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师曾，名衡恪，以字行，别号槐堂，又号朽道人。1876年生于湖南，1913年移居北平。1923年病逝，享年仅四十有八。先生以书画家兼作史论探讨，既有创作之丰富经验，又擅精深之理论研究。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堪称一代艺术宗师。
北平十年，先生应教育部之聘，主图书编辑。又执教于国立北平高等师范学校图画科，任国画教师，兼任北平女子师范及女子高师博物科教员。1918年春，受聘于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任中国画导师。是年4月，受聘为北平美术专门学校中国画教授。授课之余，着述颇丰。主要代表作为《中国绘画史》(专着)、《文人画之价值》(论文)等。
《中国绘画史》作者前言吾国美术自古以来最为发达，书画，雕塑，建筑皆能表国民性之特长，为世界所注目。但雕塑，建筑虽有迹象流传，而各家着录东鳞西爪，无统系之说明；或出于工匠之手，不得其法，遂致后人无可稽考。唯书与画授受渊源，自古迄今，统纪分明，蔚为大观。若胪述其本末，详言其流派，故非短篇小册可得而尽也；兹特提示梗概，以为问道之津梁。若博引旁证，搜求宏富，俟诸异日。上古史
第一章三代之绘画伏羲画卦，仓颉制字，是为书画之先河，即为书画同源之实证。盖是时文明肇始。事务渐繁，结绳之制不足该备，不得不别创纪载之法。而纪载之法．必先诸数与形，取其简而易明，便于常用。故画卦所以明乎数，而文字始于象形。以象形而言，即含有图画之意。文字与图画初无歧异之分。例如日、(1)月、木、子、鱼等字，即谓之图画亦可。迨后制作日繁，绘画之事则以五彩画十二章，藻火、粉米、山龙、黼黻之属为旗常、衣服之装饰，彩色之用，因以发达。华丽壮美，以兴起诚敬欢悦之感情。凡文字之所不能表明者，借此以表明之。钟鼎彝尊既有文字，又有饕餮、螭文、雷文、云文等互相表见。盖其时因文明制作渐兴，而文字绘画为民情民性表示之要素，故特显着也。
古者画人姓名多不可考。《云笈七签》载黄帝以四岳皆有佐命之山，乃命(2)山为衡岳之副，帝乃造山躬写形象，以为五岳真形之图。又黄帝有臣史皇始造画。又《画史会要》：画嫘，舜姝也。画始于螺，故曰画嫘。盖是时绘事已见端倪，姓氏之可考者如此。夏禹铸鼎以象神奸，殷高宗以形求得傅说，此为人物画之滥觞。至周之世，画之用渐广。《周礼·考工记》：绘画之事，杂五色以象山水鸟兽。又大司徒之职，掌建邦土地之图。明堂四门，画尧舜桀纣之像。周公相成王，负斧(户下衣音以)之图以示鉴戒。由此观之，当周之世，山水、人物、鸟兽之画则已备具；而钟鼓、鼎彝、旗常、衣裳之制无不需用绘画者，其美术工艺亦可云发达矣。
春秋战国时代，楚于先王庙、公卿祠堂画天地山川之神、古圣贤之像。宋元君召画图众史。而以解衣盘礴为真画者。庄子客有为周君画者三年而成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象。韩非子客有为齐王画者，王问：画孰最难、孰最易，客对曰：犬马难，鬼魅易。韩非子可为知写生画之困难者矣。然此等画现时不可得见．究不知形状如何。其惨淡经营，推究理法，可见概也。
三代之时，吾国美术盖由自然之发达，尚未受外国艺术之影响。及秦始皇统一天下，其版图扩张，渐与外国交涉，西域之美术渐次输入。始皇元年，西域骞霄国画人烈裔者献刻玉，善画，口含丹青，喷壁成龙及山川、禽鱼、鬼怪之属。见《抬遗记》。其征信不可考，亦可知吾国绘画与外国接触之一端。始皇时有阿房宫之大建筑，虽其形状难详，据史所称，壮丽瑰伟可以想见。此种艺术之进步，于绘画亦大有连类之处。始皇席祖宗雄霸之业，上接周代文明之盛，加以好大喜功，开(1)：“月，木，子，鱼”几个字原书中都有象形字在旁。
