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身为委员会成员的不幸年头的记忆中有两个情景十分突出。一是讨论《窈窕淑女》，这部戏脱胎于萧伯纳的《皮格马力翁》。萧伯纳实际上为伊莱莎书写了未来。她接受了她那富有的、衰老的追求者，把她自己从贫寒的出身和折磨自己的希金斯手里拯救出来，然后掌握了自己的生活。但音乐剧的作者坚持认为她得接受希金斯。所以文学中就出现了另一个乐于给男人拿拖鞋和舔他的手的受虐狂式的女人。作家协会行动起来，就好像是萧伯纳财产的经纪人一样。我那时就对此感到震惊，现在依然震惊，我当时就不敢相信而现在更难相信当萧伯纳将他的意图如此清晰的表达出来时，这些意图却因为钱的关系而被归于无效。正是这样的事件告诉我，我在那些人当中是多么的与众不同，那些人完全看不出他们正在做的有什么不对。另一个糟糕的时刻是狄兰·托马斯前往纽约并且想在那里用协会的合同。他那时醉得厉害而且喜欢破坏，后来协会一致同意在纽约的人应该被警告。我被震惊了那是一个艺术家的神圣的无政府主义行为的权利，但是现在我的想法变了，
因为我已经看到有不少的诗人和作家给予自己各种各样的许可证，并指望其他人在他们之后做清理工作。
另一个可以将我称为共产主义者的经历是我在皮特假期带他去霍斯汀斯，前往由多萝茜·舒瓦茨为共产主义者所开的旅馆。奥卡霍斯特提供演讲、课程、以及普通的舒适设施。我发觉那地方让人沮丧，那是一个我们和他们的氛围，一个充满信心抵制无知世界的氛围。对于一个习惯了太阳和宽广天空的人来说，霍斯汀斯并不那么讨人喜欢。我一直在会见现在你永远不会想到的那些本可以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人，他们曾经是那样的道德高峰。但是他们就在那里，听讲或讲课，而其中有一个做着像侍者一样的工作。我发现令人好奇的是阿莱斯特·克罗利过去就住在路尽头的房子里，那是一座低矮的小木屋。在20、30年代，浮夸的神秘文学在不列颠十分繁荣，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参加者都那么微不足道：例如叶芝，即使在50年代，克罗利仍然因为令人眩晕的难以捉摸的神秘着作而享有美誉，但是在他生命的终结也不过是个令人可怜的角色。他死于1947年，但是在霍斯汀斯的人们谈起他时还是说：他应该是个魔术师吧？但他为什么过得像个老乞丐？那个旅馆，多萝茜的地方，曾经因为罗伯特·瑟尔在那里为“衣衫褴褛的慈善家”设置背景而闻名。起居室有个漂亮的天花板，所有出现在那里的客人都认为那是出自瑟尔之手。
“衣衫褴褛的慈善家”，一部经典的反映工薪阶层生活的作品，已经再版了好几次，第一次是在1914年，但仅仅是以删节版的形式出版，弗雷德·波尔已经对瑟尔的生活研究多年，他设法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原始手稿并以70镑购买下来。一些人怀疑手稿的真实性，但是它的确是真的。现在很难再出版足本了，因为删节版仍然在付印之中，而且不少出版人认为足本太像一份社会主义传单。最终，劳伦斯和威斯哈特出版社的茅瑞斯·康佛斯一位持共产主义思想的出版商，被说服出版这本书，书的出版非常成功。乔纳森·克劳斯，一位后来成为十分着名的文学经纪人，在那时是画师和装饰作者。他曾是波尔的朋友，为他提供建议，并让他的关于瑟尔的传记出现在韦登菲尔德的面前，韦登菲尔德是一位主流出版商，而非社会主义出版商。
劳伦斯和威斯哈特不想出版这本传记，因为波尔发现瑟尔可能是富足的爱尔兰皇家海军陆战队队员的儿子不是工人阶级。也是在同一时间琼·利特尔伍德以一部有关建筑工人的“工人阶级”戏剧“你不可能永远在顶上”取得巨大成功。这部戏由亨利·查普曼编剧，他也是乔纳森的朋友，被媒体形容为霍斯汀斯的泥水匠。让共产党文化代表不快的是，亨利也是中产阶级出身。
这一时期，当几乎所有的我见到的人都以工人阶级先驱的身份出现的时候，我认识的唯一一位真正的代表不用救赎的和非政治的，典型的是每周一次来我家清理阁楼的女人。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她就像是带我长大的苏格兰农民的妻子，她是道戈尔太太，大约六十岁，消瘦，苍白，不怎么健康，从来烟不离手，但是如果命运带她越过重洋直到南罗德西亚会怎样呢？她会像任何一个我认识的底层人一样，只是一个她受剥削生活的意愿的帮凶。她被登记在一本雇佣她的劳务公司的册子上，公司收取我们最贵的费用，却只给她分一半。告诉她如果她为自己干就可以赚到现在两倍的钱是没有用的，她会叹口气说：他们对我已经很好了。她有一个不尽如人意的丈夫，她经常要照顾他，她爱他。我的一个故事《他》中的片段就是受她的启发而写的。当不谈论她钟爱的丈夫和仁慈的雇主，她会沮丧的想着威灵顿广场，就在路的尽头，那个可怕的谋杀现场。
