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
汉桑钦《水经》北魏郦道元注，为现存最古之地理书。乾隆以前惟明朱谋玮笺称最善，顾亭林所谓“有明一部书”也。然而讹舛已不一而足。后项骃复刻，掩为己有，又多删削，书愈不可读。赵、戴等皆校朱书，然杨星吾谓其皆未见朱氏原本入清，考古学勃兴，此书大为世所重。据赵东潜所述，则有钱遵王曾、黄梨洲、孙潜夫潜、顾亭林、顾景范、阎百诗、黄子鸿仪、刘继庄、胡朏明、姜西溟宸英、何义门焯、沈绎旃炳巽、杭大宗、齐次风召南诸本。由中二顾、阎、胡，皆于自着书史征引诠解，并非专校原书。梨洲则删去注文中无豫《水经》者，欲复唐李氏删《水经》十卷之旧，又自为《今水经》，盖有所不慊于郦氏。子鸿则依郦注，每卷各写一图，是为作图之始。继庄则欲作《水经注疏》，而未就，发其义例于《广阳杂记》中。自余诸家，皆依通行朱本各自签校。此乾隆以前斯学大略形势也。
乾隆中叶赵东潜一清、戴东原震、全谢山祖望同时治此书，其着作先后发表。东原在四库馆，实手校此书，校成首由聚珍版印行，自是郦氏本来面目，厘然大明，学者称快。然而三家精诣，同符者十而七八，于是发生蹈袭问题——即着述家道德问题。三家子弟及乡里后学各有所祖，成为近百年来学界一桩公案，至今未决。今略述其真相如下。
谢山自其先代三世治此书，有双韭山房旧校本。谢山曾七度手校，集中有五校本题词，自订《双韭山房书目》，有《七校水经注》四十卷赵本卷首亦引全氏七校本，盖全部于乾隆十七年在粤写定。然卒后遗着散佚，将越百年，其同里后学王艧轩始厘正其稿；又数十年，至光绪十四年薛叔耘福成徇董觉轩沛之请始刻之，今宁波崇实书院本是也。故全书最先成而最晚出。
东潜为赵谷林子，梨洲再传，其学盖有所受；又与谢山为挚友，日夕商榷，其书成于乾隆十九年有自序。四库馆开，采以进，被着录，然未有刻本行世。乾隆五十一年，毕秋帆从东潜子载元索得原稿，刊之于开封，赵书始显。
东原治此书，始于乾隆三十年，至三十七年刊于浙东，未及四之一，而被召入四库馆。在馆中据《永乐大典》本校此书，明年成，以聚珍版印行；复自理旧业，成书四十卷，以三十九年刊行，即孔氏微波榭本是也。故戴书最晚成，而最先出。
因此纠缠出许多问题。其一，为赵戴问题，卢抱经谓梁曜北、处素兄弟校刊赵书，参取东原书为之。梁氏兄弟，仁和人，为东潜同里，后辈毕刊赵书由彼校订东原弟子段茂堂因移书曜北诘问。看《经韵楼集》“与梁曜北书”梁氏《清白士集》中未有答书，不知是否惭伏；然张石舟、魏默深，则谓赵书未刊以前，先收入《四库全书》，今刊本与四库本无二，明非梁氏剿戴改作，实为戴在四库馆先睹预窃之明证。看徐时栋《烟屿楼集》“记杭堇浦”篇。又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四，又薛刻全校本董沛着例言，又杨守敬着《水经注疏要删？凡例》但据段茂堂说，戴未入四库馆以前，曾以所着示纪晓岚、钱竹汀、姚姬传及茂堂，皆录有副本。看段着东原年谱似此，则戴非剿赵又甚明。
其二，全问题。赵、全本至交，相约共治此学。全为赵书作序，赵书引全说不一而足，两书同符十九，本无嫌疑。然张石舟则谓东潜子宦于鄂，毕秋帆时为鄂督索观旧稿时，以巨资购谢山本以应。看全本例言此说若信，则现行赵本实剿全。而林赜山则斥现行全本为伪出，谓不惟袭赵，兼又袭戴，疑出王艧轩辈手。看王先谦合校本序录，及杨氏《注疏要删》凡例
