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的问题更加难以预料。在未来的二十五年里，在人工改变天气的方面也许会有巨大的技术进展：人们可以催化云彩；可以通过融化冰帽，或阻塞某些北极区的海峡，或改变海水的含盐比例，从而改变海洋的洋流。这一切，是留待各国单独地去进行尝试呢，还是要建立某些国际权威呢？
第三个问题是能源的开发。既可以采取分股的形式，例如石油；也可以采取较为复杂的，然而又可能是更为重要的系统的形式，例如建立世界性的“能源网络”，它们可以把电能从世界的某一个地方输送到另一个地方去使用，让一个地方的发电设备得到休息，而另一个地方的则正在工作。但是，倘若不通过某些国际的途径，不采取人们在通讯方面所采取的那些步骤，那么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由于环境、自然资源、溢出效果和人口密度过高的问题，我们的世界难免需要在各地建立起更多的权威，制订更多的规章制度。到本世纪末，一种统一的时空框架将最终形成，并笼罩整个世界。我们将实现普天下一统的经济大家庭[Oekumene]——这是一种单一家庭式的经济体系。古希腊人曾经将这种状况设想为文明世界的极限。在原则上，我们今天面临的许多问题也曾纠缠过古代希腊的世界。关键的差别——正是此种差别使现代世界和古代世界有所区别——在于规模。单独一个中心究竟可以管理多少事务呢？一个政治的或经济的体系究竟可以具有多大规模呢？它怎样才不致于成为一个庞然大物而在自己的重荷下坍塌呢？究竟有多少国家可以作为有效的成员国加入一个世界集团呢？国际社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建立与我们目前的生活规模相适应的新的社会形式。在未来的二十五年里，国际社会的扩大将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控制规模。
美国将要进入一次“更年期”吗？
世界经济。人们在估价美国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时，历来是众说纷纭，千变万化，莫衷一是。在这方面，预见性所冒的风险要比在其它任何方面都表现得更为明显。大约在十年以前，让—雅克·塞尔旺－斯赖伯撰写了一部风靡欧洲的著作《美国的挑战》。该书把美国的商业阶级描写成了一个强大的、几乎是无所不能的群体，在技术领域里起着越来越大的带头作用；它将上乘的管理技术和建立大规模组织的能力结合起来，成为欧洲市场上的统治力量。短短的几年里，“技术上的差距”几乎消失殆尽，美国竭尽全力试图通过美元贬值以爬出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深渊，并拼命地想要阻挡住涌入美国市场的日本和欧洲的商品洪流。事实上，今天，人们认为美国将要进入一次“更年期”，生活将要来一次重大的改变，成为现在与将来的交叉点。这一切暗示人们：美国的经济以及它在世界经济里所占有的绝对优势已经逾越过它的顶峰，“衰老”的进程是千真万确的，领导地位的丧失是无法挽回的。
众所周知，所谓更年期是一种不确切的提法。这个隐喻是生理学上的名词，而采用这种描写生命周期的措辞在这儿只好对不住斯宾格勒了是难以表达社会概念的。不过，很显然，某些经济体制正在被别的所超过，它们那呆板的或僵化的思想、陈旧的习惯或传统的方式确实已经根深蒂固，它们正开始输给一些更富于进攻性的竞争对手。起初，经济更年期这个说法是针对英国的，指的是历史上英国已经明显无法对付德国挑战的那段时期——现在人们通常把它限定在一八九○年。尽管如此，交叉点上的新旧交替仍然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显示出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与德国经济百分之六的年增长率相比，英国只有百分之二到三，但是英国的国民收入却远远超过德国。德国花了将近七十年的时间主要是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时遭到了挫折才慢慢地在产量上超过了英国，并最终在人均收入上超过了英国。
早在很久以前，索尔斯坦·维布伦就在他的著作《德意志帝国与工业革命》一九一五年中提出了这个重要论点：一个后来才进入工业革命周期的国家只要富于进取心，就可以利用更新近的技术和其它国家设计工厂的经验。而那些早先就已经工业化的国家，工厂较旧，效率较低，债券也未全部还清。近些年来，雷蒙·韦龙在分析世界经济的“产品循环”时总结了上述论点。一个有所创新的国家只是在它还垄断着这项新技术的时候才具有相对的优势。这项技术首先会扩散到最内行的摹仿能手那儿，最后还会扩散到全世界如棉纺工业即是如此。然而，当这项技术已经充分地扩散到四面八方时，传统的“因素比例”优势——一个国家出口哪些商品要以它是否大量地具有生产这种商品的有利因素作为基础——就会开始起作用。
