄、石膏数两，以遏其生发之机而败其元气，既而即用蚯蚓数十，蛴螬数个，及一切大寒大热之品，如蜈蚣、蝎子、鸡头、猪尾之类，又将地丁、银花等粗之品数两，煎汁而灌之，增其毒而倒其胃，此等恶物，即令医者自服之，亦必胃绝肠裂，况孩提乎！凡用此等药者，必预决此儿死于何日，十不失一，其父母翻盛称其眼力不爽，孰知其即死于彼所用之药也。或有元气充实，幸而不死者，遂以为非此等大药不能挽回，而人人传布，奉为神方矣！更可异者，强壮之年，医者黄芩、麦芽，俱不敢用，以为克伐；孩提之子则石膏、大黄，成两成斤，毫罔顾虑，至此而极，无奈呼天抢地以告人，而人不信也。又有造为螳螂子之说者，割开颐内，取出血痰。此法起于明末海滨妖妇骗财之法，惟苏、松二处盛行，割死者甚众。盖小儿有痰火者，吃乳数日，必有一二颐肿，厌食，名曰妒乳。用薄荷、朴硝为末，搽一二次即愈，即不治亦愈。至所割出之痰块，或大或小，人因信之。不知颐内空虚之处，人人有此，割则复生，并非病也。不然，何以普天下之小儿，从未有患螳螂子而死者，独苏、松有此病耶？此亦一害，故并及之。
外科
治外科，始起欲其不大，将成欲其不痛。大则伤肌烂肤，腐骨穿筋，难以收口；痛则冲心犯胃，耗血亡津，恶症丛生矣。故始起之时最重围药，束其根盘，截其余毒，则顶自高而脓易成，继则护心托毒治其内，化腐提脓治其外，自然转危为安。乃始则不能束毒使小，又无护心定痛之方，惟外用五灰、三品，内服桂、附热毒等药，必至腐肠烂肉，更轻用刀针。割肉断筋，以致呼号瞀乱，神散魂飞，宛转求死，仁人之所不忍见也。况痈疽用刀太早，最难生肌收口。凡毒药刀针，只宜施于顽肉老皮，余者自有提头呼脓之法，至于恶肉，自有消腐化水之方，故能使患者绝无痛苦，收功速而精神易复。乃此等良法，一切不问。岂传授之不真，抑或别有他念也。更可骇者，疮疡之症最重忌口，一切鲜毒，毫不可犯，无书不载。乃近人反令病者专服毒物，以为以毒攻毒。夫解毒尚恐无效，岂可反增其毒，种种谬误，不可殚述。间有患外症之人，若用安稳治法，全不以为妙，用毒药刀针者，血肉淋漓，痛死复活，反以为手段高强，佩服深挚，而遍处荐引。因知疾痛生死，皆有定数，非人所能自主，而医者与病患以苦楚，亦病者有以召之也。
治法
凡病只服煎药而愈者，惟外感之症为然，其余诸症，则必然丸、散、膏、丹、针、灸、砭、镰，浸洗、熨、，蒸、提、按摩等法，因病施治。乃今之医者，既乏资本，又惜功夫，古方不考，手法无传，写一通治煎方，其技已毕。而病家不辞远涉，不惜重聘，亦只求得一煎方，已大满其愿。古昔圣人穷思极想，制造治病诸法，全不一问，如此而欲愈大症痼疾，无是理也。所以今人患轻浅之病，犹有服煎药而愈者，若久病大症，不过迁延岁月，必无愈理也。故为医者，必广求治法，以应病者之求。至常用之药，一时不能即合者，亦当预为修制，以待急用，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奈何欲施救人之术，而全无救人之具也。
制剂
古时权量甚轻：古一两，今二钱零；古一升，今二合，古一剂，今之三服。又古之医者，皆自采鲜药，如生地、半夏之类，其重比干者数倍，故古方虽重，其实无过今之一两左右者。惟《千金》、《外台》间有重剂，此乃治强实大症，亦不轻用也。若宋、元以来，每总制一剂，方下必注云：每服或三钱，或五钱。亦无过一两外者，此煎剂之法也。末药则用一钱匕；丸药则如桐子大者十丸，加至二三十丸。试将古方细细考之，有如今日之二三两至七八两之煎剂乎？皆由医者不明古制，以为权量与今无异，又自疑为太重，为之说曰：今人气薄，当略为减轻。不知已重于古方数倍矣，所以药价日贵而受害愈速也。又有方中熟地用三四两，余药只用一二钱者，亦从无此轻重悬殊之法。要知药气入胃，不过借此调和气血，非药入口即变为气血，所以不在多也。又有病患粒米不入，反用腻隔酸苦腥臭之药，大碗浓煎灌之，即使中病，尚难运化，况与相反之药，填塞胃中，即不药死，亦必灌死，小儿尤甚。又不论人之贫富，人参总为不祧之品。人情无不贪生，必竭蹶措处，孰知反以此而丧其身，其贫者送终无具，妻子飘零，是杀其身而并破其家也。我少时见前辈老医，必审贫富而后用药，尤见居心长浓，况是时参价犹贱于今日二十倍，尚如此谨慎，即此等存心，今人已不逮昔人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