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假使有一种人，有作年谱的必要，而年代不能确定，无法做很齐整的年谱，就可以作变体的。如司马迁很值得做年谱，而某年生，有几十岁，绝对的考不出。只有些事迹还可考知是某年做的，某事在先，某事在后，虽然不能完全知道他的生平，记出来也比没有较好。王国维的《太史公系年考略》便是如此。
像司马迁一类的人很多。文学家如辛弃疾、姜夔都没有正确完整的遗事。辛弃疾的史料还可勉强考出，对于姜夔可没有办法。但是他们的词集中，有不少的零碎事迹，钩稽出来，也略可推定先后。这种人的年谱，虽然做起来无首无尾，也还可借以看他生平的一部分。所以变体的年谱也不可废。
还有一种合谱，前人没有这样做过。合传的范围可以很广，事业、时代都可不必相同，所以前人已经做个[过]很多。年谱若合二人的生平在一书内，最少也要二人的时代相同。我们看，从前有许多人同在一个环境，同做一种事业，与其替他们各做一部年谱，不如并成一部，可以省了许多笔墨和读者的精神。譬如王安石、司马光年纪只差一岁，都是政党的领袖。皇帝同是这一个，百姓同是这一些，敌国同是金、夏，官职同是最高。不过政治上的主张不同，所以一进一退，演成新派旧派之争。我们若拿他二人做谱主，尽搜两党的活动事迹，在一部年谱之内，看了何等明了，何等畅快。从前作者不曾想到这种体裁，所以蔡上翔只做《王荆公年谱》，顾栋高只做《司马温公年谱》，我们仍旧只能得片面的知识。
凡同在一时代，大家是朋友，讲求学术，见解不同，生出数家派别。如南宋的朱熹、陆九渊、张栻、吕祖谦、陈亮等，我们若做一部合谱，一来，可以包括一时的学界情形；二来，公平的叙述，不致有所偏袒；三来，时事时人免得做数次的记载；这是最有趣味、最合方法的事情。
就说不是学术界罢。曾国藩、胡林翼同是从军事上想灭太平天国的人，虽然一个成功，一个早死，也可以替他们合做年谱。因为他们的志愿相同，环境相同，朋友相同，敌人相同，合做一年谱比分做方便多了。
就说不曾共事，不是朋友罢，也未尝不可合做年谱。譬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朱之瑜等或曾见面，或未知名，虽然不是亲密的朋友，虽然不曾协力做一事，但是不愿投降满清的志愿和行事是没有一个不同的。他们的年纪都是不相上下，都因无力恢复明室，想从学术下手，挽救人心。我们若替他们合做年谱，不但可以省了记载时事的笔墨，而且可以表现当时同一的学风，可以格外的了解他们的人格。
上面所举，朱、陆、张、吕、陈一例，曾、胡一例，顾、王、黄、朱一例，做起合谱来，最有趣味。他们的事业在历史上都是最有精彩的一页，所以他们的合谱也是最有精彩的年谱。他们的见解相反的足以相成，他们的志愿相同的竟能如愿，他们的足迹不相接的却造出同一的学风。百世之下，读他们的合谱的还可以兴起特别的感想，领受莫大的裨益。这样，合谱的功效比单人的年谱还更高些。以上讲年谱的格式完了。
丁做年谱的益处研究历史的人在没有做历史之先，想训练自己做史的本领，最好是找一二古人的年谱来做。做年谱的好处最少有三种：
第一，我们心里总有一二古人值得崇拜或模范的。无论是学者、文人或政治家，他总有他的成功的原因、经过和结果。我们想从他的遗文或记他的史籍，在凌乱浩瀚中得亲切的了解、系统的认识，是不容易的。倘使下一番工夫替他做年谱，那么，对于他一生的环境、背景、事迹、着作、性情等可以整个的看出，毫无遗憾。从这上，又可以得深微的感动，不知不觉的发扬志气，向上努力。
第二，做年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我们可借来修养做学问的性情，可用来训练做历史的方法。我们才一动笔，便有许多复杂的问题跟着，想去解决，不是骤然可了的；解决不了，便觉干燥无味；稍不耐烦，便丢下不做了。倘使这几层难关都能够打通，则精细、忍耐、灵敏、勇敢诸美德齐归作者身上；以后做别的学问，也有同样的成功了。谱主的事迹，不是罗列在一处的，我们必须从许多处去找；找来了，不是都可以用的，我们必须选择；择好了，不是都是真实的，我们必须辨别；辨清了，不是都有年代的，我们必须考证；考定了，不是可以随便写上去的，我们必须用简洁的文字按照法则去叙述。至于无年可考的事迹、言论，怎样去安排帮助正谱的图表，怎样去制造谱前应从何时说起谱后应到何时截止种种困难，都须想方法解决。倘使不能解决，便做不成年谱；倘使做成了年谱，以后做别的历史便容易多了。
