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
“我梦到你把我推下了悬崖。”
当我把这些告诉萨斯曼夫人时，她说：“你确实把她推下了悬崖。”琼没能了解这样一个事实：我崇敬她，所以才觉得她充满魅力、不可抗拒。她独特、自信，经历丰富，而我没有。多年以后，当我告诉琼，以前我就是这样看待她时，她显得似信非信。
杰克把她看作一个竞争对手，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例如，如果琼批评他，那么他会毫不客气地回敬她：“为什么你不找个自己的房子？为什么你需要一个母亲的身份？”他并不明白，是我想避开妈妈或是想对皮特更好，所以才待在琼那里的。
杰克认为我对皮特的保护太过分了，他发现很难和他的儿子相处，所以他坦率地说，他不想当皮特的父亲。
这几乎是当时最糟糕的事情了。我知道皮特是多么渴望有个父亲，我看到这个小男孩，对每个人都是敞开了心扉，都是那么友好。皮特跑到杰克跟前，伸出双臂但他拒绝了，于是皮特的双臂重新放回自己身边。当杰克问他一些成人问题时，他一边严肃而小心翼翼地回答，一边用他大大的、紧张的、焦虑的眼睛扫视着杰克的脸，他在其他人那里，从没遇到过这样的经历。
我和琼之间的难题并非不可避免，两个女人都习惯了独立，却住在同个屋檐下，我们相处融洽，常坐在她厨房的桌子边聊天，什么人类啊，男人啊，世界啊，同志啊等等，逐渐就聊向批判性的话题。事实上，在厨房桌子边和琼的闲聊，已经成为我最美好的记忆之一。我们都善于烹饪，在做饭的过程中，两个人还会开展一些小小的竞赛，这种谈话方式后来被我用在《金色笔记》里。
一个情景：琼说她想让我看一些东西：“我不告诉你，你只管过来。”于是，在一条小街上走了两分钟，我们来到一个小房子里，我们发现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塞满了珍贵的家具和图画，还有人。屋里有四个人，琼站在门口，我在她身后，琼向一位躺在躺椅上的，穿着质料轻薄的晨衣的疲倦女人挥手。一个男人朝她弯下腰，一手拿着香槟酒，他是这个女人的前夫；还有一个男人她现在的爱人，抚弄着她的脚。一个年轻而羞涩激动的男人，崇拜地等在一边。屋里已容不下我们，所以我们走了，那个女人喊着：“亲爱的，无论何时，下次再来。我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太郁闷了。”她被一种莫名的，使她懒散的疲惫弄得很痛苦。看起来她一直是被她的两个前夫和现在的情人所供养。我们回家的路上，琼笑着说：“现在，你告诉我，我们做错什么了？她甚至都不是很漂亮！”我们带着对压力重重的生活的担忧，回家了。
我们会和萨斯曼夫人讨论我们自己和对方的行为，一个星期得有两三次，尽管这种痛苦和困难的探寻看起来还不如邀请别人吃法式牛角面包或者闲聊些可怕的新闻来得重要。我最喜欢听琼说一些因为她父亲和她在党内工作而认识的艺术家和作家。她的人生经验之谈总是令我印象深刻。比如，给她父亲画像的大卫·邦伯格，当时就被艺术界忽视了。对此，她说：“噢，不用担心，人们总是这样，但是大卫·邦伯格死后，人们会意识到他们的错误。”在我愤慨不已的时候，她总能保持平静。结果，大卫·邦伯格一生穷困潦倒，默默无闻，然后他死了，并真如她所说声名大振。她会从一个聚会回来，说奥古斯塔斯·约翰也在那儿，随后她告诉那些年轻女孩儿们：“最好小心点儿，别让他说服你们当他的模特。”因为那时他就已经成了人们的笑柄。她也曾去路易斯·麦克尼斯和乔治·巴克常去的酒吧，而且她曾在BBC劝说雷吉·史密斯看这样或那样的手稿，雷吉·斯密斯对年轻作家总是很大方。她还是梭霍广场展览会（梭霍
squarefair）的组织者之一，他们肯定从中获趣极多，因为我总是在楼道里听到她的高声欢笑和大嗓门：“你肯定不相信发生了什么，明天我再给你说！”
我跟杰克去了两趟巴黎。小故事《酒》可以作为其中一次的总结。我们坐在圣日尔曼大街上的咖啡厅里看着成群结队的学生呼啸而过，推翻汽车。他们有何不平？推翻汽车只是一种特殊的法国式自我表达方式：战前杰克就已经见过了，而我在不久后的旅行中又见了一次。
同次旅程，另一件事，在另一间咖啡馆。我们坐在公路旁喝咖啡，迎面走来或者飘来一位牵着爱犬且着装华丽的女人。她是个妓女，雍容华贵、漂亮至极，甚至于现在在巴黎也很难看见这么美的妓女了。杰克看着她，充满惋惜和倾慕之情。他小声对我说，“上帝啊，看看，只有法国人……”等她走到我们旁边，她停了足够长的时间并鄙夷地瞪了一眼杰克说：“Vous
