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因素是资本市场的国际化。由于金融资本对收益的差异愈来愈敏感，它很快就超越了国界以使自己的货币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随着这一趋势，整个世界已成为一个单一的整体。虽说国家的股票市场最容易受到形形色色的影响，然而甚至连它们也在过去的十年间日益显示出一种与金融资本相平行的动向。正像理查德·N·库珀所观察到的：
这种发展中的相倚关系，人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将它投射在未来的背景上只要政府不采取强制性行动来遏制这种发展过程，因为它的来源是交通运输业和通讯业方面的那些技术进展；这些进展既提高了跨越国界运输商品、资金、人员和传递信息、方案的速度，也提高了可靠性——总而言之，从经济的和心理的距离来看，正是这些进展使得人们可以大肆吹嘘世界变小了。
该种经济流动性腐蚀了各国政府追求自身经济目标的能力。在那些只吸收外资而不吸收内资的跨国公司和银行面前，货币紧缩政策可以失去效用。跨国公司的利润可以通过差价交易得到转移，从而导致税收的减少。面对政府制订规章制度的政策，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子公司的活动加以规避。
显然，各国政府必须设法保护自己，扼制跨国公司的独立发展，克服由国际收支不平衡引起的动荡。国家可以诉诸于单方面货币贬值的行动，或者寻求某些途径使国际间能够协调一致地行动。但是，由谁来规定国际目标呢？
从逻辑上讲，有三个可供选择的余地。首先，各国可以通过努力限制资本外流、确定进口限额、限定外国工人的数量和其它类似的方法来减少对世界经济体系的依赖。其次，政府应该敢作敢为，努力控制那些以国内为基础的跨国公司处在这种地位的国家，譬如美国，都应该做出此种努力；或者尽力维持世界货币美元的单本位制。第三条道路是，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树立起一个具有政府权力的国际权威，决定普通的经济措施和政策。
尽管下面这种做法也许不符合逻辑，但是大多数国家将在不同的地区努力把上述的三种措施结合起来。国家的自主权不会被急急忙忙地抛弃，这一点甚至连欧洲共同体也知道。在世界经济事务中，各国将通过双边的行动变得越来越敢作敢为。国际机构的力量，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许会得到增长。将来的主要问题是能否建立一些互助合作的关系。它们固然不能最大限度地规定一系列共同的经济目标，然而当各自执行相互冲突的政策时，它们可以将发生的摩擦控制在最小的限度以内。
社会。由于交通运输业和通讯业的革命，大多数国家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发生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变革，即民族社会的建立。在未来的二十五年里，这种社会扩展的过程将在世界的范围内再度出现。
交通运输业和通讯业的革命近在咫尺。大型喷气式客机的成倍增加和协和式飞机的最终起用，将使世界各地的旅客数量增长并减少所费时间。国际通讯卫星的增多将加快国际间资料传播的速度其成本低廉，扩大国际间电视节目的交流，尤其是“实况转播”。诸如此类的结构变化必然携有造成对立状态的潜在因素。一方面，通讯网络的延展既使得国土更为集中，更易于控制；也使得集中控制的能力有所提高。另一方面，任何社会都会变得越来越难以闭关锁国，断绝与世界其它各国的来往。在《人类理性进步的历史概观》一七九三年一书中，孔多塞对平等观念和民主观念在世界上的传播方式做了一些预言。他指出：主要的变革工具是廉价的印刷业。今天，任凭新闻检查制度如何健全，新闻消息和思想观念照样通过国际电台和国际电视传播到四面八方。
社会扩展的效果也是一目了然的。随着交通运输业和通讯业的更新，人际之间的交往逐渐增多，互通有无的活动日益频繁，相互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埃米尔·杜尔凯姆——他曾描述过社会扩展的过程——所说的社会“道德密度”也有所提高。不过，同以往一样，随之而产生的效果也常常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由于事件得到迅捷的报道，“震惊”的种类越来越复杂，“震惊”的程度越来越强烈；个人在对这些事件做出反应时所能得到的“反应时间”也越来越短。有人认为，人们每天都能在美国的电视屏幕上看到越南战场的实际情形，以致于他们的态度起了变化，反而憎恨这场战争。这种看法是不无道理的。另一方面，过多的“震惊”和屏幕形象导致人们只是远远地站着观看那些事件，感情显得麻木。当一架轰炸机飞翔在三万英尺的高空时，它的机组人员感觉不到炸弹的威力。电视屏幕上毁灭一切的情景成了家常便饭，可能使人们的感觉能力和反应能力变得迟钝。总之，正像许多其它的社会发展也有导致负荷过重的可能性一样，社会的扩展也导致人们的情感负荷过重。
尽管如此，空间上的距离已经缩短是不容怀疑的。从军队的角度看，它意味着几乎可以将成千上万的士兵十分容易地空运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而指挥部门却依然留在国内的政治中心。从经济的角度看，它意味着各国可以以低廉的成本从遥远的自然资源供应地进口大量的原材料，例如日本就从相距一万多英里以外的美国买进大量煤炭。从心理和社会的角度看，人们可以发现“感染作用”的威力，譬如在六十年代的青年运动中，新的观点、新的主张和新的策略很快就为人们所接受，并应用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中去。
对组织机构来说，这一切意味着国际的和跨国的组织机构将以空前未有的规模大量涌现，并发展到世界各地。如果某个组织的领导权明显地是由两个或者更多的国家的代表分享，那么这个组织就是国际性的。如果某个组织的活动是在两个或者更多的国家的领土上展开的，那么，即使这个组织的领导权只由一个国家掌握，它也是一个跨国组织。这两种组织机构始终是存在的；而且，显而易见，无论是在政府的还是非政府的基础上，国际性组织已经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不过，最重要的变化表现在它们活动的范围和性质上。正如塞缪尔·P·亨廷顿所说：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五年里，跨国组织：1数量的激增是前所未有的；2各个组织规模的扩大是前所未有的；3所起的作用是前所未有的；4活动的范围已真正地具有全球的规模，而这在过去是根本不可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跨国组织的这种数量和种类的增多以及规模和范围的扩大，使得人们关于世界政治中发生了跨国组织革命的说法成为合理的、有益的和切合实际的。
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扩大使国际上自然资源管理的问题成为核心问题。技术的进步和其它类似的过程对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人们需要对环境的变化进行国际监控——这个问题是个普遍的问题，在一九七二年斯德哥尔摩的联合国会议上就已提出。但是，另外又产生了新的更加难以处理的问题，即针对世界各国公有的自然资源建立国际权威的问题。下面三个争论的焦点尤为重要：海洋、天气和能源。
一九七四年，在加拉加斯召开了国际海洋会议。由这个会议所制订的联合国海洋法将不得不做出具有实际效用的决定，以确立世界各国对海洋——约占地球表面的百分之七十——的所有权形式和控制权形式；国家的主权范围究竟是延伸到十二海里还是二百海里就是一个问题。另外，考虑到世界上生物蛋白质不足，捕鱼权的范围和界限，以及世界上鲸鱼和海豹已濒临绝迹的情况，就成了种类繁多的新问题。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