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内五十万九千三百四十七石，河东十一万二百二十九石，河西三十七万一千七百五十石，陇右十四万八千二百四石。
诸色仓粮总千二百六十五万六千六百二十石：
北仓六百六十一万六千八百四十石，太仓七万一千二百七十石，含嘉仓五百八十三万三千四百石，太原仓二万八千一百四十石，永丰仓八万三千七百二十石，
龙门仓二万三千二百五十石。
正仓总四千二百一十二万六千一百八十四石：
关内道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石，河北道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石，河东道三千五十八万九千百八十石，河西道七十万二千六十五石，
陇右道三十七万二千七百八十石，剑南道二十二万三千九百四十石，河南道五百八十二万五千四百一十四石，淮南道六十八万八千二百五十二石，
江南道九十七万八千八百二十五石，山南道十四万三千八百八十二石。
义仓总六千三百一十七万七千六百六十石：
关内道五百九十四万六千二百一十二石，河北道千七百五十四万四千六百石，河东道七百三十万九千六百一十石，河西道三十八万八千四百三石，陇右道三十万三十四石，
剑南道百七十九万七千二百二十八石，河南道千五百四十二万九千七百六十三石，淮南道四百八十四万八百七十二石，江南道六百七十三万九千二百七十石，
山南道二百八十七万一千六百六十八石。
常平仓总四百六十万二千二百二十石：
关内道三十七万五千五百七十石，河北道百六十六万三千七百七十八石，河东道五十三万五千三百八十六石，河西道三万一千九十石，陇右道四万二千八百五十石，
剑南道七万七百四十石，河南道一百二十一万二千四百六十四石，淮南道八万一千一百五十二石，山南道四万九千一百九十石，江南道阙。
论曰：昔我国家之全盛也，约计岁之恒赋，钱谷布帛五千余万，其数具食货赋税篇下。经费之外，常积羡余。遇百姓不足，而每有蠲恤。自天宝之始，边境多功，宠锡既崇，给用殊广，出纳之职，支计屡空。於是言利之臣继进，而道行矣。割剥为务，岐路多端。每岁所入，增数百万。既而陇右有青海之师，范阳有天门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剑南罗凤之凭陵，或全军不返，或连城而陷。先之以师旅，因之以荐饥，凶逆承隙构兵，两京无藩篱之固，盖是人事，岂唯天时。缅惟高祖、太宗，开国刱业，作程垂训，薄赋轻徭，泽及万方，黎人怀惠。是以肃宗中兴之绩，周月而能成之，虽神算睿谋，举无遗策，戎臣介夫，能竭其力，抑亦累圣积仁之所致也。夫德厚则感深，感深则难摇，人心所系，故速戡大难，少康、平王是也。若敛厚则情离，情离则易动，人心已去，故遂为独夫，殷辛、胡亥是也。今甲兵未息，经费尚繁，重则人不堪，轻则用不足，酌古之要，适今之宜，既弊而思变，乃泽流无竭。夫欲人之安也，在於薄敛，敛之薄也，在於节用。若用之不节，宁敛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费，定经用之数，使下之人，知上有忧恤之心，取非获已，自然乐其输矣。古之取於人也，唯食土之毛，谓什一而税；役人之力，谓一岁三日。未有直敛人之财，而得其无怨，况取之不薄，令之不均乎！自燧人氏逮於三王，皆通轻重之法，以制国用，以抑兼并，致财足而食丰，人安而政洽，诚为邦之所急，理道之所先，岂常才之士而能达也。民者，瞑也，可使由之，不可使因之。审其众寡，量其优劣，饶赡之道，自有其术。历观制作之者，固非易遇其人。周之兴也得太公，齐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强也得商鞅，後周有苏绰，隋氏有高熲。此六贤者，上以成王业，兴霸图，次以富国强兵，立事可法。其汉代桑弘羊、耿寿昌之辈，皆起自贾竖，虽本於求利，犹事有成绩。自兹以降，虽无代无人，其余经邦正俗，兴利除害，怀济时之略，韫致理之机者，盖不可多见矣。农者，有国之本也。先使各安其业，是以随其受田，税其所植。焉可徵求货币，舍其所有而责其所无者哉！天下农人，皆当粜鬻，豪商富室，乘急贱收，旋致罄竭，更仍贵籴，往复受弊，无有已时，欲其安业，不可得也。故晁错曰：「欲民务农，在於贵粟，贵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为赏罚。如此农民有钱，粟有所泄。」谓官以法收取之也。诚如是，则天下之田尽辟，天下之仓尽盈。然後行其轨数，度其轻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风，率循礼义之方，皆登仁寿之域，斯不以难矣。在昔尧汤，水旱作沴，而人无捐瘠，以国有储蓄。若赋敛之数重，黎庶之力竭，而公府之积，无经岁之用，不幸有一二千里水旱虫霜，或一方兴师动众，废於艺殖，宁免赋阙而用乏，人流而国危者哉！
##选举典
通典卷第十三选举一并序
自昔羲后，因以物命官，事简人淳，唯以道化，上无求欲於下，下无干进於上，百姓自足，海内乂安，不是贤而非愚，不沽名而尚行，推择之典，无所闻焉。爰洎唐、虞之官人也，俾乂水土，缉熙帝载，敷五教，正五刑，播百谷，典三礼，咨于四岳，明扬侧陋，询事考言，故举无失德。然犹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流四凶族，不仁者远，斯则选贤任能之大略也。三王之代，朴散俗浇，难以道驭，务勤其教，立庠塾於乡闾，建黉学於都邑，训公卿大夫之子弟，设俊、造之目而勖勉成之。自幼年入学，至四十方仕，然後行备业全，事理绩茂。秦汉以降，乃异於斯。其行教也不深，其取材也务速，欲人浸渍於五常之道，皆登仁寿之域，何可及已。夫上材盖寡，中材则多，有可移之性，敦其教方善。若不敦其教，欲求多贤，亦不可及已。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而况以言取士，既已失之，考言唯华，失之愈远。若变兹道，材何远乎？
