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时，皮特日渐发现艾奇纳家是孩子的乐园，比我母亲的旅行更有吸引力。我试图提议，一个精力旺盛的九岁小男孩，必定会觉得一个有着各种年龄的孩子的地方比大人的陪伴更有趣。
“艾奇纳夫妇是谁？”
“他们有四个自己的孩子，他们在假期时带孩子度假。”
“我知道。但他们是谁？”
“他们是奥地利人，他们是来这儿避难的。”我从来没有从那对父母身上发现任何哪怕轻微的反犹迹象，因此当她说“但他们是外国人”，她不是意指犹太人。“他们不是罗马天主教徒，对吗？”
我回答：“我不知道。我从来没问过。”
为什么又是罗马天主教徒？是不是艾米莉·穆德·麦克迈耶的童年受到过罗马天主教徒的惊吓，因为她的继母是一位持不同政见的部长大臣的女儿？但是如果罗马天主教徒如此恶劣的话，她为什么把她的宝贝女儿送到多米尼加的女修道院呢？所有这些都不可理解，让人气恼……难以忍受像往常一样。
在去南部海岸的一次旅行中，她给皮特施了洗礼，并在之后告诉了我。如此目中无人，但她认为她是对的。我所生气的不是洗礼就我而言，它充其量不过是一次异教徒的宗教仪式而是一如既往地，我的想法不被重视。“现在你将必须带他去教堂了。”她命令道。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他去教堂，因为大家发现他嗓音很好，他在唱诗班演唱。“你可以请求琼做他的教母。”
“但是如果她做了他的教母，她怎样能成为皮特的比现在更好的朋友呢？”
我搬进自己的公寓不久，她就过来参观了。她站在那里，头上戴着上等的帽子，脸上罩着小面纱，手上戴着优质的手套，肩上披着狐皮披肩，脚上穿着优雅的双鞋，看着我那丑陋的家具。
“那些东西不是你买的吧？”
“没有。这些是公寓配套带的家具。你知道，他们去了澳大利亚。”“你最好使用我的家具。我会把它们从储存库里取出来的。”
当她的继母去世时，我的母亲把那维多利亚式房屋里的家具存放了起来，付钱保存在那里，年复一年，即使是在没有钱买食品杂货的时候也是如此。当他们最后“离开农场”回到英国时，最初或许没有住的地方，但至少会有一屋家具。这并不是因为她喜欢那些家具。相反，她很厌恨她长大的那所沉闷阴暗的房子，以及那房子里面的每一样东西。
现在她无法明白，对我而言，用她的家具来填满我的公寓，这个可以说真正属于我的第一个地方，就像是把自己放进了她的权力范围里，放进了往昔之牢狱，放进了内萨斯衬衫里。
“我不想要，母亲。卖掉它吧！。”
“你不可以，不可以要这样的垃圾……”她看了看填满了我每个房间的那些东西，然后看着我，我们看着彼此，陷入惯常的绝望和无助的苦痛。她原本可以大声抱怨，就像我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她做的那样，“你为什么如此恨我？”或者我也可以对她说：“你从来没有喜欢过我，不是吗？”
但是，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爱也好，恨也好，现在又有什么关系呢？
“看在上帝的份上，母亲，走开吧，不要管我。”不，我没有说出来。那正是她所做的。首先，她把一些纸张轻快地放在了一张丑陋的桌子上，说：“这些是那些家具的收据。随你喜欢处置它们吧！。”
然后她就回了南罗德西亚，她儿子那里。
那些家具当然是维多利亚风格的。仅仅“维多利亚”这一个词语就能引起一声高傲或者轻蔑地笑。事实上它很快就能值上一大笔钱。我不想让它烦我，于是我写信给我的堂兄弟，我姑妈缪瑞尔的儿子，问他想不想要那些家具，当时他经济很困难。他过来我这里，发现他没有用得着的旧家具。他现在，他都不记得他曾来过。他当时经济很困难。
所以我告诉保存家具的人把东西卖掉，把钱寄给我的母亲。卖的钱几乎不值得邮寄，因为数额微乎其微。
