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一天的大概。但是这绝不是写作的过程的真实体现。我回到那个有用的单词“拣羊毛”。这伴随着任何一个过程，比如逛街、做饭或是其他。充满创造力的黑夜。不可交流。拙劣故事的书稿被扔进了废纸筐，有些想法在我的脑海中游荡一天、两天或者是一周，但是始终没有生命，所以我从它们中走了出来。什么是生命，为什么有的书页可以存活下来有的却不能，那种生来就深邃、不可见、充满爱的生命力是什么？但是像这样描述一天：我起床，孩子去学校，我写作，他回来，第二天还是照旧这样几乎不能使读者有兴趣去翻阅。
我想一个作家的真正生活只能被另外一个作家或少数其他人理解。这些人曾经是出版商。出版业改变的这么多，以致很难相信它的核心曾经是作为个人的出版商和作家之间的关系。在50年代，每一个出版社都是由一个热爱文学的人创办的。他们赌上了自己所有的东西，常常负债累累，是的，他们有时候是糟糕的商人。他们时刻注意这些新的作家，珍视他们，出版那些可能只卖出几百本的书籍。而如今的发行，一切都取决于几个星期的集中销售，曾经被一个出版界都熟知的笑话预言：“这本书的书架寿命是六周……或是两个月。”但是现在这已经不是笑话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而变成了一种准确的描述。
这里有一个与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情况截然相反的例子。1949一个叫弗兰克·鲁德曼的人用他100磅的复员费，每年在布鲁斯伯里的三个阁楼房间里出版六十种书。这就是艾斯图书，平装本革命的开端，他的目录包括了同时代所有好的作家，来自欧洲、美洲、加勒比地区。我认为没有谁赚了大钱。如果可能的话，弗兰克·鲁德曼喜欢在最近的酒馆里谈生意。
第一部小说，或者是短篇小说选，存活了，没有滞销。第二部小说，通常是得小心应对的时刻，也被同样的培育。但是声望却在文学世界里传播。第三本，或者还有第四本。他们或许没有一个销售超过几百本，然而有一本书崭露头角，获得了奖项当时只有为数不多的奖项或者是被收音机提到。我认为，更有可能的是，一种不可见的美意在生长，在某一个规模达到顶端：作家现在拥有了稳定的读者群体，他们企盼着他或她的新书。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却是有机的，带有生命力的：推荐的书，借阅的书，声望口口相传。现在新书可能销售超过一万册，两万册。在此之前，作者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或者有一份办公室工作，或者以写评论、广播剧或者文章为生。
这一过程的核心就是作者和出版商的亲密关系公司规模很小，通常只有出版商一个人。他们呆在原地，而不是四处游走。作者依赖于稳定的可发展的友谊，我认为这友谊的深度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必须承认作家都是天真的，直到今天在生活的这一部份仍然是这样。出版商或者编辑受到一串感情的激流的冲击：需要，依赖，感激，被需要被依赖时的怨恨，一种冲突的矛盾的滋养事业的感情。出版商对文学的激情滋养的作家的作品，随阅读而来帮助批评书稿，使之完善。是的，这个我所描述的关系的一个例证，最着名的也许就要算是托马斯·伍尔夫（不是那个记者，而是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家）和在斯科里博的马克斯韦尔·博金斯的事例了。对于作者和出版家而言，那都是一种充满成果和持久的关系。之后很少有这样的出版商和编辑了。
我和迈克尔·约瑟夫没有这样的关系，他从不以充满热情的方式关注文学。他的助手罗伯特·拉斯特，带我外出用餐的时候承认他从来不读书，只看电视。在电视出现的早期，这是受人鄙视的。这两个人彼此曾恨，不能用普通方式协商，只能通过秘书在两个办公室之间来回传递纸条。我不知道这是否影响了公司运作的效率。在那个时候我依赖于朱丽叶的支持。
出版业发生的事情证明了事情常常发展到反面的原则。而那种缓慢可靠，意味着书籍只是因为个人目的而购买的声望增长的反面就是下面的情况：去年我被一个《纽约时报》的年轻人采访，然后就有了一篇肤浅表面的文章。出版商几天以后打电话说这篇采访推动了《皮肤之下》在某一大的销售渠道售出了1500本，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书会被阅读。现在业界的一个特征就是书被卖了但不一定被读。买书的冲动来自于外部，一个专访或者是电视节目的刺激但这样的刺激不能保证读者会喜欢这本书。冲动购买不能保证严肃阅读。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出版商被会计操纵，他们关心的不在于文章质量而是在于多少销量，而判断作家的依据也就是销量。但是有些作家他们可能是最好的从来没有卖过几百本或是几千本以上的书，但他们却有强大的、深远的影响。真正可以奠定一个国家或文化的基调的好书，一直是写给严肃的少数人的；但它们只会在仓库里陈列，最后化为纸浆。