她被派到那里工作但是被发现并不适宜。“本应该是我的，”她会哀悼，从她的手提袋里拿出关于谋杀犯的新剪报，“我本该是他们发现的那具尸体，是吗，亲爱的？”
时代思潮：我们曾经是怎样思考的
首先，国家健康服务，福利国家，这些多么让人引以为豪，多么让人兴奋激动，多么让人信心十足！最好的事情是年轻的医生们实施了集体实习。大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他们是不同方面的社会家。由每个人都会阅读的小说《星星向下看》，《救济金之爱》，《堡垒》我们可以知道，30年代的记忆被封锁了。整个家庭会因为某个成员的疾病而衰败下去。上个世纪30年代，英国统治者对人们极度贫困的遭遇是漠不关心的，不过英国现在是一个福利国家。养老金使得老年人不再被人们视为威胁。（40年以后，一个政府冷漠地宣称：我们支付不起了，开始削减公民认为已经为之买单的福利，有谁曾经想过控告一个背信弃义的政府吗？然而，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心怀何种想法去相信一个政府的承诺？但是，一个浪漫的、乌托邦的、充满理想主义的心理是很容易产生的，每一个好人都可能抱有这种心理。）救济金已经不翼而飞了，就连机构的检验也不见踪影，这就意味着不再给予贫苦人民帮助，以改变他们的命运，事实上经常这样。我知道，当她年老时，一个妇人告诉我在她连续好多天滴水未进，却从一个面包师那里乞讨了一块不大新鲜的面包时，机构检验官员拒绝给她帮助，只是因为她没有将地上的地毯卖完。现在人们已经忘了“机构检验”这个词会激起的反感了。
民意测验首先表明了我们对自己的共同态度，尤其是在战争期间。社会学正在孕育一种观察我们自己的社会、自己的行为的能力，就像外星人可能看到的那样。如今，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事情，但是作为公民，我们更关心的是国家的福利水平。
英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也可称之为共产党领导人的哈里·波利特站在帮丁斯大门外，一个坐落于肯辛顿高地大街的商场。与我们现在商店的富足相比那是很不起眼的：相比较翰若兹和而言，帮丁斯只是一个乡村商店。哈里·波利特提起他紧握的拳头摇了摇，然后又将其放下来并伸出一根手指，带有指责意味地说道：“当我们掌握权力的时候，就将这里的一切夷为平地，这些可恶的奢侈品。”民众的衣物配给刚刚结束，除了期望一些流行式样和一些迷人的风采之外，他们别无他想。在英国人的思想里面有一种由历史传说所传承的束缚，它倡导生活拘谨，拒绝享乐，充满控制和压抑。
当我告诉约翰·萨默斯菲尔德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如果你想了解英国，就记着我们是为了几个英镑的利润而推翻的民族。”
当时我们的食物很糟糕，但是海峡对岸是法国，那里有真正的食物。那时正处于伊丽莎白大卫之前的一个时代，我们怎样抱怨和厌恶我们所拥有的啊！熟食店成了我们的安慰，那些在梭霍的法国和意大利食品店。软白面包成了所有关于我们食物缺点的象征（90年代，这些让人厌恶的面包在法国是最让人兴奋的食物，因为那时他们没有足够的白面包三明治），这是文化。食物总是比它们本身代表了更多的东西。带着一些布里白乳酪或者凯门波特乳酪或者一个法国油酥点心从瑟赫返回，这是一种超越了愚昧和野蛮的胜利。现在我想知道对食物的渴望多大程度上是因战争的剥夺而产生的，对食物的迷恋也因前往法国和意大利的短途旅行而膨胀起来：一整页一整页的食谱，谈论饭店和厨师，还有被我们当作小说阅读的关于食谱的评论。现在，在我们的报纸和电视上还留有很多的空间来介绍食物而不是书籍。
慈善捐款或救济金永远地消失了。福利国家也已经永久地结束了对穷人的侮辱。除此之外，这里将不再有任何的穷人了。“至少我们将永远不再被迫地把手放进口袋里寻找施舍物了。”
玛甘妮塔·拉斯基写了一个剧本，题为《海岛》，主题是英国成为了美国的附属国。美国的军事基地遍布英国各地，这是我们孤立抵抗希特勒而请求美国援助所付出的代价。她被当作共产主义者而遭到辱骂，但其实她远远不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任何一个批判使用短语“法制”来取代“统治阶层”的人都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并且被认为是叛徒。现在对我们来说，这是冷战最坏的影响：如此正当合法而且有用的评论被扼杀了。“它只不过是共产主义的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