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古有轩岐，以下代不乏人。神农氏尝百草，一日而化七十毒，是有《本草》。黄帝与岐伯天师更相问难，上穷天文，下穷地理，中极民瘼，《灵枢》、《素问》作焉。其间推原运气之变迁，阐明经络之标本；论疾必归其要，治法务合其宜。井然而有条，粲然而不紊；其道至精至微，知人之所不能知，发人之所不能发，诚万世全生之大典也。扁鹊得其遗意，演而为《难经》。皇甫士安次而为《甲乙》，杨上善纂而为《太素》，王叔和因之而作《脉经》，俱彪炳璀灿，为一时宗。独汉长沙太守张仲景，推本求源，探微索隐，而作《伤寒论》、《金匮要略》。其方取大小奇偶之，制定君臣佐使之宜，真千古不传之秘；而于春温、夏热、中暑、伏暑等症，则有未尽也。幸守真刘子，作《要旨论》、《原病式》、《直格书》、《宣明论》四书，补长沙所未及。如改桂枝麻黄各半汤为双解散，变十枣汤为三花神佑丸，可谓青出于蓝，真有功医门者。同时有张子和者，作《儒门事亲》，方分汗吐下三法，其曰吐中有汗，泻中有补，圣人止有此三法，无第四法，乃不易之确论，于是世人知有刘张之派矣。其奈后学欠于精详，用之失当，至东垣老人阐《素问》之理，宗仲景之法，作《济生拔萃》十书，以传于世。独于内伤一门，立《脾胃论》，补中益气等汤，出千古之特见，开后来之瞽蒙。及丹溪朱氏，伤寒火热，内伤杂病，无不精研。其时世人泥于局方，故立补阴诸法，以救偏弊。其因不一，慨无善法救人之夭，乃发神明之识，各撰成书，以为世之准绳也。至于巢元方之《病源》书，孙思邈之《千金方》，王焘之《外台秘要》辞繁方广，足称往代之大作。如陶节安之《伤寒六书》，似胜朱奉议之《活人书》。因节安发仲景所未发，奉议不遵阴阳为表里，解阴阳为寒热，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其活人也固多，而其杀人也岂少哉！薛己之《外科》，补东垣所未备。戴元礼之《证治要诀》，葛可久之《十药神书》，钱瑛之《小儿方论》，张景岳之《大宝论》，赵养葵之《水火论》，如牛渚燃犀，无微不照。秋燥是嘉言独得，瘟疫属又可新裁，皆近代之皎皎者也。至于国朝名家叠出，接脉前贤，咸宜购览，以广见闻。名医著作，汗牛充栋，不胜备载，兹举其要耳。业斯者，探讨以上种种，兼之临症权衡，以时为要，亦不失为大丈夫也哉！
为医须明十弊论
治病如救焚，须器械整齐，同心合力，处置有方，自然手到成功，存乎其人耳。其不能者，盖有大弊十端，列举于后。一曰不辨。阴阳气血，表里虚实寒热，此十字是医家纲领；风寒暑湿燥火之外感，劳倦饮食七情之内伤，必须分晰的确，施治方得有效。若胸中茫然，头痛治头，脚酸医脚，此固粗工之不足道也。二曰辨不真。如六淫之邪，知其外感，而所伤何气，所中何经，则又不能分晓。头痛恶寒，知为感冒，而伏邪发泄，不具表症，亦应汗散。
