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有两方面：理智的，情感的。亲爱的人死了，理智上也知道死人就是死了，没有理由相信灵魂不灭。如果只按照理智的指示行动，也许就没有丧礼的需要。但是人心的情感方面，使人在亲人死了的时候，还希望死人能复活，希望有个灵魂会继续存在于另外一个世界。若按照这种幻想行事，就会以迷信为真实，否认理智的判断。
所以，知道的，希望的，二者不同。知识是重要的，可是也不能光靠知识生活，还需要情感的满足。在决定对死者的态度时，不能不考虑理智和情感这两个方面。照儒家解释的，丧祭之礼正好做到了这一点。我已经说过，这些礼本来含有不少迷信和神话。但是经过儒家的解释，这些方面都净化了。其中宗教成分都转化为诗。所以它们不再是宗教的了，而单纯是诗的了。
宗教，诗，二者都是人的幻想的表现。二者都是把想象和现实融合起来。所不同者，宗教是把它当作真的来说，而诗是把它当作假的来说。诗所说的不是真事，它自己也知道不是真事。所以，它是自己欺骗自己，可是是自觉的自欺。它很不科学，可是并不反对科学。我们从诗中得到情感的满足而并不妨碍理智的进步。
照儒家所说，我们行丧祭之礼的时候，是在欺骗自己，而又不是真正的欺骗。《礼记》记孔子说："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为也。"（《檀弓》上）这就是说，我们对待死者。不可以只按我们所知道的，或者只按我们所希望的，去对待。应当采取中间的方式，既按所知道的，又按所希望的，去对待。这种方式就是，对待死者，要像他还活着那样。
荀子在他的《礼论》中说："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好人之道而背叛之心也。……故死之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复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致重其亲，于是尽矣。""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终始一也。……故丧礼者，无它焉，明死生之义，送以哀敬而终周藏也。
《礼论》中还说；"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状乎无形影，然而成文。"照这样解释，丧礼、祭礼的意义都完全是诗的，而不是宗教的。
除了祭祖先的祭礼，还有其他各种祭礼。荀子用同一个观点对它们作了解释。《天论》有一段说："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
为求雨而祭祷。为作出重大决定而占卜，都不过是要表示我们的忧虑，如此而已。如果以为祭祷当真能够感动诸神，以为占卜当真能够预知未来，那就会产生迷信以及迷信的一切后果。
荀子还作了《乐论》，其中说："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所以在荀子看来，音乐是道德教育的工具。这一直是儒家奉行的音乐观。
逻辑理论《荀子》中有《正名》篇。这是儒家学说中的一个老题目。"正名"是孔子提出来的，这一点在第四章讲过。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孟子也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孔子、孟子只对伦理有兴趣，所以他们应用正名的范围也基本上限于伦理。可是荀子生活在名家繁荣的时代，因此他的正名学说既有伦理的兴趣，更有逻辑的兴趣。
在《正名》篇，荀子首先叙述了他的知识论的理论，它与后期墨家的相似。他写道；"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就是说，人所有的认识能力叫做"知"，认识能力与外物相合者叫做智"，即知识。认识能力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他所谓的"天官"，例如耳目之官，另一个部分就是心。天官接受印象，心解释印象并予之以意义。荀子写道："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同上）就是说，心将意义赋予印象。它将意义赋予印象，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可以凭耳朵知道声音，可以凭眼睛知道形状。五官虽能记录某物而不能辨别它，心试图辨别它，若未能说出意义，在这个时候，人们还只好说是没有知识。
关于名的起源和功用，荀子说："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同前）就是说，名的起因部分地是伦理的，部分地是逻辑的。
至于名的逻辑功用，荀子说，名是给予事物的，"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犹使同实者莫不同名也。"（同上）关于名的逻辑分类，荀子进一步写道："万物虽众，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同上）荀子这样地区分名为两种：共名，别名。共名是我们推理的综合过程的产物，别名是分析过程的产物。
一切名都是人造的。名若是还在创立过程中，为什么这个实非要用这个名而不用别的名，这并无道理可讲。比方说，这种已经叫做"狗"的动物，如果当初不叫它"狗"，而叫它"猫"，也一样地行。但是，一定的名，一旦经过约定应用于一定的实，那就只能附属于这些实。正如荀子解释的："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同上）荀子还写道："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同上）所以创立新名，定其意义，是君主及其政府的职能。荀子说："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名疑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同上）论其他几家的谬误荀子认为，名家和后期墨家的论证大都是以逻辑的诡辩术为基础，所以是谬误的。他把它们分为三类谬误。
第一类谬误，他叫做"惑于用名以乱名"（同上）。他把墨辩"杀盗非杀人也"归入此类。这是因为，照荀子的看法，是盗就蕴涵是人，因为在外延方面"人"的范畴包含"盗"的范畴。所以，说到"盗"的时候，就意味着说他同时也是"人"。
第二类谬误，他叫做"惑于用实以乱名"（同上）。他把"山渊平"归入此类，这句话是根据惠施的"山与泽平"改写的。实是具体的、个别的；而名是抽象的，一般的。谁若想以个别例外否认一般规律。结果就是用实以乱名。高山上的某一个渊，很可能真地与低地的某一个山一样高。但是不可以从这个例外的情况推论说，一切渊与一切山一样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