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全是集体农场和人民宫以及演讲；还有《红罂粟》，一部政治劝诫的芭蕾舞，但并非是沉闷的，因为它的伪善包括了一幕一个资本家后代的夜总会，使观众享受到他们被命令需要去鄙视的：当他们在看那扭曲的裸体后，那些脸是贪婪的、嫉妒的、诅咒的。但是看伊万·苏萨辛话剧的观众是不一样的：这是另外一个俄罗斯，克制着自己。多么好的歌唱、多么好的音乐。但是对我们来说，这部作品已经有了过往的魅力，因为其现实主义已经到了可以让你数清树上叶子的程度。在这部戏剧中，那位英雄，一位农民，一位群众中来的人，公开反抗俄国母亲的侵略者，并且以死来保卫沙皇。在这个过程中，有些观众静静地抽泣，而在那使人兴奋的两个星期中，就是这一幕直接涉及了伟大的卫国战争的核心，并说明了这对这些民众意味着什么。
有一晚我们在法兰克·约翰逊的公馆里，他是一位在莫斯科的英国新闻工作者。所有的外国人都访问这座公馆。他从不掩饰自己对苏联的同情，而且看起来他一直是克格勃。他是一位友善的公众人物。他的妻子是一位俄国美人。就是在那里我从俄国人口里，包括她的嘴里，听到了如“我讨厌黑人”的评论，就如同在南非的任何白人女士会说：“我不会喝一个黑人用过的杯子。我会把它进行消毒。”俄国人也谈论他们的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波罗的海国家等等如同南非的白人一样：“没有我们，他们什么都不是。”“我们支持了他们。”“他们非常落后。”“我认为不应该让他们进入俄罗斯。”
当我们晚上被送回机场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奥沙娜、阿诺德和我坐在车子的后排，而道格拉斯·杨则坐在副驾驶座上。在一条半黑的路上，一个男人踉跄着走到我们的车灯前。车子虽然急速地转向了，但仍然撞到了他。我们全都跳出车外。一位农夫躺在地上，在流血，四肢伸展。他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奥莎娜，转变成了一只复仇的天使一般，说道：我们应该把他撇在路上来惩罚他。我们坚持要把他带进车里，让他躺在阿诺德的怀里，农夫昏昏沉沉、语无伦次、流着血。阿诺德哭了，带着一种强烈感情的保护性来抱着他。他在那抱着的就是整个苏联，数以百万计的死亡、没有男人的女人、被战争破坏的可悲的街道。我知道这就是他所感受到的，因为我也感受到了。在去机场的路上，奥莎娜不断地进行高度恶意的责骂：“你怎么敢这样做，这些是杰出的外宾，你怎么敢冒犯我们伟大的国家，你将会为此受到惩罚，你应该为此感到羞耻。”道格拉斯·杨以一种讽刺的口吻在翻译着。这是那次旅程中所有场景中最为异乎寻常的一幕，一个总结和一幅讽刺画那位喝醉了的正流血的男子、苏联保姆泼妇、阿诺德的抽泣、道格拉斯的苏格兰口音，有意地夸大了，满是痛苦、满是愤怒，一场控告，而我打断了奥莎娜：“但是你会在我们到了机场后送他去医院吧，你承诺你会的，是吗？”
在机场，波里斯·波勒维在那，他是骑着他的摩托车来向我们说再见的，我们全都微笑着。他是一位友好的伙伴，而且他承诺看着那位醉酒的人被带去医院。“一个可能的故事。”我们同意。“没有挨枪很走运呢！”道格拉斯说，而阿诺德并没有反对。
我们很高兴我们要离开了，我们同时都感觉到了。
我们在回去的路上在布拉格停留了两天，为了去卡罗维·瓦里电影节并去参观一个画廊。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我记得的非常少，很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候已经累垮了，但是有一个事件：我们六个人在画廊里慢慢地走着，而我自己落在后面的一个房间里，看一幅我喜爱的图画。一位服务员上来对我耳语道：“我爱你。我必须与你结婚。带我去英格兰。”他绝望地恳求着；他握着我的手臂说道：“求求你，求求你，告诉他们你爱我，把我带走。”然后翻译走了进来，来把我从人群中这个危险的迷途者手中带走，而那位瘦小的服务员他已经老了，或者我想是这样的，瘦瘦的、悲伤的、一双黑色的眼睛带着苦恼很快指着一幅画像跟我进行解释。当我走出去的时候他的眼睛盯着我；同时走出去的还有他逃脱他生活的机会，因某种我永远都不会知道的原因而不能忍受。当我后来跟杰克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说道带着那种混合了痛苦、疼痛、愤怒这是他的性格：“可怜的混蛋，可怜的小混蛋！”然后，“那你为什么不跟他结婚？但是不要期望你可以很快就撇掉他。”在一次党组织的行动中，杰克在捷克斯洛伐克娶了一位女孩子，把她从纳粹的手中拯救出来，但是在那之后她很难与他离婚。最后，她同意见他，而他责备她道：“我为你做了一件好事，而你却带给我这么多麻烦。”她带着痛苦对他说：“但是在婚礼后，你甚至连带我去吃午饭都没有试过。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想一想，”杰克说道。“如果我有那样的远见：我会给她一枝玫瑰或者是一些鲜花来把我自己从这些麻烦中拯救出来，那该多好啊！”这是对一部苏维埃早期的非常着名的戏剧的引用。在婚礼上感情的流露是被禁止的，而一对年轻的恋人，如同那时所有的苏维埃夫妇一样，走过最低纲领主义的注册办公室的庆典，不管他们对苏维埃信条是否忠诚。他们感到悲伤、沮丧、被剥夺。某人给了他们鲜花：一个反叛的手势。每个人都感觉好一点了。
