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大举搜集乡邦人着述汇而刻之者，如《畿辅丛书》《岭南遗书》《豫章丛书》……等，别于论丛书章，胪举其目。
凡此皆章实斋所谓方志三书之一也。语其形式，实等类书，除好古者偶一摩挲，更无他用。虽然，深探乎精神感召之微，则其效亦可得言。盖以中国之大，一地方有一地方之特点，其受之于遗传及环境者盖深且远，而爱乡土之观念，实亦人群团结进展之一要素。利用其恭敬桑梓的心理，示之以乡邦先辈之人格及其学艺，其鼓舞浚发，往往视逖远者为更有力。地方的学风之养成，实学界一坚实之基础也。彼全谢山之极力提倡浙东学派，李穆堂之极力提倡江右学派，邓湘皋之极力提倡沅湘学派，其直接影响于其乡后辈者何若，间接影响于全国者何若，斯岂非明效大验耶？诗文之征，耆旧之录，则亦其一工具而已。
八地理学
中国地理学，本为历史附庸，盖自《汉书》创设地理志，而此学始渐发展也。其后衍为方志之学，内容颇杂，具如前章所述。现存之古地理书，如唐代之《元和郡县志》、宋代之《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等，其性质可谓为方志之集合体。盖皆以当时郡县为骨干，而分列境界、风俗、户口、姓氏、人物、土产等。后此明清《一统志》，皆仿其例也。其专言水道之书，则有如《水经注》等；专言域外地理之书，则有如《大唐西域记》等。
晚明有一大地理学者，曰徐霞客宏祖所着《霞客游记》，成于崇祯十三年，一般人多以流连风景之书视之，不知霞客之游，志不在选胜而在探险也。潘次耕序之云：”霞客之游，在中州者无大过人。其奇绝者，闽粤楚蜀滇黔，百蛮荒徼之区，皆往返再四。……先审山脉如何去来，水势如何分合，既得大势后，一丘一壑支搜节讨。……沿溯澜沧、金沙，穷南北盘江之源，实中土人创辟之事。……山川条理，胪列目前。土俗人情，关梁厄塞，时时着见。向来山经地志之误，厘正无遗，然未尝有怪迂侈大之语，欺人以所不知。……“《遂初堂集》卷七盖以科学精神研治地理，一切皆以实测为基础，如霞客者真独有千古矣。
清康熙间复有一实测的地理学家，曰南昌梁质人盼，着有《西陲今略》。刘继庄记其事云：”梁质人留心边事已久。辽人王定山为河西靖逆侯张勇中军，与质人相与甚深。质人因之遍历河西地，因得悉其山川险要，部落游牧，暨其强弱多寡离合之情，皆洞如观火，着为一书，凡数十卷，曰《西陲今略》。历六年之久，寒暑无间，其书始成。余见其稿，果有用之奇书也。“《广阳杂记》二继庄极心折此书，尝于逆旅中费二十二日之工，昼夜不停，手录其稿。余考质人盖习与李恕谷游，好颜习斋之学者。见《恕谷年谱》徐霞客为西南探险家，质人亦西北探险家矣。惜其书久佚，并继庄复写本亦不可见，不获与霞客《游记》同受吾曹激赏也。
航海探险家，则有同安陈资斋伦炯，所着书曰《海国闻见录》。资斋以闽人，幼为水手，其游踪东极日本，西极波斯湾；中国沿海岸线，周历不下数十次。后袭父荫，康熙末官至提督。其书虽仅两卷，然于山川厄塞，道里远近，沙礁岛屿之夷险，风云气候之变化，无不凭其实验，纤悉备书。其论海防主要地点，曰旅顺，曰胶澳，曰舟山，曰金厦二岛，曰台湾，曰虎门，曰钦州。至今沦没殆尽，夫谁识二百年前，固早有高掌远跖，目营而心注之者耶？噫！资斋之论渤海，谓登州、旅顺，南北对峙，而以成山为标准。是知胶、威、旅大失，而北洋门户撤矣。其论南海，谓金厦二岛，为闽海咽喉；虎门、香山，实粤东门户，廉多沙，钦多岛，据天然之保障；海南孤露，地味瘠薄，不及台湾澎湖沃野千里，可以屏扞内地。是知台湾、广州湾之失，而南屏坏矣。其论东海，谓定海为南海之堂奥，乍浦滨于大海，东达渔山，北达洋山，某处水浅可以椗舶，某处水深可以通航。是知舟山为中部最良之军港矣。其远见硕画，大率类此
