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舜水说：
“明朝以时文取士。此物既为尘羹土饭，而讲道学者又迂腐不近人情。讲正心诚意，大资非笑，于是分门标榜，遂成水火，而国家被其祸。”《舜水遗集？答林春信问》
顾亭林说：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
亭林既愤慨当时学风，以为明亡实由于此，推原祸始，自然责备到阳明。他说：“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有百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衍）之清谈、王介甫（安石）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守仁）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
王船山亦以为王学末流之弊，从阳明本身出来。他说：
“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刑戮之民、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事理之狂妄。”
费燕峰说：
“清谈害实，始于魏晋，而固陋变中，盛于宋南北。案：费氏提倡实与中两义，故斥当时学派为害实变中自汉至唐，异说亦时有，然士安学同，中实尚属。至宋而后，齐逞意见，专事口舌，又不降心将人情物理平居处事点勘离合，说者自说，事者自事，终为两断。一段好议论，美听而已。后儒所论，唯深山独处，乃可行之；城居郭聚，有室有家，必不能也。盖自性命之说出，而先王之三物六行亡矣。学者所当痛心，而喜高好僻之儒，反持之而不下。无论其未尝得而空言也，果静极矣，活泼泼地会矣，坐忘矣，心常在腔子里矣，即物之理无不穷，本心之大无不立，而良心无不致矣，亦止与达摩面壁、天台止观同一门庭。何补于国？何益于家？何关于政事？何救于民生？……学术蛊坏，世道偏颇，而夷狄寇盗之祸亦相挺而起。”《费氏遗书？弘道书》卷中平心而论，阳明学派，在二千年学术史上，确有相当之价值，不能一笔抹杀，上文所引诸家批评，不免都有些过火之处。但末流积弊，既已如此，举国人心对于他既已由厌倦而变成憎恶，那么这种学术，如何能久存？反动之起，当然是新时代一种迫切的要求了。
大反动的成功自然在明亡清兴以后。但晚明最末之二三十年，机兆已经大露，试把各方面的趋势一一指陈。
第一，王学自身的反动。最显着的是刘蕺山宗周一派，蕺山以崇祯十七（1644）年殉难特标“证人”主义，以“慎独”为入手，对于龙溪王畿、近溪罗汝芳、心斋王艮诸人所述的王学，痛加针砭，总算是舍空谈而趋实践，把王学中谈玄的成份减了好些。但这种反动，当然只能认为旧时代的结局，不能认为新时代的开山。
第二，自然界探索的反动。晚明有两位怪人，留下两部怪书。其一为徐霞客，名宏祖，生万历十三（1585）年，卒崇祯十三（1640）年，年56是一位探险家，单身步行，把中国全部都游历遍了。他所着的书，名曰《霞客游记》，内中一半虽属描写风景，一半却是专研究山川脉络，于西南——云、桂、蜀、贵地理，考证极为详确。中国实际调查的地理书，当以此为第一部。（注三：潘稼堂（耒）《徐霞客游记序》云：“霞客之游，在中州者无大过人，其奇绝者，闽粤楚蜀滇黔百蛮荒徼之区，皆往返再四。其行不从官道，先审视山脉如何去来，水道如何分合，既得大势，然后支搜节讨。”又云：“沿溯澜沧、金沙，穷南北盘江之源，实中土人创辟之事。向来山经地志之误，厘正无遗，然未尝有怪迂侈大之语，欺人以所不知。”）其二为宋长庚，名应星，奉新人，卒年无考，丁文江推定为卒于顺治、康熙间是一位工业科学家。他所着有两部书，一部是《画音归正》，据书名当是研究方音，可惜已佚；一部是《天工开物》，商务印书馆正在重印用科学方法研究食物、被服、用器，以及冶金、制械、丹青，珠玉之原料工作，绘图贴说，详确明备（注四：《天工开物》自序云：“世有聪明博物者，稠人推焉。乃枣梨之花未赏，而臆度楚萍；釜鬻之范鲜经，而侈谈莒鼎。画工好图鬼魅而恶犬马，即郑侨晋华，岂足为烈哉！”丁在君（文江）《重印（天工开物）始末记》云：“三百年前言工业天产之书，如此其详且明者，世界之中，无与比伦。”）。这两部书不独一洗明人不读书的空谈，而且比清人专读书的实谈还胜几筹，真算得反动初期最有价值的作品。本条所举，虽然不过一两个人一两部书，不能认为代表时代，然而学者厌蹈空喜踏实的精神，确已渐渐表现了。
