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後百姓愦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市买，莽患之，下诏「敢挟五铢钱者为惑众，投诸四裔」。於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於市道。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称数。莽知民愁，乃但行小钱直一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龟贝布属遂废。
莽天凤元年，复申下金银龟贝之货，颇增减其价直，而罢大小钱。改作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其圆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闲广二分，其文右曰「货」，左曰「布」，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与货布二品并行。又以大钱行久，罢之，恐民挟不止，乃令民且独行大钱，与新货泉俱枚直一，并行，尽六年，毋得复挟大钱矣。每壹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莽以私铸钱死及非沮宝货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胜行，乃更轻其法：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告，与同罪；比音频未反。非沮宝货，民罚作一岁，吏免官。犯者愈众，及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国槛车铁璅，传送长安锺官，锺官，主铸钱者。愁苦死者十六七。
汉钱旧用五铢，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孙述废铜钱，置铁官铸铁钱，百姓货币不行。皇甫谧高士传曰：郭泰过史弼，送迎辄再屈腰，泰一传揖而去。弼门人怪而问之，弼曰：「铁钱也，故以二当一耳。」时童谣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好事者窃言：「王莽称黄，述欲继之，故称白腹，五铢汉货，言汉当复并天下。」
後汉光武除王莽货泉。自莽乱後，货币杂用布帛金粟。建武十六年，马援上书曰：「富国之本，在於食货，宜如旧铸五铢钱。」帝从之，於是复铸五铢钱，天下以为便。
及章帝时，谷价贵，县官经用不足，朝廷忧之。尚书张林言：「今非但谷贵，百物皆贵，此钱贱故尔。宜令天下悉以布帛为租，市买皆用之，封钱勿出，如此则百物皆贱矣。」帝用其言，少时复止。
和帝时，有上书言，人以货轻钱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学能言之士。孝廉刘陶上议曰：「当今之忧，不在於货，在乎民饥。盖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也。议者不达农殖之本，多言铸冶之便，或欲因缘行诈以贾国利，国利将尽，取者争竞，造铸之端，於是乎生。盖万人铸之，一人夺之，犹不能给，况今一人铸之，则万人夺之乎！夫欲民殷财阜，要在止役禁夺，则百姓不劳而足。陛下欲铸钱齐货以救其弊，此犹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帝竟不铸钱。
及灵帝作五铢钱，而有四出道，连於边缘，有识者尤之曰：「岂非京师破坏，此四出散於四方乎？」
至董卓焚宫室，乃劫銮驾，西幸长安，悉坏五铢钱，更铸小钱，大五分。尽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飞廉之属充鼓铸。其钱无轮郭文章，不便时人，由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
曹公为相，於是罢之，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而已。
魏文帝黄初二年，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买。至明帝代，钱废谷用既久，人闲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铸五铢，於事为便。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蜀先主刘备攻刘璋，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姓，孤无取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库藏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西曹掾刘巴曰：「易耳，但当铸钱，一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闲，府库充实。