第三，年谱和传不同：做传不仅须要史学，还要有相当的文章技术；做年谱却有史学便够了。因为年谱分年，上年和下年不必连串；年谱分段，上段和下段不必连串；所以即使作者的文章并不优美，只要通顺，便绰绰有余了。
有志史学的人，请来尝试尝试罢！
第六章专传的做法专传在人物的专史里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历史所以演成，有二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人物由环境产生，一种是人类的自由意志创造环境。前人总是说历史是伟大人物造成，近人总是说伟大人物是环境的胎儿。两说都有充分的理由而不能完全解释历史的成因。我们主张折衷两说：人物固然不能脱离环境的关系，而历史也未必不是人类自由意志所创造。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倘使换了一个环境，成就自然不同。无论何时何国的历史，倘使抽出最主要的人物，不知做成一个甚么样子。所以我们作史，对于伟大人物的自由意志和当时此地的环境都不可忽略或偏重偏轻。
中国人的中国史由那些人物造成因为抽出他来，中国史立刻变换面目的人，约莫有多少倘使我们做《中国通史》而用纪传体做一百篇传来包括全部历史，配做一传的人是那一百个我们如要答复这些问题，不能不有详细的讨论：
南宋郑樵似乎曾有伟大计画，以《通志》代替十七史，但是没有成功，除了二十略以外，看的人便很少了。他为什么失败只因他太不注意纪传了。我们翻《通志》的纪传看看，和十七史的有何分别，那里有点别识心裁读者怎么不会“宁习本书，怠窥新录”其实我们要做那种事业，并非不可能。只要用新体裁做传，传不必多而必须可以代表一部分文化，再做些图表来辅助，新史一定有很大的价值。
我常常发一种稀奇的思想，主张先把中国全部文化约莫分为三部：
（一）思想及其他学说（二）政治及其他事业（三）文学及其他艺术以这三部包括全部文化，每部找几十个代表人，每人给他做一篇传。这些代表须有永久的价值，最少可代表一个时代的一种文化。三部虽分，精神仍要互相照顾。各传虽分，同类的仍要自成系统。这样，完全以人物做中心，若做的好，可以包括中国全部文化在一百篇传内。
这种方法也有缺点，就是恐怕有时找不出代表来：第一，上古的文化几乎没有人可以做代表的，因为都是许多人慢慢的开发出来。虽然古史留下不少的神话人物如黄帝、尧、舜、大禹、伊尹等，但都是口说中堆垛出来的，实在并不能代表一部分文化。所以我们要想在上古找几个人代表某种文化是绝对不可能的。第二，中古以后，常有种种文化是多数人的共业，多数人中没有一个领袖。譬如《诗经》是周朝许多无名氏的作品，在文化史上极有价值，但我们找不出一个可以做代表的人来。若因孔子曾删《诗》就举他做代表，未免太卤莽。又如《淮南子》是道家思想的结晶，在秦汉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但我们也找不出一个人做代表。若说是刘安编辑的书就举他做代表，也未免不明事理。所以我们对于这种许多人的共业真是不易叙述。
上段讲的缺点，第一种竟不能用人物传，只好参用文物的专史，做一篇《上古的文化》，叙述各种文化的最初状况。第二种却可用纪传史中《儒林传》、《文苑传》、《党锢传》的体裁，把许多人平等的叙述在一篇合传。如《诗经》不知作者姓名，则可分成若干类，即叫他“某类的作者”，合起多类便可成一传，便可包括此种文化。
我很希望做中国史的人有这种工作以一百人代表全部文化，以专传体改造《通志》。试试看，一定有很大的趣味，而且给读者以最清楚的知识。这种做法并也没有多大奥妙，只把各部文化都分别归到百人身上，以一人做一代的中心，同时同类的事情和前后有关的事情都摆在一传内，一传常可包括数百年。我们即使不去改造《通志》，单做一部《百杰传》，也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