正像金德尔伯格所指出的，美国在对外贸易方面的产品循环是从本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开始的，先是出口手枪、步枪和缝纫机，然后是收割机、康拜因、打字机和现金出纳机。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期间，先进的技术所带来的优势体现在汽车制造、电影摄制和无线电工业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技术领导作用则表现在制药学、电视设备、半导体、计算机和飞机方面。
除了计算机和飞机以外在国际市场上，它们占有将近百分之七十五的比例，美国已经在上述先进的部门里开始退却，而且看上去似乎还缺少新的产品来取代它们。也许当我们把易于取用的自然能源消耗殆尽时，我们必须转而依赖高度发达的技术去创造新的能源——例如核能、页岩油的提炼、煤的气化，等等；那种依赖性或许会使美国获得某些新的优势。但是，眼下这一切还难以断定。
然而问题还不仅仅是需要高度发达的技术。在未来的几十年里，美国工业需要大量新的资金去扩大初级加工的能力。资金的不足——这是由于家庭存款额过低，美国公司的利润率下降的缘故——也许会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在许多关键部门里，美国工业已经失去产品优势例如汽车、电视设备、家用电器，因而美国不仅在国际市场上有所退却，现在它还发现自己已经受到了这类产品的“侵略”。假设为了购买那些必须依靠进口的原材料还要耗费更多的金钱，那么现有尖端技术的优势是否能够绰绰有余地弥补其它方面美元数额的损失尚须存疑。因此，贸易平衡的赤字也许还会继续成为七十年代的问题。
不过，国际收支的巨大差额要比贸易平衡的赤字更大。该种差额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美国扩大了在国外的投资，但是更重要的是由于美国为了维持它在世界许多地方的军事力量而耗费了无数的金钱。一直到七十年代初，人们都把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在使用，其它国家也愿意持有多余的美元；这意味着美国不受国际收支规律的约束。可是，一九七三年，美国遭到了一次令其不知所措的打击这并非夸张。倘若象征性地描述此次打击，甚或应该说得更为厉害。美国旅游者发现，国外旅馆和商店的老板在收帐时不愿意接受美元。美元已失去了它的魔力，再也不能作为世界的货币本位了。
日本是否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统治力量殊难逆料。人们可以根据两国增长率的对照从一九六○年到一九七○年，日本为百分之十，美国为百分之三进行推算，从而发现将来的转折点。那时候，前面用隐喻方式来表达的那种事情就会发生。人们也应该注意到推算的谬误之处，因为“外因”引起的政治事件，例如石油和能源价格的变化，同样可以更改增长曲线的斜度。
无论如何，这种感觉是依然存在的：美国经济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业已告终，到本世纪末，像所有风烛残年的食利者一样，美国将依靠本国公司在国外赚得的利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风平浪静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美国公司纷纷向外投资，赢利甚多——以维持生命。其它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它们会不会允许此种状况持续很久呢？它们会不会像石油生产国那样采取步骤去控制那些投资呢？
世界政治体系。一九六六年，塞缪尔·亨廷顿曾经撰写过一篇文章。文章发表时间虽早，可他当时却假定是从二○○○年的长远角度出发的。他评论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三十年里，国际政治中显著的特征既不是美国同共产党国家的对特，也不是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紧张状态，而是美国所采取的“进入欧洲势力衰落以后在亚洲、非洲、甚至拉丁美洲留下的真空”的扩张主义步骤。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几乎全部撤出了东南亚；英国人撤出了中东和阿根廷；法国人也从北非的大部分地区撤了出去。“欧洲的衰微和美国的扩张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是携手并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