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人的专史自从太史公作《史记》，以本纪、列传为主要部分，差不多占全书十分之七，而本纪、列传又以人为主。以后二千余年，历代所谓正史，皆踵其例。老实讲起来，正史就是以人为主的历史。
专以人为主的历史，用最新的史学眼光去观察他，自然缺点甚多，几乎变成专门表彰一个人的工具。许多人以为中国史的最大缺点，就在此处。这句话，我们可以相当的承认：因为偏于个人的历史，精神多注重彰善惩恶，差不多变成为修身教科书，失了历史性质了。但是近人以为人的历史毫无益处，那又未免太过。历史与旁的科学不同，是专门记载人类的活动的。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伟大活动可以使历史起很大变化。若把几千年来中外历史上活动力最强的人抽去，历史到底还是这样与否，恐怕生问题了。譬如欧洲大战，若无威廉第二、威尔逊、路易乔治、克里孟梭几个人，历史当然会另变一个样子。欧洲大战或者打不成，就打成也不是那样结果。又如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历史，若把西太后、袁世凯、孙文、吴佩孚等人甚至于连我梁启超没有了去，或把这几个人抽出来，现代的中国是个甚么样子，谁也不能预料：但无论如何，和现在的状况一定不同。这就可见个人与历史的关系，和人的历史不可轻视了。
一个人的性格、兴趣及其作事的步骤，皆与全部历史有关。太史公作《史记》，最看重这点。后来的正史，立传猥杂而繁多，几成为家谱、墓志铭的丛编，所以受人诟病。其实《史记》并不如此，《史记》每一篇列传，必代表某一方面的重要人物。如《孔子世家》、《孟荀列传》、《仲尼弟子列传》，代表学术思想界最要的人物，《苏秦》、《张仪列传》代表造成战国局面的游说之士，《田单》、《乐毅列传》代表有名将帅，四公子《平原》、《孟尝》、《信陵》、《春申列传》，代表那时新贵族的势力，《货殖列传》代表当时经济变化，《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代表当时社会上一种特殊风尚。每篇都有深意。大都从全社会着眼，用人物来做一种现象的反影，并不是专替一个人作起居注。
在现代欧美史学界，历史与传记分科；所有好的历史，都是把人的动作藏在事里头；书中为一人作专传的很少。但是传记体仍不失为历史中很重要的部分。一人的专传，如《林肯传》、《格兰斯顿传》，文章都很美丽，读起来异常动人。多人的列传，如布达鲁奇的《英雄传》，专门记载希腊的伟人豪杰，在欧洲史上有不朽的价值。所以传记体以人为主，不特中国很重视，各国亦不看轻。因此，我们作专史，尽可以个人为对象，考察某一个人在历史上有何等关系。凡真能创造历史的人，就要仔细研究他，替他作很详尽的传。而且不但要留心他的大事，即小事亦当注意。大事看环境、社会、风俗、时代，小事看性格、家世、地方、嗜好，平常的言语行动，乃至小端末节，概不放松。最要紧的是看历史人物为甚么有那种力量。
每一时代中须寻出代表的人物，把种种有关的事变都归纳到他身上。一方面看时势及环境如何影响到他的行为，一方面看他的行为又如何使时势及环境变化。在政治上有大影响的人如此，在学术界开新发明的人亦然。先于各种学术中求出代表的人物，然后以人为中心，把这个学问的过去、未来及当时工作都归纳到本人身上。这种作法，有两种好处：第一，可以拿着历史主眼。历史不外若干伟大人物集合而成。以人作标准，可以把所有的要点看得清清楚楚。第二，可以培养自己的人格。知道过去能造历史的人物，素养如何，可以随他学去，使志气日益提高。所谓“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
