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专门学问，还要讲点普通常识。单有常识，没有专长，不能深入显出；单有专长，常识不足，不能触类旁通。读书一事，古人所讲，专精同涉猎，两不可少。有一专长，又有充分常识，最佳。大概一人功力，以十之七八，做专精的功夫，选定局部研究，练习搜罗材料，判断真伪，决择取舍；以十之一二[二三]，做涉猎的功夫，随便听讲，随便读书，随意谈话：如此做去，极其有益。关于涉猎，没有甚么特别法子；关于专精下苦功的方法，约有下面所列三项：
（一）勤于抄录顾亭林的《日知录》，大家知道是价值很高。有人问他别来几年，《日知录》又成若干卷顾氏答应他说，不过几条。为甚么几年功夫才得几条因为陆续抄录，杂凑而成，先成长编，后改短条，所以功夫大了。某人日记称，见顾氏《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稿，写满了蝇头小楷，一年年添上去的，可见他抄书之勤。顾氏常说：“善读书不如善抄书。”常常抄了，可以渐进于着作之林。抄书像顾亭林，可以说勤极了。我的乡先生陈兰甫先生作《东塾读书记》，即由抄录潠成。新近有人在香港买得陈氏手稿，都是一张张的小条，裱成册页。或一条仅写几个字，或一条写得满满的。我现在正以重价购求此稿，如能购得，一则可以整理陈氏着作，一则可以看出他读书的方法。古人平常读书，看见有用的材料就抄下来；积之既久，可以得无数小条；由此小条，辑为长编；更由长编，编为巨制。顾亭林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陈兰甫的《东塾读书记》，都系由此作成。一般学问如此，做专门学问尤其应当如此。近来青年常问我，研究某事，甚么地方找材料。我每逢受此质问，便苦于答不出来。因为资料虽然很丰富，却是很散漫，并没有一部现成书把我们所要的资料凑在一处以供取携之便。就这一点论，外国青年做学问，像比我们便宜多了。他们想研究某种问题，打开百科辞典或其他大部头的参考书，资料便全部罗列目前。我们却像披沙拣金，拣几个钟头，得不到一粒。但为实际上养成学问能力起见，到底谁吃亏，谁便宜，还是问题。吃现成饭吃惯了的人，后来要做很辛苦的工作，便做不来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粒米，一颗饭，都经过自己的汗血造出来，入口便更觉异常甘美。我们因为资料未经整理，自己要作筚路蓝缕、积铢累寸的工作，实是给我们以磨练学问能力之绝好机会。我们若厌烦，不肯做，便错过机会了。
（二）练习注意初学读书的人，看见许多书，要想都记得，都能作材料，实在很不容易。某先辈云：“不会读书，书面是平的；会读书，字句都浮起来了。”如何才能使书中字浮凸起来唯一的方法，就是训练注意。昔人常说，好打灯谜的人，无论看甚么书，看见的都是灯谜材料。会作诗词的人，无论打开甚么书，看见的都是文学句子。可见注意那一项，那一项便自然会浮凸出来。这种工作，起初做时是很难，往后就很容易。我自己就能办得到，无论读到甚么书，都可以得新注意。究竟怎样办到的我自己亦不知道。大概由于练习。最初的方法，顶好是指定几个范围，或者作一篇文章，然后看书时，有关系的就注意，没有关系的就放过。过些日子，另换范围，另换题目，把注意力换到新的方面。照这样做得几日，就做熟了。熟了以后，不必十分用心，随手翻开，应该注意之点立刻就浮凸出来。读一书，专取一个注意点；读第二遍，另换一个注意点。这是最粗的方法，其实亦是最好的方法。几遍之后，就可以同时有几个注意点，而且毫不吃力。前面所述读书贵勤于抄录，如果看不出注意点，埋头瞎抄，那岂不是白抄了吗一定要有所去取，去取之间，煞费功夫，非有特别训练不可。
