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学堂之弊，与学生无与也。而当时兴学者，急于观成，仓猝定制，人不一心，适蹈不知轻重之弊也。一在毕业太易。科举时代，三年一会试，取进士三百余人焉。三年一乡试，各省统计，取举人约二千人。五贡并不及此数。进士固即时任用，而得意者尚不及半。举贡分途，消纳十不得一，日积月累，后来已拥挤不堪矣。今改科举为学堂，大学毕业视进士，中学毕业视举贡，而且无人不可毕业焉。今默揣其数，试问何以位置？一酬报太丰。前清大学士，年俸三百六十两。而从前出洋毕业回国，当轴极意优待，年俸视大学士十倍且有不止，其次亦必五倍，后难为继，向隅者多。此二者皆视之太重，而势处必穷也。一备索学费。从前寒士读书，无所谓学费也；且书院膏伙，尚可略资以津贴家用。今则举学中田产，悉数归入学堂；而学生无论贫富，一律取费，且膳宿有费，购书有费，其数且过于学费。其出洋之由于官费者，寥寥无几，其自费之费，即千金之家，亦必裹足焉，是出洋生不得有寒士矣。一不恤生计。学生之弃家产，负重债，以期毕业者，不过求出路以取偿耳。今对待学生者，则曰：“学生之头角峥嵘者，不难自谋其生，历次考试，亦有任用。即不然，亦得有学位，则亦已矣。不观当日之秀才乎？秀才中举中进士，固有出路；若终于秀才，则亦有秀才顶戴荣身也。有何不可？”不知当日秀才无资，本无产可破；今之秀才，则大半自破产来也。此二者视之太轻，势穷而变，不易通也。噫！始谋不臧，其由来非一朝一夕之故，今之办学之人亦不任咎也，无已，其仍证诸外国乎？外国学生失业，亦必恐慌，当有补救之法，取其所长可也。近来有大政策，必合中外谋之，此亦时势所趋，无可解免也。
财政前清由户部专管。户部之库，余在京时，奉派随同查过四次，出入互有盈绌，盈时不过千一百万以外，缩时亦不过九百万以内。承平时，度支有常，而典守有制，每次查库，必报盈余少数。此部库也。至外省亦有省库。苏州有藩、粮二库，余任首府，凡遇巡抚司道交代，每年不止查过一次，为数不过数十万，间有过百万者甚少，缄藏严密，毫无假借。此省库也。江苏算是大省，而所藏不过如此，则小省可知。计部、省各库，计算不过三千万，视乾隆时部库尚存七千万者，殆已不及，中国可谓贫矣。今则改库藏为金库，而金库则由国家银行代理之，有亏无存，每况愈下矣。
中国自同治元二年之后，十年生聚，渐复承平。官俸俭薄，兵饷节缩，取于民者，只厘金不能即除为弊政，此外仍恪守“永不加赋”之祖训。国用不足，推广捐例以卖官。疆吏有议行屠宰税者，人犹唾骂之。医疮挖肉，不免拮据，然未敢轻易借洋债也。乃甲午一败，赔款二万万。当日京官，震而惊之曰：“此二百兆也！”赔款各省分摊；摊解不及，即须借债以补之。庚子又一败，赔款四万万。于是亟行新政，藉新政以取民，藉新政以借洋债。京官又推广登进之路，于是富商大贾，遂辇载以求仕进，官常弛而奢侈之俗兴矣。丙午夏，余服阕到京，葛振卿尚书（宝华）对余言曰：“君知我国新打一胜仗，有人赔我四万万乎？”余曰：“何说？”渠曰：“若非赔我四万万，京官之阔，何能如此？君在外九年，岂料世变如此之速耶！”其时亲贵尚未横行，而祸根已暗长矣。旋而亲贵日盛一日，京官亦日奢一日，不数年而国亡矣。亡国之后，项城初到，即定为京官，无论大小，每人月俸六十元。然即如此，已较前清宫俸倍蓰矣。后乃变更平余办公诸旧制，名为化私为公，实则骤增政费。又有所谓善后借款五千万，以为挹注，而京官又肥马轻裘、狂嫖大赌矣。是河山方以奢终，功名复以奢始也。项城在洪宪以前，虽以洋债为挹注，而尚有眉目，至洪宪后，大动天下之兵，军费无所底止，而政费随之而滥，遂更感拮据矣。