数不胜数的出版公司，国际企业，对于畅销书甚至对于已经受到认可的严肃的知名作家来说，都是有益的。我就是其中一个，对此心存感激。被会计和唯利是图的人所疏远的是对文学怀有热情的人。但是他们常常带着搜寻的表情，也许还会喃喃自语：“我过去对文学怀有热情，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阅读了。”因为他们超负荷工作。好书被出版，好作者可以生存，但是这些压力却指向小的、罕见的或是专门的书。每一个关注文学的人都会珍藏着一个绝版的书单，它们或是不再印刷，或是不再出版，或是编辑懒得销售它们。长期来看，忽视滞销书将会严重影响这个出版界。出版商曾经知道这些艰难的书有多么重要，它们是一个生命力的泉涌。我们中的一些人仍然怀念那些日子，那时一个出版商可能说：“我和你谁也不能从这本书里赚一分钱，但是它还是值得出版。”
另外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促销”。作家悲伤的玩笑道：我们写了一本书，我们还要负责销售它。这不是玩笑，我花费了生命中三个半月本该写作的时光在英国、美洲、荷兰、意大利和法国来促销《皮肤之下》。老式的出版商知道作家需要平静、祥和的心态，需要独处，而不是成为公众人物。所以现在我们有了分裂的人格。一个真正的个人在房间里徘徊，像往常一样，拣羊毛，梦想，从我们最深处的自我发掘材料。另外一个则露出微笑，成为某种“人格”。
改变始于不肯花钱做广告的小气的出版商们。他们依赖着书摘评论，然后要求作者接受访问。这些根本不用出版商花钱，报纸杂志需要填充版面，这就变成了滚雪球的过程，作者的生活、个性逐渐为大众所熟知，然后成为名人。这些越多发生，我们就越需要采访，作为“图像勾勒”。大约十几年前，开始兴起文学节日。他们成为一群成功的范例，并且，每年不断出现新的文学节日。他们毫不遮掩对作者个性的依赖。对于所吸引的成千读者来说，不是所有人都会在意着作本身，关注作者个性的人不在少数。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读者坐着看场名人访谈节目，便会立刻买书；一件事常常取代另一件。对作者作品中隐含着自传性质元素的迷恋充分显露出来：已经见过了雪莉本人，还需要去读相关的作品吗？
然后关于签名这个东西，算是推广活动过程中相关的所有现象里最没理智的表现。你作场演讲，或者主持一场研讨会，然后坐在桌前为那些耐心排队等候的人签名。他们重视签名，然而必须看到，它不过只和那些来自规模生产线的东西有一样的价值罢了。他们清楚这个作者一年肯定会为成千上百本书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们终于能站在作者面前，拿着书说，“请签上赠玛丽”，“赠鲍勃”，“赠玛赛里”，“赠杰克”，“请签上帕特生日快乐”，“乔治圣诞快乐”，而这些书可能是刚买的，也可能是从图书馆借来的。这些作者一开始非常注重文学的尊严，并可能曾经拒绝过那些空洞无意义的讯息，而且以前也从未听说过那些叫玛丽、鲍勃以及其他一些名字，却最终不得不屈服于市场需求，去做所有的一切事情以便能结束这场痛苦的商业活动。她或他，默默想着，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都会这么想，自己以前曾羞于为好友签上：“赠卡桑德拉，简”，“赠多萝茜，威廉姆”。作者们又能对这些流水生产线说什么呢？我曾被要求为六千本新书签名，我拒绝了。但是我以前却曾给三千本书签过名。为了什么？我自己偷想，如果我签了足够多的书，如果我们都这么做了，然后很快读者就会觉得签名这一举动很可笑。几年前，牛津学生间流传着这么一个笑话：“我拥有唯一一本没有签名的书……”怎么可能让人珍视这些签名呢？你想想，一队耐心等待作者签名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坐在那里，等大概一个多小时，一边聊着天，一边能听见作者回答着他人的问题。毕竟，他们都清楚，自己和作者都是拥有同样构造的人，作者肯定会极度精疲力竭，甚至可能会暗中咒骂这些来要签名的人，但是他们还是来找作者签名。
在西西里旅馆里，经理站在桌子后面，把一本我的书递到我面前，命令道：“写上赠予我的母亲，玛利亚。然后写，致以最虔诚的祝愿”。同时，他手里拿着我的房间钥匙，意思是等我签了名，才给我钥匙。
在华盛顿，我代表一个很严肃的文学组织发言。之后受委员会邀请参加晚宴，我还没有坐下来，眼前已经放了一摞书，我听到他们说，“为了晚餐，你得签名”。一个玩笑。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生过这么一件事：迈克尔·约瑟夫把他的公司卖给了一个大集团，但是唯一的条件是，如果转卖的话，必须征询公司员工的意见。不久之后，公司就被卖给了我想是伦敦新闻画刊，员工是通过自动收报机知道这个消息的。随后，一些人就辞职了。我们都会认为这真难以令人容忍。现在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即很多编辑，员工，被出版公司裁员，给他们几周时间打包东西走人，根本不考虑在作者和编辑之间所建立的一种纤细微妙的关系。现在，在出版公司工作的编辑所受的恶劣待遇和以前作者所遭受的待遇差不多。
或许最能揭露事情本质的趣事是，当公司出现变动时，从来不会询问作者的意见。我们和一家公司签订合同，或许是基于他们的名声，或者是基于对其中某个编辑的信任，但是这一文不值。我们现在成了包袱，像我们所写的书一样属于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