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资料的原则，与其贪多而失真，不如极谨严，真可信才信，无处不用怀疑的态度。清崔述着《洙泗考信录》，把关于孔子的神话和伪迹都的剔开，只保留真实可靠的数十事。虽然未免太谨严，或致遗漏真迹，但我们应当如此。只要眼光锐利，真迹被屏的一定少，伪迹混真的一定可以被屏。
崔述采取资料，专以《论语》为标准，《左传》、《孟子》有关于孔子的话也相当的择用。这种态度，大体很对。但一方面嫌他的范围太窄，一方面又嫌太宽了。怎么说他太窄呢因为《论语》以记言为主，很少记事，就是《乡党》篇多记了点事，也只是日常行事，不是一生经过。像崔述那样，专靠《论语》，不采他书，实在太缺乏资料了。这种地方，本来也很困难，放宽点范围便会闯乱子，所以崔述宁可缩小范围。譬如《论语》以外，两部《礼记》也记了孔子许多事，到底那一种可采，那一种不可采，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崔述既然以《论语》做标准，看见和《论语》相同或不背谬的便采用，否则完全不要。这样，不免有些真事没有采用。又如《孟子》那部书关于孔子的话，是否可以和《论语》一样看待，还是问题。孔子死后百余年而孟子生，又数十年而荀子生。论理，孟子、苟子同是孔子[门]大师，同是孔子后学，二人相隔年代并不远，所说的话应该同样的看待。崔述看重《孟子》，看轻《荀子》，《洙泗考信录》取《孟》而弃《荀》，未免主观太重罢。即使以《论语》为标准，也应该同等的看待《论语》以外的书如《孟子》、《荀子》、《礼记》等，才不致有范围太狭窄的毛病。
为甚么说崔述采取资料的范围太宽呢譬如他以《论语》为主，而《论语》本身便已有许多地方不可轻信。他自己亦说过《论语》后五篇很靠不住。但是他对于五篇以外诸篇和《左传》、《孟子》等书常常用自己的意见采取，凡说孔子好的都不放弃，也未免有危险。固然有许多故意诬蔑孔子的话应该排斥，但也有许多故意恭维孔子、夸张孔子的话，常常因为投合大家的心理而被相信是千真万确，这种，我们应该很郑重的别择。若有了一种成见，以为孔子一定是如此的人，决不致那样，某书说他那样，所以某书不足信，这就是范围太宽的毛病。
现在举三个例，证明有许多资料不可靠。譬如《论语》说：“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子路不说，……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从前都很相信孔子真有这回事。其实公山弗扰不过一个县令，他所以反叛，正因孔子要打倒军阀。孔子那时正做司寇，立刻派兵平贼，那里会丢了现任司法总长不做，去跟县令造反，还说甚么“吾其为东周”又如《论语？阳货篇》说：“佛肸召，子欲往。……”佛肸以中牟叛赵襄子是孔子死后五年的事，孔子如何能够欲往又如《论语？季氏篇》说“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子路问于孔子。……”子路做季氏宰是孔子做司寇时事，冉有做季氏宰是孔子晚年自卫返鲁时事，如何会同时仕于季氏这三例都是崔述考出来的。可见我们别择资料应该极端慎重，与其丰富，不如简洁。
但是别择以后，真的要了，伪的如何处置呢难道只图传文的干净，不要的便丢开不管吗如果丢开不管，最少有二种恶果：一、可以使贪多务博的人又检起我们不要的资料当做宝贝；二、可以使相传的神话渐渐湮没，因而缺少一种可以考见当时社会心理或状态的资料。所以我以为做完《孔子传》以后，应当另做《附录》。《附录》也不是全收被屏的资料，只把神话分成若干类，每类各举若干例，列个目录，推究他的来历。这样，一面可以使一般人知道那些材料不可靠，一面又可以推测造神话者的心理，追寻当时社会的心理。
许多神话的一种是战国政客造的。那些纵横游说之士全为自己个人权利地位着想，朝秦暮楚，无所不至。孟子时代已有那种风气，后来更甚。他们因为自己的行为不足以见信于世，想借一个古人做挡箭牌，所以造出些和他们行为相同的故事来。如《汉书？儒林传》说“孔子奸七十余君”。《论语》说“公山弗扰召”、“佛肸召”，都是这类。这对于孔子的人格和几千年的人心都很有关系。从来替孔子辩护的人枉费厂不少的心思，勉强去解释；攻击孔子的人集矢到这点，说孔子很卑鄙：其实那里有这回事呢完全是纵横家弄的把戏。
孔子神话的另一种是法家造出来的。法家刻薄寡恩，闭塞民智，因恐有人反对，所以造出孔子杀少正卯一类的故事来。《孔子世家》说，“孔子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孔子家语》说，少正卯的罪名是“心逆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其实孔子摄相是夹谷会齐时做定公的宾相，并不是后人所谓宰相，并没有杀大夫的权限。况且孔子杀少正卯的罪名，和太公杀华士，子产杀史何，完全一样。这种故事，不是法家拿来做挡箭牌，预备别人攻击他们刻薄时，说一声“太公、子产、孔子都已如此”，还是什么呢从战国末年到汉代，许多学者不做身心修养的工夫，专做些很琐屑的训诂、考证，要想一般人看重他们这派学问，不能不借重孔子。于是又有一种神话出现，这已是第三种了。他们因为《论语》有“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的话，就造出许多孔子博学的故事。