这里要说一件神秘的事情。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我母亲一直写信给她的伟大的朋友黛西·莱雷恩。当我母亲在伦敦的时候那是那些年里她一直梦想的她需要一个住的地方，事实上黛西阿姨也需要一个住的地方。那么她们为什么没有住在一起呢？当时我想到这件事时，困惑与恼怒伴随着我对母亲的想法：我无法理解这件事，因此也不怎么想它。但是，现在我把两个精神形象放在一起：姨妈伯母黛西，比我母亲年轻，一个瘦小的驼背的老年妇女，穿着沉闷的黑色衣服，是一位老妪。但我的母亲，虽然七十岁了，看起来却像五十岁，健康而又精力旺盛。二十五年来我母亲究竟是在给谁写信呢？
为了理解父母，你必须长大，真正的长大，而不仅仅只是在年龄数字的变化上。当我的人生渐渐地步入中年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从来都不了解自己的父亲，真的不了解，如果没有那场战争的话他会真正是个什么样子的，他会变成什么样。年轻时，他乐观而又精力充沛，为他所在的郡踢足球、打板球、打台球，最喜欢的事是步行去方圆几英里内的每场舞会上跳舞。步行十英里去一个舞会，跳上一整夜，再步行回来，这在他看来真的算不了什么。那场战争毁掉了那个年轻人，留下一个阴沉、暴躁的人，很快就变成一个半瘫痪的人，然后就是变成一个充满恶意的人。如果我曾遇见那个年轻的阿尔弗雷德·泰勒，我会认出他来吗？同样地，我母亲也如此。是的，我知道那场战争也毁了她，这主要是因为它毁了她生命中伟大最值得珍爱的爱情，以至于最后她嫁给了那场战争的其中的一位受害者，并把自己一生中后半生剩余的时间都用来照顾他。但是我花了很长时间才了解到其他一些其他情况。这是一个曾公然反抗自己的父亲而成为护士的女孩，她的父亲甚至因此在曾数年内拒绝跟她说话，她也坚持过来了。这是一个以自己的活力、能力、独立性和幽默感给每一位她遇到的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女人。如果我遇到了这个年轻的艾米莉·穆德·麦克迈耶，我无法想象自己会与她交谈甚欢，但我一定会钦佩她。
我觉得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当她到达那个仍长满了位于原始丛林中的农场，发现在农场上没有一片空旷的地方，也没有房屋或农房时；当她知道这将是她的未来，一个寂寞的未来，因为她跟她的邻居们无任何共同之处格格不入时；当她知道自己的生活动力，那种向着某种形式的传统的中产阶级生活前进的动力被阻塞了时；当她知道她的丈夫是个残废人，没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时；总之，当她知道她所想望的一切都落空时，她垮掉了，病倒了。但是像“垮掉”和“消沉”这些词在当时并不像现在这样使用：人们正普遍遭受着神经衰弱或者意志低落。她躺在床上，心脏因焦虑而沉重地跳动着，望着外面的原始非洲丛林，那个地方她从未有过家的感觉的地方，她说她心脏不好，并且或许相信它真是如此。她在床上躺了几个月，对她的孩子们说着“可怜的妈妈，可怜的生病的妈妈”，祈求他们的爱和同情。这很不像她，其中的原因值得我思索。后来她从床上起来了，因为她不得不起来。但是，是谁从床上起来了呢？不是年轻的艾米莉·穆德（她那时已经变成了穆德，艾米莉已经消逝了她放弃了她母亲的名字），而是这样一个女人：她不停地对她的孩子们说她为了他们牺牲了自己一生，而他们却不知道感激，是那么无情。……冗长而枯燥的责备是这个女殉教者惯常的举动。我确信那个昔日仍然年轻的她，那个未被战争伤害的她会讨厌和蔑视这样一个造物的生活。
在伦敦失望地呆了四年之后，她回到了南罗德西亚，告诉她的儿子和儿媳又一次她将把自己一生贡献给了他们。而她的儿媳告诉她的儿子又一次要么就是选她，要么选就是我。然后她开始遍访朋友。她在自己写的多封信里说：“我想让自己成为有用的人，我不想成为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