以上三家，吾名之曰探险的实测的地理学者。其有本此精神而更努力于地理学观念之全部改造者，则手抄《西陲今略》之刘继庄其人也。
继庄之言曰：”今之学者率知古而不知今，纵使博极群书，亦只算半个学者。“《广阳杂记》卷三叶十其对于一切学术，皆以此为评判之鹄，故同时顾景范、万季野之地理学，彼虽表相当的推许，然终以”仅长于考古“少之。其自己理想的新地理学则略如下：”方舆之书，所记者惟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迹、城池形势、风俗职官、名宦人物诸条耳。此皆人事，于人地之故，概乎未之有闻也。余意于疆域之前，别添数条，先以诸方之北极出地为主，定简平仪之度，制为正切线表，而节气之后先，日食之分秒，五星之凌犯占验，皆可推求。以简平仪正切线表为一，则诸方之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岭南之梅，十月已开；湖南桃李，十二月已烂漫。无论梅矣，若吴下，梅则开于惊蛰，桃李放于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也。……今于南北诸方，细考其气候，取其确者，一候中不妨多存几句，传之后世，则天地相应之变迁，可以求其微矣。余在衡久，见北风起，地即潮湿，变而为雨，百不失一，询之土人，云自来如此。始悟风水相逆而成雨。燕京吴下，水皆东南流，故必东南风而后雨；衡湘水北流，故须北风也。然则诸方山川之背向，水之分合，支流何向，川流何向，皆当案志而求，汇成一则，则风土之背正刚柔，暨阴阳燥湿之征，又可次第而求矣。诸土产，此方所有，他方所无者，别为一则，而土音谱合俚音谱共为一则，而其人情风俗之征，皆可案律而求之矣。然此非余一人所能成。余发其凡，观厥成者望之后起之英耳。“《广阳杂记》卷三叶四十九
继庄书除《广阳杂记》五卷外，片纸无存，其地理书恐亦未成一字。然观以上所论，则其注意于现代所谓地文学与人生地理学，盖可概见。彼盖不以记述地面上人为的建置沿革为满足，进而探求”人地之故“——即人与地相互之关系，可谓绝识矣。继庄好游，不让霞客。《鲒埼亭集》有记刘继庄遗事一则云：”……万先生（季野）与继庄共在徐尚书（健庵）邸中。万先生终朝危坐观书，而继庄好游，每日必出，或兼旬不返，归而以所历告之万先生。万先生亦以其所读书证之，语毕复出。……“而所至皆用实地调查之功，《杂记》中所记气候、地形、物产，影响于人类生活之实例，是自亲历目验者颇多，皆所谓”人地之故“也。要之，继庄之地理学虽未有成书，然其为斯学树立崭新的观念，视现代欧美学者盖未遑多让。惜乎清儒佞古成癖，风气非一人能挽，而三百年来之大地理学家，竟仅以专长考古闻也。
清儒之地理学，严格的论之，可称为”历史的地理学“。盖以便于读史为最终目的，而研究地理不过其一种工具，地理学仅以历史学附庸之资格而存在耳，其间亦可略分三期：第一期为顺康间，好言山川形势厄塞，含有经世致用的精神。第二期为乾嘉间，专考郡县沿革、水道变迁等，纯粹的历史地理矣。第三期为道咸间，以考古的精神推及于边徼，浸假更推及于域外，则初期致用之精神渐次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