光绪末年，户部册报，岁入一万万零八百万。迨项城时，逐渐加增，岁入已逾四万万。或云，所增之数，外债及学生学费均算在内。实在岁入之数，亦总在四万万矣。此四万万仍由民间所担负也，是人家年用百金，今则年需用四百金矣。此余在江西时所言也。今阅财政部报告，二十年度，岁入已在六万万以外；且只就国家税言，而地方税田赋大宗等等，尚不在内。虽以元易两，而大数已甚可惊。政繁赋重，民不堪其忧，岂空言已哉。
从前内债，有所谓征信股票等名目，后以捐照抵还，遂失信用。而外债则不然，后因屡次展期，抵押品有名无实，信用亦失。外债途穷，仍返而求之内债；内债途穷，乃减折以招徕之，卖时减折，还时十足。此饮鸩止渴也。然此法外国实开其先也，外国量出为入，借国债为挹注，取便一时，今日经济恐慌，势已将穷矣。中国尤而效之，而尚未甚，岂可不审慎从事哉？
从前各国通商，我以丝茶出洋，获大利；而外洋以鸦片进口，亦获大利。后外人自制丝茶，我之丝茶减色；而我自种鸦片以抵制之，外洋之鸦片亦何尝不减色。且外洋之制造品进口日新月异，而我之天产出口亦日新月异，近来之仿造洋货又复不少，特外人进步速，而我之进步迟耳。今则外国工商恐慌，百计倾销，商情大变，成败不可以道里计矣。
通商以出入货之盈缩为利败，此显然者也。光绪末年，与一德人谈，则谓：通商系两利，比之于水，水未有不平；所谓盈绌者，必有所救济，不能执一而论也。我德国输出，即绌于输入，不足为虑。譬如中国无银矿，市上银洋流行，从何处得来？乃证以《海关贸易册》：中外通商，惟同治三年，出超为二万七千万，为最旺之数；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三年，此五年内，出超已降为一千万有零；自光绪四年以后，直至二十六年，逐年递降，均入超于出，其甚者将及一万万。当时德人坦然言之，自必确有所据。今则超入之数，竟有七与一之比例，则水之不平甚矣。其崩决之势，不大可惧哉！
田赋按则定税，本有标准，乃日久弊生。有清入关，即欲矫明之弊而行清丈，因循二百余年，而不能行。只以土地太广，粮户太繁，税则又参错不一致，以致一国之中，完欠互异，不平已甚。县中册报岂能捏饰？而综核殊难一目了然。余外任廿余年，每到一县，必与县宰闲谈，问其所辖田地，每亩若干弓，完粮多少。皆猝不能对；即对，亦言人人殊。迨饬吏开单，有数十亩一户，有一亩不止一户者，且亩不一则，则不一粮，一篇细账，不糊涂而亦糊涂矣。此吾亲历之事。苏、赣钱粮完欠，不能平均，而深痛整理之不易言也。近日财政会议，力求田赋平均，可谓知其要矣；但望无徒托空言也。
古者取民有制，田赋之外，常税而已；今则无税不增，而田赋转成为少数矣。古者理财，量入为出；今则量出为入矣。财政部计算表勉符预算，而田赋一项尚归诸省税，只国税收入已逾七万万矣。财政部专管收支，而代财政部而收支者，尚无帐可算。锱铢所入，何一不取之于民？语云：“暂累吾民”。民果何时而释此累乎？居今日而言，理财非裁兵不可，然兵何能遽裁也？抑欲裁官乎，官亦何能遽裁乎？兵与官俱不能遽裁，则政费之浮滥者，独不可减乎？然所减亦有限矣。且更有一说，官场所浪费者，仍有利于工商之民，正可以资挹注。此说乡人自乡来者，言之历历，尚非持之无故，然亦何能成理也。司财政者竞言无办法，诚哉其无办法，然环顾外国，亦何尝有办法也。支出无艺，国债日增，其病皆中于军备也。列强乃急急于经济会议，冀欲于商务补苴。既曰会议，则必各得其平，非专顾一国也。此议何时可成，大抵终归于各求省缩而已，各谋苟全而已，勿徒骋高论，而自欺欺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