乙事的专史历史的事实，若泛泛看去，觉得很散漫，一件件的摆着，没有甚么关系。但眼光锐敏的历史家，把历史过去的事实，看成为史迹的集团，彼此便互相联络了。好像天上的星辰，我们看去是分散的；天文家看去，可以分出十二宫。无论何种事物，必把破碎的当作集团，才有着眼的地方。研究历史，必把一件件的史迹看为集团，才有下手的地方。把史迹看作集团研究，就是记事本末体。现代欧美史家，大体工作，全都在此。记事本末体是历史的正宗方法。不过中国从前的记事本末，从袁枢起，直到现在，我都嫌他们对于集团的分合未能十分圆满。即如《通鉴记[纪]事本末》把《资治通鉴》所有事实，由编年体改为记事本末体，中间就有些地方分得太琐碎，有些地方不免遗漏。也因为《资治通鉴》本身偏于中央政治，他[地]方政治异常简略，政治以外的事实更不用提。所以过去的记事本末体，其共同的毛病，就是范围太窄。我们所希望的记事本末体，要从新把每朝种种事实作为集团，搜集资料，研究清楚。大集团固然要研究，再分小点，亦可以研究。凡集团事迹于一时代有重大影响的，须特别加以注意。
比如晚明时代的东林、复社，他们的举动，可以作为一个集团来研究，把明朝许多事实都归纳到里边。一方面可以看，类似政治团体的活动，以学术团体兼为政治团体，实由东林起，至复社而色彩愈显。这是中国史上一大事实，很值得研究。研究东林、复社始末，方面很多。本来是学术机关，为甚么又有团体的政治运动一方面可以看出学术的渊源及学风的趋势。另一方面，可以看在野的智识阶级的主张。每逢政治腐败的时候，许多在野学者，本打算闭户读书，然而时势所迫，又不能不出头说话：这种情形，全由政治酝酿而成。非全部异常明了，一部很难了解。至于复社，本来是一个团体的别名，同时的其他团体尚多，不过以复社为领袖，成为一个联合会社的性质。我们研究创社人的姓名及各社员的籍贯，或作小传，或作统计，可以看出复社的势力在于何部，明亡以后，复社的活动于当时政治有何影响，满洲入关，复社人物采取若何态度。从这些地方着手，明末清初的情形可以了如指掌了。
又如清世宗（雍正）的篡位前后情形，可以作为一个集团来研究，把那时候许多事实都归纳到里边。这件事情，比较复社始末，材料难找得多。因事涉宫闱，外人很难知道。但是这件事情，关系很大，是清史主要的部分。假使没有雍正，就不会有乾隆，道、咸、光、宣更不用说了。内容真相若何，牵涉的方面很多。有关于外国的，如喇嘛教与天主教争权，因为世宗成了功，后来喇嘛教得势，天主教衰落。有关于学术的，如西洋科学之输入，因天主教被排斥，亦连带的大受影响，几乎中绝。有关于藩属的，如清代之羁縻蒙古、西藏，亦以喇嘛教为媒介；即经营青海，还是要借重他。这种事情，蒙古、西藏文中稍微有点资料，可以明了一部分；中国文字资料就很少。即如年羹尧的事迹，当然和清史很有关系，我们看《东华录》及《雍正上谕》的纪载，极其含糊，得不着一个明了的概念。若把所有资料完全搜出，可以牵连清朝全部历史的关系。所以研究历史的人，应当挑出一极大之事，作为集团，把旁的事实都归纳到里面，再看他们的关系影响。研究一个集团，就专心把这个集团弄明白了。能得若干人分头作去，把所有事的集团都弄清楚，那末全部历史的主要脉络就可一目了然了。
丙文物的专史最古的文物史，要算《史记》的八书。《史记》于本纪、列传之外，另作《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等书。后来班固作《汉书》，改称为志，不以人为主，而以某制度或某事物为主。凡所叙述，皆当代的文物典章。自太史公创此例后，后代历史，除小者外，如二十四史，皆同此例。而杜佑所作《通典》，纯以制度为主，上起三代，下至隋唐，加以考核。马端临仿其体裁作《文献通考》，范围更大，义蕴更博。《通典》所述，限于一代朝制；《通考》所述，则于朝制之外，兼及社会状况。此种着作，中国从前颇为发达，就是我们所说的文物的历史。《通典》、《通考》可谓各种制度的总史，不是各种制度的专史。