（三）逐类搜求甚么叫逐类搜求就是因一种资料，追寻一种资料，跟踪搜索下去。在外国，工具方便，辞典充备，求资料尚不太难；中国工具甚少，辞典亦不多，没有法子，只好因一件追一件。比如读《孟子》，读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之语，因有此语，于是去搜寻当时的书，看有甚么人在甚么地方说过这类的话。《韩非子？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墨离为三。”《荀子？非十二子篇》又说：“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慢[侵]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是墨翟、宋钘也。”孙仲容因得这种资料，加以组织，作《墨学传授考》、《墨家诸子钩沉》等文，作得的确不错。为甚么能有那样着作就是看见一句话，跟踪追去。这种工作，就叫做逐类搜求。或由简单事实，或由某书注解看见出于他书，因又追寻他书。诸君不要以为某人鸿博，某人特具天才，其实无论有多大天才，都不能全记，不过方法好，或由平时记录，或由跟踪追寻，即可以得许多好材料。
此外方法尚多，我们暂说三门以为示范的意思。工作虽然劳苦，兴味确是深长。要想替国家作好历史，非劳苦工作不可。此种工作，不单于现在有益，脑筋训练惯了，用在甚么地方都有益。诚然，中国史比西洋史难作，但西洋史或者因为太容易的原故，把治学能力减少了，好像常坐车的人两腿不能走路一样。一种学问，往往因为现存材料很多，不费气力，减少学者能力。这类事实很多。所以我主张要趁年富力强，下几年苦工，现在有益，将来亦有益；读书有益，作事亦有益。
丙史识史识是讲历史家的观察力。做一个史家，须要何种观察力这种观察力，如何养成观察要敏锐，即所谓“读书得间”。旁人所不能观察的，我可以观察得出来。凡科学上的重大发明，都由于善于观察。譬如苹果落地，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牛顿善于观察，就发明万有引力。开水壶盖冲脱，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瓦特善于观察，就发明蒸汽机关。无论对于何事何物，都要注意去观察，并且要继续不断的做细密功夫，去四面观察。在自然科学，求试验的结果；在历史方面，求关联的事实。但凡稍有帮助的资料，一点都不可放松。
观察的程序，可以分为两种：
（一）由全部到局部何谓由全部到局部历史是整个的、统一的。真是理想的历史，要把地球上全体人类的事迹连合起来，这才算得历史。既是整个的、统一的，所以各处的历史不过是此全部组织的一件机械。不能了解全部，就不能了解局部；不能了解世界，就不能了解中国。这回所讲专史，就是由全部中划出一部分来，或研究一个人，或研究一件事，总不外全部中的一部；虽然范围很窄，但是不要忘记了他是全部之一。比如我们研究戏曲史，算是艺术界文学界很小的一部分，但是要想对于戏曲史稍有发明，那就非有艺术文学的素养不可。因为戏曲不是单独发生、单独存在，而是与各方面都有关系。假使对于社会状况的变迁、其他文学的风尚，尚未了解，即不能批评戏曲。而且一方面研究中国戏曲，一方面要看外国戏曲，看他们各方所走的路，或者是相同的，或者是各走各的，或者是不谋而合，或者是互相感应。若不这样做，好的戏曲史便做不出来。不但戏曲史如此，无论研究任何专史，都要看他放在中国全部占何等位置，放在人类全部占何等位置。要具得有这种眼光，锐敏的观察才能自然发生。
（二）由局部到全部何谓由局部到全部历史不属于自然界，乃社会科学最重要之一，其研究法与自然科学研究法不同。历史为人类活动之主体，而人类的活动极其自由，没有动物植物那样呆板。我们栽树，树不能动，但是人类可以跑来走去。我们养鸡，鸡受支配，但是人类可以发生意想不到的行为。凡自然的东西，都可以用呆板的因果律去支配。历史由人类活动组织而成，因果律支配不来。有时逆料这个时代这个环境应该发生某种现象，但是因为特殊人物的发生，另自开辟一个新局面。凡自然界的现象，总是回头的、循环的，九月穿夹衣，十月换棉袍，我们可以断定。然而历史没有重复的时代，没有绝对相同的事实。因为人类自由意志的活动，可以发生非常现象。所谓由局部观察到全部，就是观察因为一个人的活动如何前进、如何退化，可以使社会改观。一个人一群人特殊的动作，可以令全局受其影响，发生变化。单用由全部到局部的眼光，只能看回头的现象、循环的现象，不能看出自由意志的动作。对于一个人或一群人，看其动机所在，仔细观察，估量他对于全局的影响，非用由局部到全部的观察看不出来。
