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根据罗马法规定，如果父亲死后留下的子女在4个以下，那末在他们之间合法分配的部分为
1/3.如果有个以上子女，在他们之间分配的部分为一半。因此，在每种情况下，父亲都能随意分配他一半、往往的财产。在罗马史上更早的一个时期内，在子女间合法分配的部分仅占
1/4.
②
我注意到一个事实，它可作为最近人口大量增长的一个证据，即在萨瓦最好的一个地区，从尚贝里一直向北伸展的那个地方，我所看到的老年人很少。可以肯定，在一个不健康的国家里，这一事实看来表示他们是为数不多的人遗留下来的代表。
①这个法律经历了若干次修改。立宪会议根据1791年4
月通过的法律规定，未留遗嘱的死者，他的全部财我还可提出存在了近四百年之久的威尼斯和至今尚存的俄国作为强大而持久的贵族政权的鲜明例证。在这两个国家中，由于前一个国家，至少在它的后期，民主力量已衰落到一无所有；而在后一个国家，它还没有上升到重要的地位。所以，这些国家在给我们提供了贵族统治长处的卓越榜样的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公正和压迫的令人信服的证据。但是它们还是有助于确立我目前想要作出的论点，即稳定是这种政府所特有的和不可分的特征。这就是俄国使欧洲其他邻邦害怕的主要原因。
虽然有几个莫斯科的沙皇死于暴力，但是这些事件丝毫没有干扰该国的安宁。一切事情还是象从前一样地进行，只不过是又一个皇帝被埋在他祖先的墓穴里罢了。在我们的时代，该国政府的稳定受到了更加意想不到的检验。
我们见到，一位已成年的王子，除了性格的温和之外一无所长的皇位继承人，甚至没有尽力斗争就把皇位让给了他的胞弟，因为圣彼得堡的军事暴动在没有君士坦丁参加的情况下那么快地被乎息了。是否有可能提出一个比贵族支持的政权更为稳定的鲜明事例呢？虽然俄国的君主自称为独裁者，而且在名义上也是专制的，因为宪法没有限制他的权力。但是，实际上他的权力是有限的，正是在这些限制之下才受到富有而最有势力的贵族的拥护。把俄国的例子同上述波斯的事例作一比较，在这两个国家中君权在名义上都是不受约束的，但只有后者，君权才真正受到限制（虽然两国的人民都没有任何势力），而它们之间竟有天渊之别！在一国，尽管存在着农奴制，但是财富和人口迅速增长，而其余的一切文明要素，也在广泛君主制许多世代以来享有的安定局面的保障下，缓慢而确定不移地发展着。而在另一个国家里，战争、劫掠和荒芜却绵延不断。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了贵族而且只有贵族才能提供稳定。因此，不管人民是否已上升到足够重要的地位来影响国家大事，某一部分贵族总是每个可望长洽久安的政权中必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家庭子女间平均分割土地的法律或习惯则完全消灭贵族。那末，我们是否不得不作出反对这样一种实践的结论呢？
产应不分性别和长幼在他的后裔中平均分配，但这一规定并不与留遗瞩的自由相抵触。这一法律被国民大会在共和国2年通过的一个法令（2年雪月17
日的法令）保留了下来。这一法令允许有直系亲属继承人的所有者，有权处理不超过他1/10的财产，而在只有旁系亲属的情况下，只能处置他财产的
1/6,其余一切财产均须在他的子女中或其他继承人之间平均分配。此外，它还规定，所有者不得将其任意处理的部分留给最喜欢的一个孩子，而只能留给局外人，如果把它遗赠给合法继承人，则也须平均分配。根据现在作为该国法律的拿破仑法典的规定：如果父亲只有一个孩子，他可任意处理他的财产的一半；如果有两个子女，那末他可任意处理其
1/3的财产；如果三个以上，那末有1/4的财产听他支配，其余一切财产必须在子女间平均分摊！如果他死时不留遗嘱，则全部财产应在其子女之间平均分配。
道德上的后果
在论述了家庭所有子女间平均分割地产的经济与政治后果之后，我只需比较一下这一制度与另一相反的制度在道德上的后果就行了。
我首先要谈到反对平均制度的最常见的论点之一，这就是：根据长子继承权的规定，必然只有一个家庭成员是无所事事的。反之，如果所有子女都能得到父亲相等的一份遗产，就无人必须工作了。一个人无所事事总比许多人都无所事事好些。
我必须承认，在我看来，这一异议是肤浅而无远见的。事实上，假定现在第一次采用这种平均制度，那未不管它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在我看来，它的更为持久的最终后果必定正好与上述论断相反。这一制度因缺乏一批这样的人（他们摆脱了谋求生计的麻烦）所引起的弊端，恰恰具有相反的性质。
在任何一个第一次废除了长子继承权的国家里，确实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在前一种制度下须自谋生财之道的殷实家庭较年幼的子女，现在他们发现已有足够的财产来维持满意的生活而无需设法增加他们的收入了。如果这种情况毕竟是一种弊病，尽管一点也不清楚这是否是一种弊病（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必要为他的生活而劳动，那么他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呢？），那末这种弊病也不大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因为，如果这一代人不去增加他们的财产，显然，当这些财产最终在他们的孩子间平均地再分割之后，每一个孩子都将比他的父亲更不富有，从而有必要从事某种有利可图的职业。如果人们不去增加他们的财富，虽然风险少，但是在一代或至多两代的时间里，他们的子孙将贫困得足以促使他们尽力工作。确实，这是一种奇特的反对意见，如果它有什么好处的话，那未它好就好在证明了它所竭力反对的制度反而使每个人如此富足以致免除了辛劳的必要！
不幸的是，人们尚未想出这样的妙策。据说，人在破落的时候，会遭到这样的责难：拼死拼活地操劳来挣口苦饭吃,而且他的确也躲不开这种初时的咒骂，我们也不可能想出什么办法来使他免除这样的命运。
正如我所说的一样，这种平均制度的真正弊端，具有一种与上述异议所作的推想恰恰相反的性质。它的趋势是使一切人都处在同一水平上，阻止任何一批人上升到这样一种地位，由于他们优裕的境况，使他们免除谋生的必要，从而也摧毁了一切闲暇，而这种闲暇乃是知识与文明的进步最必要的条件。这样的一批人对任何一个社会的重要性是不可能被估计过高的，因为它决定着一切知识和文化的发展。
凡是我们考虑到每一个国家在法制的进步、技术与科学的发展、生活与风俗的雅致等方面的利益，总之，考虑到崇高的宗教和道德情操在整个社会上的盛行，我们同样都将不得不承认：一批免除了挣钱的苦役而有时间培养他们智能的人，对整个国家具有多么大的价值呀！
波拿巴把英国人称之为商业国民。如果他把这个词使用到美国人的身上，那末他也许更公正得多。在美国，商业活动就是一切。追求货币的热情普追占上凤，从缅因州岩地到路易斯安那州的沼泽都一味崇拜财神菩萨。为了追逐财富，科学技术、文学、高尚的思想风度，甚至连娱乐都一律被忽视了。不管这样一种制度对于广阔而肥沃的国土的开垦和移民可能多么适用，我们仍然不能认为它是社会状态中最可喜和最完善的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