在杜佑、马端临那个时候，有《通典》、《通考》一类着作，便已满足了。此刻学问分科，日趋精密，我们却要分别部居，一门一门的作去。一个人要作经济史，同时又要作学术史、目录学，一定做不出有价值的着述来。要作经济史，顶好就专门研究经济。要作学术史，顶好就专门研究学术。要治目录学，顶好就研究《艺文志》、《经籍志》等。不惟分大类而已，还要分小类。即如研究经济史，可以看历代《食货志》。食货中包含财政及经济两大部分，财政、经济又各有若干的细目。我们不妨各摘其一项，分担研究，愈分得细愈好。既分担这一项，便须上下千古，贯彻融通。例如专研究食货中的财政的，在财政中又专研究租税，在租税中又专研究关税；那末中国外国及关于关税的资料都要把他搜集起来，看关税如何起源、如何变迁、如何发展，关税不平等的原因事实影响如何，乃至现在的关税会议如何召集、如何进行，关税自主的要求如何运动，记载，解释明白。这种的工作，比泛泛然作《通典》、《通考》要切实得多，有意思得多，有价值得多。因为整部的文物，很笼统，很含混，无从下手，亦不容易研究明白，所以我主张一部分一部分的研究。先分一个大纲，如经济、文艺、学术、民族、宗教等，一二十条；再于每条之下，分为若干类，如经济之分为财政、租税，文艺之分为文学、美术，学术之分为经、史，民族之分为原始、迁徙、同化，宗教之分为道、佛等。择其最熟悉、最相近者，一个时候作一类，或者一个人作一类。久而久之，集少成多，全部文物不难完全畅晓了。
丁地方的专史地方的专史就是方志的变相。最古的方志要算《华阳国志》了。以后方志愈演愈多，省有省志，县有县志。近代大史家章实斋把方志看得极重；他的着作，研究正史的与研究方志的各得其半。方志，从前人不认为史；自经章氏提倡后，地位才逐渐增高。治中国史，分地研究，极为重要。因为版图太大，各地的发展，前后相差悬殊。前人作史，专以中央政府为中心，只有几个分裂时代以各国政府所在地为中心，但中心地亦不过几个，三国有三个，十六国有十六个，究未能平均分配。研究中国史，实际上不应如此。普通所谓某个时代到某个程度，乃指都会言之；全国十之七八全不是那样一回事。我们试看分述研究的必要。比如一向称为本部十八省的云南，在三国以前，与中国完全无关；自诸葛渡泸以后，这才发生交涉。然而云南向来的发展，仍不与全部历史的发展相同。唐时的南诏，宋时的大理，都是半独立的国家。清初吴三桂据云南，亦取半独立的态度。三藩之乱既平，设置巡抚，始与本部关系较密。然民国十五年来，云南直接受中央辖制者不过二三年，其余诸年仍然各自为政。自古及今，云南自身如何发展；中原发达的时候，云南又受何等影响，有何种变化：这都是应当划分出来单独研究的事情。又如广东，是次偏的省分，其文化的发达，亦不与中原同。自明以前，广东的人物及事实，不能影响到中原的历史，亦于中原的历史上没有相当的地位。再如安南、朝鲜，现在不属中国，然与中国历史关系很深。安南作中国郡县较广东为早，在黎氏、莫氏独立尚未终了时，欧人东来，遂被割去。若云南当南诏、大理或吴三桂独立未终时，外人适来，恐亦将被割去啊。所以我们对于安南、朝鲜这一类地方，也应当特别研究。不能因为现在已经失掉而置之不理。上面所说的，还是边远省分。说近一点，如中原几省，最初居住的是什么人河南、山东如何变成为中华民族的中心后经匈奴、东胡民族的蹂躏，又起了多大变化这些都是应当特别研究的事情。如欲彻底的了解全国，非一地一地分开来研究不可。普通说中国如何如何，不过政治中心的状况，不是全国一致的状况。所以有作分地的专史之必要。广博点分，可以分为几大区，每区之中，看他发达的次第。精细点分，可以分省分县分都市；每县每市，看他进展的情形。破下工夫，仔细研究，各人把乡土的历史、风俗、事故、人情考察明白，用力甚小，而成效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