etestresmaleleve，monsieur.”你真粗野先生，或者你是个农夫。然后她又飘走了。
“但是如果你不想被人注意，为何要那样表现自己？”杰克说。（这的确是一个关系不大的问题。）“而且如果有人能出钱找那样的女人，他还敢碰她么？我可能会弄乱了她的发型。”
第二次旅行，我们坐在一个黑暗的酒窖式房间里。全体法国人，一群虔诚的观众，看一个身着高领黑色长袍、脸色苍白的女人，除了画着黑眼影外完全没有打扮，唱着“我无怨无悔”和其他一些体现那个时代精华的歌曲。（这种风格不久便流行起来。）听起来像是一种大胆无谓的哀悼，对战争，也对职业。然后在巴黎街上，你会不断遇到一堆花圈，或者在人行道上碰见在弹孔下的一束束鲜花，还有布告：某某青年在这里被德国人射死。你也驻足，满怀同情的痛苦，没有感染一丝戏剧性的喜悦之情。
我们还去了剧院，去看布莱希特的柏林剧团上演《大胆妈妈》。从没有一家德国剧团敢在巴黎上演戏剧。杰克说他认为会有暴动：德国人来得太早了；当然那太冒险；但是我们应该离开。这将是一个历史契机。毕竟，它是布莱希特。第一夜，剧院被包围了，人们站立着，外面还有很多警察。事情进展的不太顺利。他们仅有不够充裕的演练时间。这个有关战争的故事，如此的切合时间和地点，在沉默中拉开了序幕。无人搅动。道具有点问题，但是仍然无人移动。毫无间隙，因为每件事都拖延得这么晚。很快，沉默终于无法忍受：这意味着他们讨厌它？观众会为了某种报复而暴动涌向舞台吗？戏剧随着“带我跟你走，带我跟你走”的话语结束，被剥夺了一切的声名狼藉的老女人再一次试图随军，法国人中发出了呻吟似的声音。沉默，沉默，持续的沉默，无人移动然后观众站立起来，吼叫，呼喊，鼓掌，哭泣，拥抱，演员站在舞台上，哭泣。这持续了有足足二十分钟之久。大概中途，示威自发停止，变成了欧洲的苏醒，丢脸的战败德国向着欧洲哭喊：带我跟你走，带我跟你走。
我从未有过那样的剧院经历，它教我决然明白一个戏剧能有这么伟大的时刻，就像它是只为了表演才被创作。此后我还看了《大胆妈妈》的另外的版本。
稍后加拿大作家泰德·艾伦告诉我，布莱希特在加利福尼亚避难的时候，曾为艾伦夫妇照看小孩。他让泰德读了刚完成的《大胆妈妈》，泰德读了，并且对布莱希特说它很有希望但是需要很多东西。海伦娜·瓦伊格尔却不这样认为，她说：“这是个经典之作。”泰德过去常以这个故事告诫自己，反复推敲，就像是一个真正的作家那样。他对布莱希特的批判变得更粗鲁，简直是一个好莱坞电影制片人的拙劣模仿者：“去他的老婊子，这很刺激，你要一个私生子，我这有一个尼姑怎样？不，是个新手，十分年轻。我们来看……拉娜·特纳……费雯·丽……”
还有一次，我和杰克去西班牙旅行了一个月。
我妈妈和皮特待了一段时间，琼陪了他一周，剩下的时间埃切纳一家陪他。我们没什么钱，杰克不是高级医师，他有一大家子要养。我们两个人能每人弄到25英镑么？这次旅行，算上花在汽车上的费用，一共50英镑。我们吃面包、火腿、青椒、土豆和葡萄。每当回忆起那次旅行时，我就能够闻到有着阳光热气的青椒的味道。当你经过法国边境时，就好像回到了19世纪。这时旅程还未开始。当我们驶入像萨拉曼卡、艾维拉、博古斯这样的小镇时，人们都涌出来看外国人。衣衫褴褛的男孩们争相为我们看车，因为他们可以一天或一夜得到60便士。当我们在便宜的饭店吃饭的时候，饥饿的孩子们把他们的脸压在玻璃上看我们。对于杰克来说，我们就像驶入了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可怕回忆。在他的想象中，他经历了战争的每一个阶段。由英国和法国选出的西班牙政府，其背叛行为让他感到很痛苦：对于他和像他这样的人们来说，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已经开始了。现在他因为那些饥饿的孩子们而感到痛苦，因为那使他想起了他自己的童年。看到街上到处是穿着黑袍的胖胖的牧师和穿着制服带着枪的警察，他非常生气。西班牙的贫穷让你感到心碎，就像爱尔兰。
为了看星星，晚上我们露天裹在毯子里睡觉。一天早上，虽然太阳刚刚升起，但是已经很热了，我们裹在毯子里坐着，看到两个又高又黑的男人，每人披着一个红色的毛毯似的披肩，骑着两匹又高又黑的马从我们面前经过，穿过田野，他们身后是蔚蓝的天空。他们冲我们挥手示意，但是没有笑。
我们在橄榄树下吃了面包和橄榄，喝了红酒。或在某个小教堂等待度过极其炎热的午后，在那里，我很确定我的头和胳膊都是被遮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