要养成历史家观察能力，两种方法应当并用。看一件事，把来源去脉都要考察清楚。来源由时势及环境造成，影响到局部的活动；去脉由一个人或一群人造成，影响到全局的活动。历史好像一条长练，环环相接，继续不断，坏了一环，便不能活动了。所以对于事实与事实的关系，要用细密锐敏的眼光去观察它。
养成正确精密的观察力，还有两件应当注意的事情：
（一）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在历史方面，我们对于一个人或一件事的研究和批评，最易为前人记载或言论所束缚。因为历史是回头看的，前人所发表的一种意见，有很大的权威，压迫我们。我并不是说，前人的话完全不对。但是我们应当知道，前人如果全对，便用不着我们多费手续了；至少要对前人有所补充、有所修正才行；因此，我们对于前人的话，要是太相信了，容易为所束缚。应当充分估量其价值，对则从之，不对则加以补充或换一个方面去观察。遇有修正的必要的时候，无论是怎样有名的前人所讲，亦当加以修正。这件事情，已经很不容易，然以现代学风正往求新的路上走，办到这步尚不很难。
（二）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这件事情，那才真不容易。戴东原尝说：“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以人蔽己，尚易摆脱；自己成见，不愿抛弃，往往和事理差得很远，还不回头。大凡一个人立了一个假定，用归纳法研究，费很多的功夫，对于已成的工作，异常爱惜，后来再四观察，虽觉颇有错误，亦舍不得取消前说。用心在做学问的人，常感此种痛苦。但忠实的学者，对于此种痛苦，只得忍受，发见自己有错误时，便应当一刀两断的即刻割舍，万不可回护从前的工作，或隐藏事实，或修改事实，或假造事实，来迁就他回护从前的工作。这种毛病，愈好学，愈易犯。譬如朱、陆两家关于无极、太极之辩，我个人是赞成陆象山的。朱晦翁实在是太有成见了，后来让陆象山驳得他无话可说，然终不肯抛弃自己主张。陆与朱的信，说他从前文章很流丽。这一次何其支离潦草，皆因回护前说所致。以朱晦翁的见解学问，尚且如此，可见得不以己蔽己不是一件容易事情了。我十几年前曾说过：“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这固然可以说是我的一种弱点，但是我若认为做学问不应取此态度，亦不尽然。一个人除非学问完全成熟，然后发表，才可以没有修改纠正。但是身后发表，苦人所难。为现代文化尽力起见，尤不应如此。应当随时有所见到，随时发表出来，以求社会的批评才对。真做学问的人，晚年与早年不同：从前错的，现在改了；从前没有，现在有了。一个人要是今我不同昨我宣战，那只算不长进。我到七十，还要与六十九挑战。我到八十，还要与七十九挑战。这样说法，似乎太过。最好对于从前过失，或者自觉，或由旁人指出，一点不爱惜，立刻改正，虽把十年的工作完全毁掉，亦所不惜。
上面所说的这两种精神，无论做甚么学问，都应当有，尤其是研究历史，更当充实起来，要把自己的意见与前人的主张，平等的看待，超然的批评。某甲某乙不足，应当补充；某丙某丁错了，应当修改：真做学问，贵能如此。不为因袭传统所蔽，不为自己成见所蔽，才能得到敏妙的观察，才能完成卓越的史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