(2)：这个字打不出来，三点水旁，右边上为“既”字右半两个，下为“鬲”。
《中国绘画史》第一编第二章第二章汉代之绘画汉继始皇四海统一之后，治理天下前后约四百余年，可谓极盛矣。当汉之时，远承春秋之战乱，近接秦政之苛暴，民力疲惫，一世之风趋于厌苦烦闷之境。于是文、景相继笃尚黄老，持清净无为之道，与民休息。武帝崇尚儒术，整顿文教，使张骞广通西域，威令极于边陲，一时有振作之气象。设学官，置博士，一以儒术为政治之本，于是公孙弘、董仲舒、司马相如等学者辈出，文教大兴。苑囿宫殿之盛亦于此时见称于史籍。外国之动植物、珠玉珍奇之品随时输入，天马葡萄之镜背图案，即所以夸汉皇之威灵，纪方物之奇异也。其余如雕刻及铜人、石像等，亦足征技工之进步。
汉代文运之盛，绘画亦随其步武而日新。汉以前史迹多朦胧不得明确，自汉以来乃有事物可考，如石刻画尤为明征，而技艺由此日进。佛教画亦渐输入。图画之鉴赏，实自汉始。盖汉代之绘事，于种种之点大为发达。今征诸史册，武帝创置秘阁，搜集天下书画。甘泉宫中画天地太一诸鬼神，明光殿画古烈士之像。宣帝甘露三年，画功臣于麒麟阁鲁灵光殿，图写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神灵等。画题之种类渐多，用途亦广。元帝时有毛延寿、陈敞、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画工辈出。盖当时宫廷已有尚方之画工如毛延寿辈，此为后世画院之滥觞。
后汉明帝好文，雅爱丹青，别设画宫，诏博洽之士班固，贾逵等撰诸经史，更命画工画之。又创鸿都学，搜集天下之奇艺，画中兴功臣二十八将于云台。明帝继光武中兴之后，改光武之柔道政策，开西域诸国之交涉。当时班固之弟班超于西域屡建战功，盖远绍武帝再宣扬国威于异国，使之通款入朝，而交涉由是频繁。佛教之东渐由是起，佛教画之端绪亦可见矣。明帝梦金色之佛身，遣蔡愔使月氏，求佛教之经典、雕像、画像，传写数本，安置于南宫之清凉台高阳门。又白马寺之壁上作千乘万骑绕塔之图，又保福院画首楞严二十五观之图。此等画为吾国佛教画之嚆矢也。
前汉以来楼台中多陈古圣贤像，光武与马皇后尝观览之，指娥皇、女英之图，顾谓后曰：恨不得妃如此者。及观尧帝之像，后指之曰：陛下百僚之臣，恨不得如此者。帝顾而笑。灵帝光和元年，画孔子及七十二门人于鸿都门。献帝时，成都学画盘古、三皇、五帝、三代之名臣及孔子七十二弟子像。其他郡府厅事壁间、郡尉之府舍，皆施雕饰，山海神灵、奇禽异兽，极其炫耀。
时至汉代，绘画之需用如此之盛，画工亦随之益多。后汉画工之着者，蔡邕、张衡、刘褒、赵岐等。尚方之画工则有刘旦、杨鲁等。其中张衡，南阳西鄂人，善画神兽。刘褒作云汉之图。蔡邕工书画，善鼓琴，有《讲学图》、《小列女图》传于世。灵帝召邕画赤泉侯五代将相，兼命为赞及书，时称三美。其画迹今已无存，不知其形状如何。山东肥城孝堂山祠、嘉祥武梁祠、嵩山三阙之画像石刻尚存，多画帝王、圣贤、孝子、烈士、战争、庖厨、鱼龙杂戏等，刻画朴拙，亦可想见当时衣服车马风俗之制度；此其最着者。其余散见于他处者甚多，古拙大抵相类。盖汉时绘画及雕刻不如后世之精巧，笔法浑古有雄厚之气象，与书法同风。乃至砖瓦偶像工艺诸品，皆可推知其有一贯之特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