第三，明末有一场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书者，曰：欧洲历算学之输入。先是马丁路得既创新教，罗马旧教在欧洲大受打击，于是有所谓“耶稣会”者起，想从旧教内部改革振作。他的计划是要传教海外，中国及美洲实为其最主要之目的地。于是利马窦、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邓玉函、阳玛诺、罗雅谷、艾儒略、汤若望等，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间先后入中国。中国学者如徐文定、名光启，号元扈，上海人，崇祯六（1633）年卒，今上海徐家汇即其故宅李凉庵名之藻，仁和人等都和他们来往，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先是所行“大统历”,循元郭守敬“授时历”之旧，错谬很多。万历末年，朱世堉、邢云路先后上疏指出他的错处，请重为厘正。天启、崇祯两朝十几年间，很拿这件事当一件大事办。经屡次辩争的结果，卒以徐文定、李凉庵领其事，而请利、庞、熊诸客卿共同参预，卒完成历法改革之业。此外中外学者合译或分撰的书籍，不下百数十种。最着名者，如利、徐合译之《几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无用我再为赞叹了。其余《天学初函》《崇祯历书》中几十部书，都是我国历算学界很丰厚的遗产。又《辨学》一编，为西洋论理学输入之鼻祖。又徐文定之《农政全书》六十卷，熊三拔之《泰西水法》六卷，实农学界空前之着作。我们只要肯把当时那班人的着译书目一翻，便可以想见他们对于新知识之传播如何的努力。只要肯把那个时代的代表作品——如《几何原本》之类择一两部细读一过，便可以知道他们对于学问如何的忠实。要而言之，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中国元代时和阿拉伯文化有接触，但影响不大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徐诸人影响不小。（注五：当时治利、徐一派之学者，尚有周子愚、瞿式耜、虞淳熙、樊良枢、汪应熊、朱天经、杨廷筠、郑洪猷、冯应京、王汝淳、周炳谟、王家植、瞿汝夔、曹于汴、郑以伟、熊明遇、陈亮采、许香臣、熊士旗等人，皆尝为着译各书作序跋者。又莲池法师，亦与利玛窦往来，有书札见《辨学遗犊》中。可想见当时此派声气之广。
第四，藏书及刻书的风气渐盛。明朝人不喜读书，已成习惯，据费燕峰密所说：《十三经注疏》除福建版外，没有第二部。见《弘道书》卷上固陋到这程度，实令人吃惊。但是，到万历末年以后，风气渐变了。焦弱侯名竑，江宁人，万历四十八（1620）年卒的《国史经籍志》，在目录学上就很有相当的价值。范尧卿名钦，鄞县人创立天一阁，实为现在全国——或者还是全世界——最古最大的私人图书馆。可惜这个图书馆到民国以来已成了空壳子了毛子晋名晋，常熟人和他的儿子斧季扆，他们家的汲古阁专收藏宋元刻善本，所刻《津逮秘书》和许多单行本古籍，直到今日，还在中国读书界有很大价值。这几位都是明朝最后二三十年间人。毛斧季是清朝人他们这些事业，都可以说是当时讲学的反动。焦弱侯也是王学家健将，但他却好读书这点反动，实在是给后来学者很有益的工具。例如黄梨洲、万九沙、全谢山都读天一阁藏书汲古阁刻本书，流布古籍最有功，且大有益于校勘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