一到达伦敦，我们六个人又变成了一个团队。这是因为新闻发布会的缘故。要重塑冷战当中那种混乱和憎恨的气氛是真的不可能了。我们面对着一帮非常讨厌我们的记者，以至他们绝少摆出友好的姿态。他们要求我们说出“真相”。不可避免的反应是我们在我们可以坚守的地方坚守着立场；瑙米和道格拉斯也是。如果他们讨厌我们，我们也讨厌他们。这绝不是我生命中唯一一次反思记者是他们自己最大的敌人。
一回到伦敦我就收到了党员证，约翰·萨默斯菲尔德还找到我，让我加入共产主义作家阵营。去苏联受到的情绪煽动远远超过政治上的，我的想法和情绪出现了混乱。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对苏联的支持只是孩童时代感觉的一种持续战争，对痛苦的深刻感触和认同，对正义和邪恶的知识。我只知道这里深埋着什么东西，就好像恶梦一样缠绕着我，挥之不去。
我所想的尽量客观地说是其他东西。我把我的经历告诉了我一个曾经是党员的朋友，当我和奥莎娜告别的时候，看到她是那么的寒酸，那么的卖力工作，可是几乎衣不覆体。我想把一个从埃及购买的手镯给她。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她脸色煞白。这是很恐怖的事情吗？当然不是，她结结巴巴的拒绝了我的馈赠。这到底是为什么？我问我那个刚刚退党的朋友，他十分认真的对我说，她们那些人还处于我们刚刚脱离的时代，“不要这么幼稚了，如果有人看到她戴首饰，她会每天受到对她们作政治指示的克格勃的指控，会指控她从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接受贿赂。这可能会把她送进集中营改造。”
但是为什么我们遇到的大多数作家都不停的讨论英国皇室？她们不停的讨论着：她们对我们的女王是多么的有兴趣，而不是她们的国家有多么完善的政治制度，以及她们如何的仰慕我们。
作家阵营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几乎要分崩离析了。啊，为了那怀旧的情绪我使用了曾经流行的术语。但是这些矛盾有什么用呢？尽管我们总是挂在嘴边，而实际上我们却想努力的控制这不可阻挡的趋势。
他们是伟大的人民。首先是约翰·萨默斯菲尔德。他参加过西班牙战争，并且有过名为《在西班牙做志愿者》的着作问世，描述了他在西班牙参与的各种行动。这个着作是献给他那个牺牲在西班牙的好朋友约翰·康福德的。他还出版过短篇小说《幸存者》。他是一个又高又瘦，嗜烟如命的人，他紧绷的嘴唇告诉我他生活在一个超现实时代，但是他的双眼告诉我他是认真的，这多么滑稽。他知道英国酒馆里的各种事情，也曾经就此有过着作。就是他带我到梭霍酒馆的，并且告诉我说他们伟大的时代过去了，战争是他们的全盛时期。他和画家莫里·莫斯结婚了。就像那个时候的所有人一样，他们没有钱，他们在伦敦西北的曼斯菲尔德路花200英镑购买了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房子。屋子里堆满了她的作品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具，以及那些几先令就可以买到的一些小古董，因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东西已经不再流行了。这座小小的装满了珍宝的房子和其他上百座房子一样，在60年代为了城市规划的需要而遭受到了劫难，然后建起了伦敦最丑陋的公寓。一个寒冷的冬季，当时萨默斯菲尔德夫妇已经破产了，他们的猫抓到了一只鸽子，然后他们全家把它烤了吃，还分了一半给猫。
会议在我家举行，因为我有孩子，出门很困难，同时也是因为我告诉约翰·萨默斯菲尔德我对开会很反感，已经受够了。他说，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到你家里来，那你就没法逃避了。约翰对我说当你加入了共产党，那就要遵守规矩，包括不能坐公车也不能夜里出门。为什么？让他们知道没法把那些所谓的罪名加在你的头上。“但是，你不能说你不去开会。”他们？这个政党，金大街。
所有的作家都对金大街有相同的态度，在精神上和大卫·洛的卡通中的那个愚蠢的工会头目没有太大区别。他们在“党”身上没有感到的忠诚转向了苏联，苏联当然不会像金大街那么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