吾今试平亭此狱。三君皆好学深思，治此书各数十年，所根据资料又大略相同，东原谓从《永乐大典》本校正。据后人所考证，则戴本与《大典》不合者正多，然则其精思独得，非尽有依据也。谢山首与李穆堂钞《大典》，然所抄仅及平韵。《水经注》收入上声“水”字，是在万一千卷以外，故谢山不及见。东潜未入翰林，更无从见矣。故《大典》本非三家所据则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并非不可能之事。东原覃精既久，入馆后睹赵着先得我心，即便采用，当属事实。其所校本属官书，不一一称引赵名，亦体例宜尔。此不足为戴病也。赵氏子弟承制府垂盼，欲益荣其亲；曜北兄弟以同里后学董其事，亦欲令赵书尽美无复加；赵、全本世交，则购采全稿润益之；时戴本既出，则亦从而撷采；凡此恐皆属事实。全氏本为斯学开山之祖，然赵、戴本既盛行，全本乃黤没百余年。其同里后学王、董辈深为不平，及得遗稿，亦欲表章之使尽美，其间不免采彼两本，以附益其所未备，恐亦属事实。要而论之，三家书皆不免互相剿，而皆不足为深病。三家门下，各尊其先辈，务欲使天下之美，尽归于我所崇敬之人；攘臂迭争，甚无谓也。
上所记繁而不杀，诚非本书篇幅所许。但此事实清代学一大公案，可以见一时风气之小影，亦治史者所宜知，故论列如上。
以下略评三家特点：
戴氏治学，精锐无前，最能发明原则，以我驭书。《水经注》旧本，经、注混淆不可读。戴氏发见经、注分别三例：一、经文首云“某水所出”，以下不更举水名；注则详及所纳群川，更端屡举。二、各水所经州县，经但云“某县”；注则年代既更，旧县或湮或移，故常称“某故城”。三、经例云“过”，注例云“迳”。看段氏东原年谱此三例，戴氏所独创，发蒙振落。其他小节，或袭赵氏，不足为轻重。
全、赵比肩共学，所得原不以自私，故从同者滋多。赵本博引清初诸说，辨证最详晰，非戴所及；且凡引他说皆着所出，体例亦严。全氏分别注有大小，——注中有注，是其特识，余与赵氏同之。
三家以前诸校本，吾皆未见。惟谢山最服沈绎旃，谓“其校定此书几三十载，最能抉摘善长（郦道元）之疏略”，五校本题词当是最佳之作。
以后诸校本，则毕秋帆、孙渊如各有成书，然两君皆非地学专家，似无足以增益三家者。道咸以后，则有沈钦韩文起《水经注疏证》、汪梅村士铎着《水经注提纲》《水经注释文》，皆未刊，不审内容如何。汪复有《水经注图》，胡文忠为刻之，则续黄子鸿之绪而补其逸也。
陈兰甫先生沣以郦氏当时，滇黔之地沦于爨谢，故注记东北诸水详而确，西南则略而讹，乃为《水经注西南诸水考》补而纠之，在本书诸家着作中最为别裁。但先生于西南诸水亦未经实测，恐不能多优于郦氏也。
王益吾为合校本，以聚珍版（即戴本）及赵本为主，参以诸家，虽无新发明，而最便学者。王氏所着书大率如此但进孙渊如绌全，不无遗议。
最后有杨惺吾守敬为《水经注疏》八十卷，以无力全刻，乃节为要删若干卷。其书颇为朱谋玮讼直，而不肯作赵、戴舆台，谓：“此书为郦氏原误者十之一二，为传刻之误者十之四五，为赵戴改订及误者亦十之二三。”凡例语此亦乾嘉以来一反动也。
吾向未治此学，不敢以门外汉评各家得失，但述此学经过状况如前。治之者多，故叙述不避词费。惟此书值得如此用功与否，实一问题。以吾观之，地理不经实测，总是纸上空谈，清儒并力治《水经注》，适以表现清代地学内容之贫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