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唐代以至清代中叶，是中国官僚社会向着更高度发展的一个阶段。
虽然在这一阶段的每个王朝，都各别在它们统治上发生过极大的破绽和困厄，但从整个官僚社会立论，这一阶段的官僚政治，确已前后参差的把它的包容性、贯彻性，乃至对于经济可能发生的弹性，提高到了这种社会形态允许的极限。
中古分立变乱局面，在中国典型封建史上，仿佛是一个逆转或倒退，但我们评价这一段历史，也正如同评价中古欧洲的封建史一样，须以极大的审慎来对待。那个时期，并不是在一切地域和一切方面，都因战乱而退步了。“士民流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烟”的惨象，不论在三国时代，抑在西晋五胡之乱的时代，并不曾出现于南方，而在北方，亦是破坏与恢复相并相间地表演着。此后由南北朝以至隋末，大抵亦可作如是观。如其我们忽略了此种事实，过分强调当时社会经济的荒废情形，以为那是全面的衰落或退步，那末，我们对于隋唐特别是唐代经济的迅速发展，就将感到非常突然，而对于那种在分立局面下益加强盛跋扈起来的门阀或豪族的社会存在基础，也将无从说明了。
中国的官僚社会统治，确曾由中古分立局面显示一个大分水岭。在这以前的秦汉，和在这以后的隋唐，恰是一个先后辉映的对照。秦汉与隋唐乃至此后诸王朝，在统治上有一本质不同点：在前者，至少在秦及汉代前期，正从社会政治各方面，剪除封建特权，使贵族官僚化，在后者，则使官僚贵族化或门阀化。而在经过了前述官僚贵族化或门阀形成阶段的中古分立之局以后，那些王朝的官僚政治里面，已经广泛渗入了特权阶级所具有的不少因素。那就是说，隋唐及其以后的官僚统治，须得以较大的努力，妥善处理或对付这一新的课题。此外，到了这一阶段，中国社会不但在经济方面已经在既有基础上有了更广阔的更多方面的更有流动性的发展，而且由于领土开拓和与异族更多接触，使对外关系，也变得复杂了。这些课题开始是向统一的隋朝大帝国提出的，隋朝没有适应这种新环境的认识和经验，就由唐代专制君主和官僚们接受下来。他们对这些新历史课题，也不是一下子就有了很适当的处理办法的，而是经过了不少的尝试努力，才为自己，也为了此后其他各专制王朝，在经济上提出了两税制，在思想训练与仕途控制上提出了科举制，而在对内对外的武力上提出了府兵制。这三方面的体制，不尽是由唐代所首创，但却是由唐代使其更具规模，而由唐以后各朝代在同一或相异的名目上将其延续改进的。赖有这几方面的创意的成就，中国官僚政治乃得在中古分立局面以后有着更高度的发展。
本篇先就关系整个田制的两税法加以说明。
封建社会的经济权力，归根结底是建立在田制税法上。
在那种社会中，田制税法不但体现着支配阶级对被支配阶级之间的剥削榨取深度，同时也体现着支配阶级内部对于那种榨取物分配的实况。与初期贵族封建社会比较，官僚封建社会财富在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配，毕竟是有更大的变动性或更不易刻板固定下来的。也许就因此故，中国秦代以后，每个王朝在田制税法上就进行着各种各色的斗争。大约在每个朝代之末，都有被支配阶级的农民起来要求改变土地的分配关系并反抗租税，而在这以前，则是支配阶级——贵族、官僚、地主……们相互不绝由整理田制税制而掀起内讧。支配阶级中贵族官僚化的成分加重，乃与全部赋税逐渐集中到中央的事实相照应。就被支配阶级的农民说，究是把赋役直接贡献到专制君主于他们有利，抑是以私属的名义，把赋役贡献给强豪于他们有利，他们似乎很不易抉择，因为他们始终就不曾由任一统治方式得到负担比较轻松的好处。可是，在支配阶级方面，那种转变，就关系很大了：门阀或强豪对赋税多一分的控制，那就不仅意味着中央经济权力的削弱，且意味着政治离心局面的造成。
由汉末经魏晋南北朝形成的门阀，对那一历史阶段的分立局面扮演了极关重要的角色，可是，隋唐统一大业告成，并不就是那种门阀的没落。有许多事实证明：隋代王朝的短祚，正如同秦代王朝的短祚一样，都是缺乏统治新局面的经验。在秦，我们已指明它是太不善于应付新起的官僚，而在隋，则是太不善于应付新起的贵族。汉惩秦之弊，在学术仕途的统制上收到了极大的成功，唐征隋之弊，在更有组织的科举制上，在灵活运用的赋税政策上，分别收到了稳定统治，并使官僚政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唐代租税体制是代有变迁的，到了杨炎实行的两税法，始在中国后期官僚政治史上，展开一个新的篇章。
但是要解述杨炎两税法及其对唐代以后各专制王朝统治的补强作用，势不能不对唐以前各王朝关于田制税法改革上的斗争纠纷，作一概略的理解。
田制税法所反映出来的官僚阶层内部的倾轧，在汉代已表现得很明白，这可由下面一段话充分地暴露出来：“古者什一而税，……今汉民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强家占田逾限，侈输其赋大半。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
（苟悦《汉纪论》）
“官家之惠”是否“优于三代”呢？我们把汉代算赋更赋的措施加以考虑，就知道是不大可靠的。但“豪强之暴，酷于亡秦”，却是事实。不过，官家或中央政权所注意的，并不是人民的死活，而是“威福分于豪强”。
在威福已经分于豪强的魏晋及其他诸王朝，为了招收流亡，垦辟战乱之余的荒野，曾分别由政府统制土地分配的种种田制税法，如曹魏的屯田制、晋代的占田制、北魏乃至隋唐的均田制均寓有向豪强争夺土地、劳力的深意。但除屯田制系属带有军事性质的临时办法外，晋代的占田制是毫无结果的，像石崇王戎型的大官僚大地主的出现，正好说明“广收八方田园”，或“强豪兼并，孤贫失业”
（《晋书》刘颂传），是对于占田制的强烈讽刺。东晋而后的宋梁诸代，每况愈下。其在宋为“主威不树，臣道专行，国典人殊，朝纲家异。偏户之命，竭于豪门；王府之蓄，变为私藏”
（《宋书》王弘传）。在梁则为“顷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贵价僦税，以与贫民。”（《梁书》武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