后来有一种荒谬的观念，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全因误信孔子神话的缘故。譬如《国语》说，“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本不足怪，也许那时发现了古代兽骨，但孔子决不会知道是甚么骨，因为他不是考古家。那上面却说孔子知道是防风氏的骨，当大禹大会诸侯于会稽时，防风氏后至，大禹把他杀了。另外还有一部书说，孔子和颜回登泰山，远望阊门，比赛眼力。颜回看了半天，才认清那里有一个人；孔子却一看就知道那人还骑了马。二人下山，颜回精神委靡，头发顿白，不久便死了，孔子却没有什么。这一大段绝对非科学的话，也绝对非孔子的学风，自然是后来一般以博为贵的人所造的谣言，故意附在孔子身上。诸如此类，尚不止只有这三例，我们非辨清不可。
因此，我主张，做《孔子传》，在正文以外，应作《附录》或《考异》，《考异》还不很对，以《附录》为最合宜。我们把上面这类神话搜集起来，分部研究，辨别他从何产生，说明他不是孔子真相；剩下那真的部分放进传里，那就可贵了。
神话撇开了，还有孔子学说的真相要想求得全真，好好的叙述出来，也实在困难。工作的时候，应分二种步骤：
（一）拣取可入传文的资料；（二）整齐那些资料，分出条理来。
关于第一项，头一步，就是《六经》（即六艺）和孔子有无关系，要不要入传。自汉以来，都称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易》，作《春秋》。内中赞《易》及作《春秋》尤为要紧，因为这二种带的哲学尤重。《诗》和《书》，我不相信孔子删过，纵有关系也不大。《仪礼》，决不是周公制定的，许有一部分是通行的，经孔子的审定，另一部分是孔子着作。《乐》，没有书了，也许当时是谱，和孔子却有密切的关系。《论语》，“子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乐是孔子正定的可知。《史记》，“《诗》三百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从前的诗，一部分能歌，一部分不能，到孔子“皆弦而歌之”，就是造了乐谱，援诗入乐。《论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那么孔子不哭这天一定要歌了；“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别人唱的好，他老先生还要他再来一次，还要和唱，可见兴趣之浓了。从这类地方看来，大概孔子和《乐》确有关系。《易》，关系尤深，其中讲哲理的地方很多。《卦辞》、《爻辞》发生在孔子以前，不必讲；《说卦》、《杂卦》、《序卦》，后人考定不是孔子作的；《彖》、《象》，大家都说是孔子作的，无人否认；剩下的《系辞》、《文言》，或全是孔子或一部分是孔子作。假使《易》内这二种全是孔子所作，那么大的范围，应占孔子传料的第一部，《论语》倒要退居第二部。但是我个人看来，这样很不妥当。《系辞》、《文言》说话太不直率，辗转敷陈，连篇累牍，不如《论语》的质朴，最早当在孔子、孟子之间，大概是孔门后学所述。我们要作《孔子传》，不能不下断语。《系辞》、《文言》，里面很多“子曰”。假如有“子曰”的是孔子说的，没有“子曰”的又是谁作的呢假如有“子曰”的也不是孔子说的，那又是何人作的呢我个人主张，那都是子L门后[学]所述。剩下的《春秋》，司马迁、董仲舒都很注意，以为孔子有微言大义在里面。孔子讲内圣外王之道，《易》讲内圣，《春秋》讲外王，他自己也说“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春秋》的义到底是甚么东西后来解义的《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春秋繁露》到底那书可信或都可信可信的程度有多少很是问题。宋王安石却一味抹杀，说《春秋》是断烂朝报，和今日的《政府公报》一样，没甚么意义，这且不管。《左氏传》晚出，最少，解《春秋》这部分是后来添上去的。《公羊传》、《谷梁传》大同小异，经师说是全由孔子口授下来的，为甚么又有大同小异呢所以这些微言大义是否真是孔子传出，还是董仲舒、何休等造谣，都是问题。纵使不是他们造谣，而他们自己也说是口口相传，到西汉中叶才写出文字的，那么有没有错误呢有没有加添呢我们相信他到什么程度呢关于这些问题（作《孔子传》选取《六经》的问题），各人观察不同，所取的问题，必各不同。一种人相信《系辞》、《文言》、《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和孔子没有关系，只有《论语》的大部分可信，其余一概抹杀，这是崔东壁的态度，未免太窄了些。还有一种人不管“牛溲马勃，败鼓之皮”，凡是相传是和孔子有关的书都相信，这自然太滥了，不应该。若是我作《孔子传》，认《易》的《彖》、《象》是孔子作的，《系辞》、《文言》是孔门后学作的；认《春秋》的《公羊传》有一部分是孔家所有，一部分是后儒所加；如何辨别，也无标准，只好凭忠实的主观武断；认《诗》、《书》是孔子教人的课本；认《礼》、《乐》同孔子有密切的关系。孔子和《六经》的关系既已确定，就可分别择取入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