凡此之类，难以枚举。若不辨真，与不辨无异。三曰过于小心。孙真人云：小心胆大。原是至言，相须而不可相离。但一味小心，亦归误事。如实火当清，杯水难胜车薪之火；里急当下，弱弩安及高举之鸿。竟有以水不能制火为无火，射不能中禽为去远，遂改弦易辙，得而复失，良可叹也。四曰粗心胆大。因其平素不学，临症之际，得末忘本。有一医于孟夏治一症，见有畏风自汗，头痛脉缓，竟投桂枝汤，下咽而毙，犹曰此伤寒明法也。殊不知霜降后，春分前，犹有伏暑伏寒阳症，现病相同，况其非时者乎？五曰假立名目。病虽多岐，原可一贯，纵使千变万化，必穷其源。设遇一二理所难通，沉思莫测，不妨直道相告，推贤任能，切不可不知为知，强立名目乱投杂治。缘病家知医者鲜，但我不可自欺也。六曰固窒不通。执偏知偏见，固属害事；即援引合节，亦当思地气之各别，天时之不同膏粱藜藿，体质殊途，但执成法以从事，难其必无弊焉。故先贤以执成方治今病，比以拆旧料改新屋，必经匠手，此圆机之谓也。七曰性急误事。如膨胀一症，原有虚实寒热气血水虫之分，惟虚与寒两种，最难调治，药非一日数剂不瘳。病家不肯耐性，医家必须明说，少服无效，但服至二三十剂，必有应验，使彼敬信，方能有济。
为医最忌当圆勿圆，当执勿执。遇此等症，识见不真，希图速效，往往舍补用峻，或下或疏，以致败事。中风痹痿等症，皆因脏腑虚损，日积月累而成，俱宜缓图，一涉性急，多致不起。八曰贪心损德。疾病侵扰，富贵贫贱，皆所不免。然经营劳力之人，易于受邪，即如时疫流行，多生于饥寒劳役之辈；三疟肠癖，亦农夫居多。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予习医有年，所治大半系贫苦之人，药物维艰，安望其报，是必细心切问，和言安慰。若存厌恶，致起轻忽，伤德非细。九曰妄自为能。孙思邈唐季之真人，其治人疾病，必详问至数十语，必得其情而后已。何后人反智，以三部难形之脉，决人无穷之病，若非浅学无知，必遵古贤之训。十曰虚耗精神。医之为道，首重保生，未有自己不立而能立人者也。《内经》四气调神诸篇，皆贵怡养。故业斯道者，远酒色财气，及一切耗心费神之事，养得一片精明，闲来读书会意，临症至诚聪明。一遇疑难之疾，方能专心构思，志在必得。如是利济，始为仁术焉。较之杂务分心，用意肤浅，奚啻霄壤哉？
橘旁杂论下卷
论金石
或问曰：金石之药，埋之不腐，煮之不烂，用能固气，可以延年；草木之药，未免腐烂，焉有固驻之功？答曰：金石之药，其性悍，而无津液之润。人服金石，当壮盛时，未见其害；及其衰弱，毒则发焉。夫壮年气盛则能制，血旺则能行，故不发也。及其气虚血衰，不能行制，毒积于脏腑，大患生焉。何固驻之有？或问曰：亦有未衰弱而石发，何也？答曰：忧恚在心，气血不宣畅，营卫涩滞，不能行石，热结不散，随其所积，发诸痈疮。又有服石之人，倚石热而纵欲，恃石势而啖肥浓，以为奇效，而不知精液潜耗，猛热遂作，烈火燎原，罕不焦土，问曰：金石之为害若此，农皇何以标之于本经？答曰：大虚积冷之人，不妨暂服，疾愈即止，亦无害也。又问曰：石性标悍，脏衰则发，今病者先虚而后服石，岂能制其势力乎？且未见其害何也？答曰：初服之人，石势未积，又乘虚冷之体，焉得发邪。又曰：草木自不能久，岂能益人载？答曰：服之不倦，势力相接，积年之后，必获大益。夫攻之药，以疾瘥见功；固驻之方，觉安为效。形神既宁，则寿命日永矣。
轻重失宜先后失序