文曰直百，亦有勒为五铢者，大小秤两如一焉。并径七分，重四铢。吴孙权嘉平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径一寸三分，重十二铢。而使吏人输铜，计铸毕，设盗铸之科。赤乌元年，铸一当千大钱，径一寸四分，重十六铢。故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闲患之。後权令曰：「往日铸大钱，云以广货，故听之。今闻人意不以为便，其省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并以输藏，平畀其直，勿有所枉。」
晋元帝过江，用孙氏赤乌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钱既不多，由是稍贵。
孝武帝太元三年，诏曰：「钱，国之重宝，小人贪利，销坏无已，监司当以为意。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闻官私贾人皆贪比轮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其重为禁制，得者科罪。」
安帝元兴中，桓玄辅政，立议欲废钱用谷帛。孔琳之议曰：「洪范八政，货为食次，岂不以交易之所资，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於为钱，则是妨为生之业，禁之可也。今农自务谷，工自务器，各肄其业，何尝致勤於钱。故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运致之苦，此钱所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废者也。谷帛本充於衣食，今分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又劳毁於商贩之手，耗弃於割截之用，此之为弊，着於目前。故锺繇曰：『巧伪之人，竞湿谷以要利，制薄绢以充资。』魏代制以严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马芝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钱之不用，由於兵乱积久，自致於废，有由而然，汉末是也。今既用而废之，则百姓顿亡其利。今计度天下之谷，以周天下之食，或仓库充溢，或粮靡斗储，以相资通，则贫者仰富，致之之道，实假於钱。一朝断之，便为弃物，是有钱无粮之人，皆坐而饥困，此断之又立弊也。且据今用钱之处不为贫，用谷之处不为富，又人习来久，革之怨惑。语曰：『利不百，不易业。』况又钱便於谷也。魏明帝时，钱废谷用，四十年矣。以不便於人，乃举朝大议，精才达政之士，莫不以宜复用钱，下无异情，朝无异论。彼尚舍谷帛而用钱，足以明谷帛之弊，着於已试也。代或谓魏氏不用钱久，积藏巨万，故欲行之，利公富国。斯殆不然。晋文取舅犯之谋，而先成季之信，以为虽有一时之勳，不如万代之益。於时名贤在列，君子盈朝，大谋天下之利害，将定经国之要术。若谷实便钱，义不昧当时之近利，而废永用之通业，断可知矣。斯实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张耳。近孝武之末，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验之事实，钱又不妨人也。愚谓救弊之术，无取於废钱。」朝议多同琳之，故玄议不行。沈约曰：「人生所资，曰食与货，货以通币，食为人天。是以九棘播於农皇，十朋兴於上代。昔醇人未离，情嗜疏寡，奉生赡己，事有异同。一夫躬耕，则余餐委室；疋妇务织，则兼衣被体。虽贸迁之道，通用济乏，龟贝之益，为功盖轻。而事有讹变，奸弊大起。昏作役苦，故穑人去而从商。商子事逸，末业流而浸广。泉币所通，非复始造之意也。於是竞收罕至之珍，远蓄未名之货。明珠翠羽，无足而驰；彩罽文犀，飞不待翼。天下荡荡，咸以弃本为事。丰衍则同多稔之资，饥凶又减田家之蓄。钱虽盈尺，且不疗饥於尧年；贝或如山，信无救渴於汤代。其为疵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罢钱货，专用谷帛，使人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疋为货，事难於怀璧；万斛为市，未易於越乡。斯可使末伎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代推移，人兴事替，或库盈朽贯而高廪未充，或家有藏镪而良畴罕辟。若事改一朝，废而莫用，交易所寄，朝夕无待。虽致乎要术，而非可卒行。先宜削华止伪，还醇返古，抵璧幽峰，捐珠清壑。然後驱一代之人，反耕桑之路，使缣粟羡溢，同於水火。既而荡涤圜法，销铸无遗，立制垂统，永传於後。比屋称仁，岂伊唐代。桓玄知其始而不觉其终，琳之睹其末而不统其本，岂虑开塞，将一往之谈可然乎。」前凉张轨太府参军索辅言於轨曰：「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谷帛量度之耗。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晋泰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疋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全安，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
