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封建官僚政治之物质基础的地主经济，虽然因其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农工结合体的逐渐分解而使其原来所有形态与使用形态发生一些变化，但现代性土地所有关系、现代性租佃关系并不能因此就建立起来；事实上，都市的市民经济形态愈形发展，愈对封建官僚统治表示不耐与反抗，统治者便愈需要把农村社会维持在原有状态下，使其统治基础有所寄托，并企图借此限制都市商工业资本的发展。可是，客观的事实尽管如此，他们在主观上，却往往自诩是工商业振兴者、大建设人物，并倡言把都市商工业、交通事业建设起来了，再去变革农村，这样就可达成一面维护封建官僚统治，一面创建资本主义商工业的二重目的而一点也不感到矛盾。这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大大小小的封建主义者官僚们都毫不羞怯的装扮成新建设人物实业家的基因，同时亦是将近一百年来现代化一直陷在坎坷困顿中的基因。我们自然没有理由忽视国际资本或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现代化所加的妨碍与束缚，但敢于正视现实的人应相信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发生的阻挠破坏作用，都是通过我们封建官僚统治者的那种自私自利的便宜打算而进行的。
五口通商以后不久，英国及其他先进国家已逐渐走上帝国主义道路，它们对于一切落后国家也发生两种极相矛盾的要求，即一方面要破坏落后国家的传统生产方式，以便它们的商品得以推销，原料的取给得以实现；同时又希望落后国家的新生产方式不要成长，因为落后国家的大工商业发展起来，它们对市场与原料的要求就不免要落空了。它们的这两种要求，表面上好像与封建官僚统治者一面要保持农村封建生产方法，一面要发展都市商工业的企图恰好相反，但帝国主义者对于现代经济的运动法则毕竟是懂得较多的。它们自始就认定利用既成封建官僚统治的弱点才可能达到它们那两种企图。因此，在太平天国变乱当中，它们就决定支持清朝统治者，在以后一系列侵略事件当中，它们尽管多方提出苛刻的不平等条约，以期扼杀中国的产业，但同时总未忘记使中国的旧统治阶层能继续维持下去。
因此，中国旧型的封建官僚统治，虽然一方面逐渐为其自身在新国际关系中的矛盾要求，为帝国主义的矛盾政策，以及为从那些矛盾孔隙中逐渐增长起来的新兴经济政治力量、社会力量所削弱与改变；但另一方面，它所寄托的农村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却始终只有动摇、分解而不曾根本变革，同时又因帝国主义在中国一直需要维系既成统治以保障并扩增其既得利益，于是在经过多少次政治风波以后，我们仍然还是在受着封建官僚的支配，不过它已具有另一种形态和另一些特质。
这是需要把它与已往形态作一较详细的比较考察才能明白的。
本篇讲中国现代官僚政治的第二阶段，即新旧官僚政治的推移接续阶段。
“中华民国”的招牌由辛亥革命悬挂起来以后，其间虽曾由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未成）一度拆除下来，但很快又给悬挂上去。这表示中国人至少已很厌恶名义上的皇帝，同时也表示任何野心人物若非利令智昏不敢再以皇帝的名义自居了。可是我们一般的政治进步，却到此为止。古旧的专制官僚政治建筑上的冠饰虽被折落，那建筑却还腐朽而毫无生气地残存着。
专制政体或专制官僚政治的历史交代一般是由议会政治来承续，这个过程无疑是非常缓慢而曲折的。市民的议会政治权力增大一分，领主或地主的专制官僚政治就减退一分。而他们两者势力的消长，尽管是从政治领域内或政治舞台上显现出来，但稍微深入一点考察，就知道实际上是取决于现代性商工业与封建性经济的屈伸变化。中国以特殊的土地所有制为核心的封建经济，既如我们前面所说，有传统的特殊社会生产关系，尤其是特别的专制官僚统治在范围它、妨阻它，使它特别不容易孕育成长出“自我否定”的新生产力。与此同时，从鸦片战争开始侵入的国际资本对它又是发生一方面分解和一方面维持的复杂作用。结局，新式商工业发展的缓慢和变态，封建经济转形或解体的延滞，就一直成为中国现代经济的非常显着的特征，而这也正是中国现代畸形丑相的政治之更本质的基础。
商工业经济或市民阶级的力量不容易增大，旧社会原有的阶级关系就无法根本改观。换言之，商工业未发达起来，资本家阶级固然是难以形成，与资本家阶级同时平行产生的劳动者阶级，也就不易由农民或小生产者转化出来，结局，拥有社会重要生产手段——土地的所有者，租税收领者，以及寄生于土地剩余的一切大小权势人物或所谓官绅，就必然还是，至少在现阶段还大体是特殊的统治者阶层，而那些靠着土地生存的农民或小生产者，则仍然是受其支配、剥削的主要对象。一句话：官民对立的局面，官绅以特殊社会身分驾凌于一般农民之上的社会阶级生产关系仍旧或隐或显地存在着，因此，名义上的皇帝虽然被革去了，而为一批有特殊社会身分的官绅所托命的首脑，无论是谁，只要他接受他们的依托，就无法在实质上不成为最大最高特权的化身。
袁世凯有人拥戴他做皇帝，徐世昌、黎元洪、曹琨、段祺瑞有人拥戴他们做大总统、执政，无非是那些大大小小的特权者或官僚、豪绅们，为了要达成其对于一般人民特别是对于农民的统治剥削目的，总要求有一个最高最大的特权者来作他们的傀儡。所谓“三月无君，则遑遑如也！”那并不是为了什么忠君爱国，为了行什么鸟道，而实是为了行使其统治榨取的特权。所以，不但是一国的大总统或执政，就是割据一省两省的军阀，甚至威临一区的豪霸，都不难簇集一群士大夫或官绅，串演出一个“小朝廷”的局面。
因此，从本质上说来，在有一大批特殊社会身份的官绅存在着，并急于要找到靠山来行使其各种特权的场合，为他们所拥戴的人物，即使再英明，再开明，也很难不“飘飘然”地自认为至尊万能的主宰者；在传统的土地所有权还大体保持其范围着官民对立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场合，无论是官是绅，即使再洁身自好，也难免不利用特殊身分，利用职权，向人民表示出不可一世的优越感。
然而，所有上面的说明，还只是告诉我们中国旧官僚政治与新官僚政治的一般的共同社会基础，至于新官僚政治对旧官僚政治所具有的特点，则必须从那种社会基础之相对变化中去求得解答。
历来研究中国官僚制度，特别是论及新旧官僚制度的区别及其演变的文字非常之少，而我只见到一位号称“中国通”的日本人长野朗在其所着《中国土地制度研究》一书中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有关的简括解释：
“满清推翻后，包围清朝的官僚阶级，扫数拥护袁世凯以图自存。其后，北京政府的主权者，各自为扩张势力，相互争夺，官僚阶级于是环绕各军阀左右攫取政权。而军阀因为用全力于战争，无暇过问政治，不得不与官僚阶级相提携，如奉系军阀与旧交通系提携，即是一例。然而国民革命发生后，又产生了大批新官僚。这些新官僚，就是从来的士大夫阶级，现在称为知识阶级，他们的主体就是学生。民国以来，一般求知欲很盛，大学及专门学校设立很多，产生多数毕业生，而且多半是学政治及法律的，这是因为中国产业不发达，学生所求得的学问，不能在实业方面发展，不得不倾向于政治方面。但是，因为士大夫阶级的阶级封锁，不能偿他们的宏愿，于是投入国民革命的队伍里，加入国民党，成为一种新型的官僚阶级。”（见新生命书局版，陆璞译本第六九——七零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