医贵适中，毋太过，毋不及。用药失于不及，譬如浅力之弓，取兽百步之外；又如升斗之水，救车薪之火，势必无济也。用药失于太过，譬如牮屋，用机过力，梁柱损裂；又如饮酒过量，呕吐委顿，有何益乎？徒见其害。二者似是而实谬，为医不可不知也。治病先表后里，先攻后补，先本后标，先气后血，此一定之理也。然而有先里后表者，（如痘疮斑疹不起，用承气下之。）有表里并治者，（如伤寒之用大柴胡汤。）有先补后攻者，（古人治大积大聚多用先补后攻。）有攻补并施者，（如枳术丸、黄龙汤）有先标后本者，（所谓急则先治其标。）有标本并顾者，（如参苏饮、人参白虎之类。）有先血后气者，（如用承气后用白虎等汤。）有气血并治并补者。（如通圣散、八珍汤之类。）为医亦不可不知也。
治重疾须用重药
病当危急时，非峻重之剂，不能救百中之一二。今之医者，皆顾惜名节，姑以轻平之方，冀其偶中，幸而不死，则曰是我之功；不幸而死，则曰非我之罪。恐真心救世，不应如此也。
真心救世者，必慨然以生死为己任。当寒即寒，当热即热；当补即补，当攻即攻。不可逡巡畏缩，而用不寒不热，不补不攻，如谚所谓不治病，不伤命之药。嗟乎！既不治病，欲不损命，有是理耶？倘于此认不的确，不妨缺疑，以待高明。慎勿尝试，以图侥幸，庶不负仁者之初心也。
痢无止法
痢疾皆由暑湿内侵，脾胃受伤，饮食不化精微，而成积滞，欲从大肠而泄。经云：在下者因而导之，使邪之出也。若用药涩住，邪气必上升，为祸最烈。如邻翁姚姓子，年二十岁，七月患赤痢腹痛，日夜数十行。人传一方，用罂粟壳一钱煎汤服，才下咽，痢固止，不半日腹胀胸闷气急，身作寒热。延医治之，用柴平汤，一服胀满更甚，两目赤突，招予治之。知其伏邪为粟壳涩住，不得出路，致先腹胀胸闷，渐攻上部，气促而目突也。予心知前方柴平汤，非安危定乱之剂，若用承气汤下之，或可救也。此时两脉抟指，口中秽气难闻，神呆目瞪，肠胃已败，辞不定方。越一日而殁。非止涩药不可用，即经年休息痢，用脾肾双补，不加轻清消导之品，亦难免无弊。如邻翁王君利川令嗣，患久痢不痊，翁自能医，不能自信，往苏州雨田顾翁延医，方用缪仲淳脾肾双补。予适过其斋，见称药满案，因谓之曰：按久痢不愈而成休息，其原究因暑湿伤脏腑也。末治虽用补剂，如楂肉、砂壳、淡芩、黑栀之类，不可废也，若峻补恐有弊。翁不能用，竟服之，渐觉腹胀纳减；若易方尚可为治，其如坚信不疑，后竟成鼓胀而殁。钱洪台上舍，病休息痢两载，就予延医。其体壮实，更喜肥浓酒食，知其阴分无亏，方用西党参、炒于术、茯苓、广皮、楂肉、砂仁壳、淡芩、谷芽、炒苡仁、炙草，四服有效，出入加减二十剂，改用丸方而痊。亦见补中用消之一证也。更如治痢疾用柴胡、升麻之类，以除后重。按：升、柴只升无形之气，不滞有形之邪；若桔梗能提阻邪秽，断不可用。
为医须明阴阳之理
文学戈生之母，早秋患赤痢，腹痛日夜数十回，予用川连、黄芩、白芍等药。戈生曰：我母当腹痛甚时，用热水泡布置于大腹，则痛缓，内必有寒。若属火，何以得暖而痛缓乎？予曰：若属火，火为阳，阳中有阴，譬如灯火之焰，以物罩之，其色则黑。黑属水，水属阴，腹痛得暖而缓者，亦犹火本阳而焰则阴也，是为假寒。乃破其疑，决意服之。两剂痛止而痢亦减，加升阳药而痊。若无前之一论，非止不能开其疑，自亦为其摇惑矣。故为医者，不可不深究乎阴阳之理。
脏腑难知
远在千万里之外，可以数测；近在一身之内，不可以理推。何以故？天地之远，中国之外，按历象，据图籍，可尽知；一身以中，心肝脾肺肾之五脏，膀胱小肠胆大肠三焦之五腑，位置则可知矣。若其中所以营运，所以溉注以生吾人者，今之医流，虽度量揣摩，终不知也。