通典卷第九食货九
宋文帝元嘉七年，立钱署，铸四铢钱，文曰「四铢」，重如其文。人闲颇盗铸，多翦凿古钱取铜，帝甚患之。录尚书江夏王义恭建议，以一大钱当两，以防翦凿，议者多同之。何尚之议曰：「夫泉贝之兴，以估货为本，事存交易，岂假数多。数少则币重，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济用不殊。况复以一当两，徒崇虚价者也。凡刱制改法，宜顺人情，未有违众矫物而可久也。泉布废兴，议自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罢息，六货溃乱，人泣於市。良由事不画一，难用遵行。夫钱之形，大小多品，直云大钱，则未知其格。若止於四铢五铢，则文皆古篆，既非庸下所识，加或漫灭，尤难分明，公私交乱，争讼必起，此最是深疑者也。命旨兼虑翦凿日多，以致销尽。鄙意复谓殆无此嫌，人巧虽密，要有踪蹟，用钱货铜，事可寻检，直由纠察不精，致使立制以来，发觉者寡。今虽有悬金之名，竟无酬与之实。若申明旧科，擒获即报，畏法希赏，不日息矣。」
中领军沈演之以为：「龟贝行於上古，泉刀兴自周代，皆所以阜财通利，实国富人者也。但采铸久废，丧乱累仍，縻散湮灭，何可胜计。晋迁江南，疆境未廓，或土习其风，钱不普用。今封略开广，声教遐暨，金镪布洽，爰逮边荒，用弥广而货愈狭。加复竞窃翦凿，销毁滋繁，刑虽重禁，奸弊方密。肆力之甿徒勤，不足以供赡。诚由货贵物贱，常调未革。愚谓若以大钱当两，则国传难朽之宝，家赢一倍之利，不俟加宪，巧源自绝。」上从演之议，遂以一钱当两，行之经时，公私非便，乃罢。
时言事者，多以钱货减少，国用不足，欲禁私铜，以充官铸五铢。范泰又陈曰：「夫货存贸易，不在多少。昔日之贵，今者之贱，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人均通，则无患不足。若使必资货广以收国用者，则龟贝之属，自古而行。铜之为器，在用也博矣。锺律所通者远，机衡所揆者大。器有要用，则贵贱同资；物有适宜，则家国共急。今毁必资之器，而为无施之钱，於货则功不补劳，在用则君人俱困，校之以实，损多益少。良由阶根未固，意存远略。伏愿思可久之道，赊欲速之情，则嘉谟日陈，圣虑可广。」
先是元嘉中，铸四铢钱，轮郭形制，与古五铢同价无利，百姓不资盗铸。孝武孝建初，铸四铢，文曰「孝建」，一边为「四铢」，其後稍去「四铢」，专为「孝建」。三年，尚书右丞徐爰议曰：「货薄人贫，公私俱罄，不有革造，将至大乏。宜应式遵古典，收铜缮铸，纳赎刊刑，着在往策。今宜以铜赎刑，随罪为品。」诏可之。所铸钱形式薄小，轮郭不成就。於是人闲盗铸者云起，杂以铅锡，并不牢固。又翦凿古钱，以取其铜，钱既转小，稍违官式。虽重制严刑，人吏官长坐死免者相系，而盗铸弥甚。百物踊贵，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无轮郭者，悉加禁断。
时议者又以铜转难得，欲铸二铢钱。颜竣曰：「议者将谓官藏空虚，宜更改变，天下铜少，宜减钱式，以救灾弊，振国吊人。愚以为不然。今铸二铢，恣行新细，於官无解於乏，而人奸巧大兴，天下之货，将糜碎至尽。空立严禁，而利深难绝，不过一二年闲，其弊不可复救。此其不可一也。今熔铸获利，不见有顿得一二倍之理，纵复得此，必待弥年。又不可二也。人惩大钱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闲，必生纷扰，富商得志，贫人困穷。又不可三也。况又未见其利，而众弊如此。失算当时，取诮百代。」上不听。
废帝景和元年，铸二铢钱，文曰「景和」，形式转细。官钱每出，人闲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无轮郭，不磨鑢，如今之翦凿者，谓之来子，尤薄轻者谓之荇叶，市井通用之。永光元年，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改，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於此者，谓之綖环钱。入水不沈，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断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货不行。
明帝泰始初，唯禁鹅眼、綖环，其余皆通用，复禁人铸，官署亦废工，寻又普断，唯用古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