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开发表《论财富的分配》时，我以为说几句开场白是必要的。对于我着手研究一个已经引起这么多有才能的政治经济学家注意的题目一事，可能还要作一些解释，这种尝试本身就足以表明，我认为他们的着述并不完全令人满意。确实，尽管已经有了这些着述，我仍然确信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门科学比较起来还是一门新的学科，并且像李嘉图所说的那样，财富的分配已成为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那末，我的这种尝试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如果一旦彻底弄清了这个问题，那末其余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自亚当·斯密时代以来，上面提到的这位作者对澄清这一复杂问题所作的贡献可能比任何人都多。但是，虽然他已作了很多贡献，在我看来，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他还是给他的后继者留下了大量工作。我想，这一点不仅已为这位杰出作者的着作，而且也为他的追随者和自称为他的门徒的着作所证实。例如，穆勒先生，虽然他的要义①那么着名，也只是对他的前辈，特别是对李嘉图的着作作了明白的概述，他尚且如此不满意于最初所作的在利润方面的论述，以致在第二版中对这个问题作了实质性的改动。
但是，如果前者对这一重要问题的论述是不精确的话，那末，毫无疑问，我认为后者更是如此。这些话也许适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的探讨还远没有穷尽。
在本文中，究竟有多少创见，当然尚须待读者去决定。一个人在经过长期的阅读并思考某一科学部门的问题之后，要确定什么应归功于别人，什么是由于他自己的深思熟虑所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常常有这样的情形，有人认为是新的东西，事实上可能别人在以前就已经说过了，甚至也许在很久以前的某个时期他就已经读到过。偶尔也会有人在尚未意识到这种情形时，竟把这些东西宣布为创见。当然，目前没有人在尚未首先沏览或回想一下这门科学的大师们的着作，特别是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麦克库洛赫、萨伊、施托尔希、杜克、托伦斯等人的着作的情况下，敢于撰写政治经济学的。对于我从这些卓越的作者的着作中得到的益处，请允许我在此永志感谢。同时，由于这门科学几乎完全成了论战的领域，使它在公众
的心目中大大失去了信誉，所以我总是尽可能避免这种情况。这就使我比以前较少地注意前辈的着作，但这是为了刚才所说的理由，而决不是想贬低他们的着作，或者想否认我对他们的无限感激。相反，凡是出现了前辈着作中所特有的论点的地方，我均留意提及；但是，我也同显赫的权威所支持的某些错误论点进行了论争。
关于利润的理论，也许由于它是这门科学中最复杂的理论，正如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已经引起了许多争论，对此，我也特别加以注意。我有着这样的希望，人们也许发现，这一十分棘手的问题，现在已得到了满意的说明。
但是，我特别要提到的一点是地产的分割。它在本书中占着如此突出的一个部分，为此，在此介绍详细论述这一问题的理由也许是必要的。这一问题的巨大重要性和迄今为止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所采取的草率态度，以及欧洲两个最着名的国家——法国和英国对于这个问题所持的完全相反的见解，都促使我把它作为着重研究的对象。我想，没有人会否认这个问题的重要性，①
指詹姆斯·穆勒（1773-1836）所着的《政治经济学要义》，1821
年出版——译者因为仑在伦理学和经济学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且是政治学的真正基石。在我看来，这一问题也没有得到公正的论述。不论篇幅长短，我只见到过两篇论文，一篇搜集在早先一期《威斯敏斯特评论》里，另一篇则是在德斯塔埃尔先生的《有关论英国的书简》中。①这两位有才能的作者都为平等辩护。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意见分歧是众所周知的。在一国，长子继承权受到了非常普遍的赞同；而在另一国，则更为普遍地被认为是可憎的。既然这个问题不仅同政治经济学有关，而且与伦理学和政治学有关；那就不可能在没有考查它的一切倾向的情况下妄加臆断。从一种观点来看，这个制度是好的，而从另一种观点来看，它则可能是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先把有利的一面与不利的一面加以权衡，才能看到判断的夭平向哪一方倾斜。为了讨论这两种对立的制度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后果②而稍微偏寓了这一性质的着作的正题，我相信是能取得读者的谅解的。在探讨政治问题时，应该避免极端简短和特别冗长这两种陈述的不同的缺点。这里存在着一个主要困难：非常简短的陈述决不能对这样一个问题作出公正的剖析；而面面俱到的考察则又会导致远离本文的要旨。我在避免这两种极端方面究竟取得了多少成绩，须由读者来断定。那些想要更进一步探讨政治问题的人，最好去阅读《政治论》一书，该书篇幅大大超过了本书，并且大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必须用分册的形式来出版。
不管人们对地产分割的研究可能有什么样的看法，我希望他们至少会发现它具有一个公正的优点。我想本书己给了那些和我意见相左的论点以应有的说服力。用这种方式探讨问题至少可以期望有一个优点，这就是，即使发现结论是错误的，论述本身也不会被抛弃。
虽然财富的分配是本文的正题，但在我看来，预先用一些定义和解释来为它铺平道路还是绝对必要的。这些定义和解释如果是正确的，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是有用的，它们不仅将适用于其后各章，而且也同样适用于政治经济学的其它部分。在此，我对曾引起很多争论的价值学说进行了考察。人们可能会觉得本书的绪论部分最为枯燥无味，读者也许会发现，在领会本书的其余部分时，如能很好地理解它，就不会有什么麻烦了。在一开头，弄清一些概念，会使我们以后的进展变得非常顺利，并借以结束一场内容空洞的文字战那样的哲学的耻辱。
①我曾得悉麦克库洛赫先生在其《国家的财富》一书的增补本中有一篇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但我却一直没有机会拜读这篇文章。
②由于《财富的分配》涉及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所以偶或进入相邻的学科领域是难以避免的。
绪论
导言
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财富,这个财富既不是个人的财富，也不是由特定的人们所组戌的阶级的财富，而是整个国家的财富，甚至是整个世界的财富。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对财富的性质确立精确的概念。
成为政治经济学主题的财富或财宝，只包括物质的东西。这件事非常重要，需要注意。因为，虽然这门科学的伟大奠基人亚当·斯密以及他的大多数最有才能的后继者都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但是，却有一两位晚近的作者，企图用延伸它的含义，以使他们的理论研究工作可以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进行。这种企图只是表明，在同一个名称下论述性质根本不同的事物、这个论述本身不仅是一个逻辑上的错误，而且势必使整个问题陷于混乱。
例如，萨伊先生的非物质产品就属于这种情况。
并非所有物质的东西都构成财富。它们必须具有效用，从而能以各种方式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从来没有绝对无用的东西竟能成为物质财富的一部分。但在这些有用的东西中，有些是并不借助于人类的努力来提供，而是由自然界自发地提供的，它们在数量上是无限的，足够满足每个人的需要而绰绰有余，这些便是我们呼吸的空气以及阳光、水等等。显然，如果所有具有效用的物质都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就决不会产生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了。
这门科学是管什么用的，是为了增加这些东西的数量，或者改变其现有数量的分配，并以比每人所要求的更大数量来分配给所有的人的学问吗？要是这样的话，富有与贫穷的概念一定同样不为人所知了。这门科学只能与那些不是由自然界自发地、无限丰富地提供的东西有关。由于这些东西中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通过人的努力，容许有某种程度的增加，所以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理论性的科学，而且也是一门实践性的科学。至于上面所提到的其他东西，因为它们不以任何方式构成这门科学研究的对象，当然必须从我们财富的概念中排除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