第一历代制上第二历代制中第三历代制下考绩第四杂议论上第五杂议论中第六杂议论下
历代制上周秦汉後汉
周官大司徒职：「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艺。」并具学篇中。诗、书、礼、乐，谓之四术。四术既修，九年大成。凡士之有善，乡先论士之秀者，升诸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诸学，曰俊士；既升而不征者，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论进士之贤者及乡老、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藏於祖庙，内史书其贰而行焉。书其贰，谓写其副本。在其职也，则乡大夫、乡老举贤能而宾其礼，司徒教三物而兴诸学，司马辩官材以定其论，太宰诏废置而持其柄，内史赞与夺而贰於中，司士掌其版而知其数。论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盖择材取士如此之详也。
秦自孝公讷商鞅策，富国强兵为务，仕进之途唯辟田与胜敌而已。以至始皇，遂平天下。
汉高祖初，未遑立制。至十一年，乃下诏曰：「贤士大夫既与我定有天下，而不与我共安利之，可乎？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荣之。以布告天下。其有称明德者，御史、中执法、郡守必身劝勉，遣诣丞相府，置其行、义及年。有其人而不言者，免官。」又制诸侯王得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也。
惠帝四年，诏举人孝悌力田者，复其身。
高后元年，初置孝悌官二千石者一人。特置此官而尊其秩，欲以劝勉天下，各令敦行务本。
文帝因晁错言，务农贵粟，诏许人纳粟得拜爵及赎罪。
至景帝後元二年，诏曰：「有市籍赀多不得官，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赀算十以上乃得官，赀少则不得官，朕甚愍之。减至四算得官。」有市籍，谓贾人有财不得为吏。赀万钱，算百二十也。算十，十万也。时疾吏之贪，以为衣食足，知荣辱，故限赀十万乃得为吏。廉士无赀，减至四算，乃得官也。
武帝建元初，始诏天下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其理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皆罢之。申、商、韩刑名之学，苏、张纵横之说，并不用。
元光元年，举贤良，董仲舒对曰：「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无教训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言小吏有为奸欺者，守令不举，乃反与之交易求利也。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夫长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赀，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於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智，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也。请令诸侯、列卿、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於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授之以官，以使其材也。无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禄德而定位，录，谓存视也。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帝於是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孝，谓善事父母。廉，谓清洁廉隅。又制：「郡国口二十万以上岁察一人，四十万以上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决断，材任三辅县令。」至五年，又诏徵吏人有明当代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给食，令与计偕。计者，上计簿使也。郡国每岁遣诣京师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与上计者俱来，而县次给之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