昔，列子称：工人偃师，所造倡者，歌舞合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皆傅会草木胶漆，白黑丹青之所为，内则肝胆心肺脾肾肠胃，外则筋骨支节皮毛齿发，无不毕具。试废其心，则口不能言；废其肝，则目不能视；废其肾，则足不能步。若偃师者，非知造化之所为乎？呜呼！惟如是，然后知吾身中之所以营运，而惜乎偃师之不再生也！
用药不论多少
许嗣宗善医。言：病与药，惟用一物攻之，则气纯而愈速。今人多其物以幸其功，他物相制，不能专力。按：药用一味为单方，施于轻浅之症，何尝不可。古方莫如《内经》半夏秫米汤、鸡矢醴，雀卵丸，亦并非独用。至孙思邈《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如淮阴用兵，多多益善。对症施之，其应如响，亦何尝因多药而相制耶？
再论为医之弊
古之圣王贤臣，始辨药味，原病因以救人疾患，岂小道哉？《周礼》设司医之官，岁终则稽其医事，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为下。上世之见于史传者，惟仓公、扁鹊、淳于意、华佗，数人而已；魏晋及前明见于方术传者，屈指亦不过百余人耳。可见为名医有着述传世，亦云难矣！何近来为医之多耶？殆有说焉。天下之广，通都大邑无论矣。穷乡僻壤，必欲如古之名医，始可为治，非化意兆身，岂能遍哉？其势不得不取其近便，或邀或就，而求为延医。夫为医者，始则习举业而不售，为商贾而乏资，为农无力，为工不屑。于是手择易知易见之方书，春习而夏；而质稍慧者，借病为鹄，渐能知黑道白；其愚者依样葫芦，虽至老死，终无所得。古来如狄梁公之针难产，海陵王纂之疗邪鬼，皆为一代名臣，非专专于是业者，而其技仰何神耶！吾愿天下之人，有学而志淡功名，有业而不谋衣食。任聪明年壮之时，博览古圣前贤之说，更访明理造诣之家，沟求精蕴，志存拯济，为一代善良。可得也耶！可得也耶！
童子好睡说
或问童子好睡。孩提无论已，凡三岁以下，十岁以上之童子，每到晚餐才罢，或竟倒卧或扶头坐睡，无不如沉醉然何耶？答曰：此脾系急，心系缓也。何谓脾系急？童子纯阳好动，一日之中，无刻停歇，则体劳。脾主运动，故曰脾系急。何谓心系缓？童子天机活泼，心无所用，即入塾课读，亦是口内工夫。十岁之外，有用机记者，即不然也。心主血，不用则血不耗，故曰心系缓。夫农夫粗人，身虽老大，亦多体劳心逸者，伸脚即酣睡可验矣。富贵人心劳体逸者多，故不及农夫粗人之好睡耳。
长病与高年病
长病与高年病，大要在保全胃气。保全胃气，在食不在药，万不可专恃于药，致妨于食。倘其力能食时，宁可因食而废药，不可因药而废食。
治病虽愈善后不可缺
天下之事，经理一番，其有未尽善者，从而修饰润色，不可缺也。若大病久病愈后，必当随时调理，方为无弊。前张邑侯令媛病肝厥，延湖州一医疗治，经月而愈。时予适晤侯于灵芬馆，乃相告曰：女公子之疾虽痊，原其故乃血虚木燥，必得滋养兼开郁散滞之品，作丸料常服，庶保不复作也。侯诺而未暇终服，不数月，疾复作，湖医敛手无术，竟归不起。是谁之咎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