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事物的永久性为基础，而与战争和保护关税立法等难于避免的不测事件相联系的这些情况，足以证明建立在专为国外生产的庞大制造业基础之上的那种社会繁荣是很不稳定的。当挫折确实像它们一定会出现的那样来临的时候，由此引起的苦难将是难以估计的。成千上万的人，也许千百万人几乎都有可能被解雇，被剥夺生存的权利，或听凭他们依靠同胞的赈济过着朝不虑夕的生活。这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人类不幸的顶点。从政治观点来看，这种灾难也并不稍小。在不大的区域内聚集着大量人口，从而为狡诈的家伙迫使他们无休止地劳动准备了条件，他们也最易于为变化无常的命运所摆布。无休止的沉重劳动使他们永远不能受到认真的教育，这种状况，对任何一个政府，特别是对民众政府来说，只能是一个持久性的危险根源。在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下，共和政体的形式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强大的常备军，才能保证社会的安宁。拥有一切能支持政府的手段——强大的君主制度、贵族和军队，基础稳固而强大的英国已经不止一次地在获悉工业区暴动的消息时吓得发抖。那么在同样的紧要关头较为软弱的统治必将变成个什么样子呢？两年来，我们难道没有见到仅仅法国的一个城市，即一个织工的城市，几乎成了政府的敌手而且能将对抗延续到超过一星期之久吗？这个政府不也是由基督教世界中最大的军队之一防卫着的吗？对此类事件的恐惧必定促使上层和中层阶级为了维持社会秩序而放弃某些防止专制势力的措施，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就已经发生了这方面的一些实例。
这些话都指出了由于工业人口畸形发展所引起的一些弊病。
我根据这种情况以及前面谈到过的情况得出的推断是：象大不列颠这样的国家，部分地由于地产的过分集中，部分地由于社会的自发发展，与农业人口相比，工业人口的增加有着这样强烈的趋势，正如我们所知，甚至这种增加是以减少农业人口为代价的，因此无论如何不去鼓励这一不可避免的趋势就成了政府的职责。
确实，如果为了抑制这种进程，现在倡议制订一个限制粮食或其他植物类食品进口的制度，那未我必定很难同意这样一种措施。但是，在这些规章制度已存在了相当长时间，以致许多人的状况已有赖于它们的继续存在的时候，那未这种情况就又当别论了。取消这种限制一定会使一部分农业人口失业并扩充工业城市中的人数。假如被取消的限制确实重要，至少一定会产生这种后果，要避免这一进退维谷的困境是不可能的。如果废除谷物法不能大大降低面包的价格（象某些人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十分明显，这些法规至少就是无害的。如果这种后果不是因废除了这些法规所引起的，那未是否准许它们继续被塞在法律全书里，对国家来说则是无关紧要的。全部好事仅限于扫除了一个无用的法律，如此而已。只为了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利益似乎不值得如此大吵大嚷。那未，废除谷物法的狂热鼓吹者大概一贯认为这件事将使面包的价格发生很大差别，如此等等，但是如果不抛弃以前种植谷物的大片薄地，从而也决不会使这些土地上耕种的人口过剩，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发生。所以如果我们也象很多人一样，认为谷物法仅仅对地主有利，而只有他们才对它的保留感到兴趣，那未这种看法是非常错误的。谷物法的废除给劳动者带来的影响比其他任何一个阶级都要大，因为他们最不能忍受收入的任何减少。无疑，对这个问题的一般回答总归是：他可以到随便什么地方去找工作嘛。但他们要到哪里去呢？由于刚才所录的理由，在农业方面，他们不可能有什么机会找到工作的，所以他们得跑到大城市去，而且要尽力使那些原先掌犁的手去适应操作织机或珍尼纺纱机。这些过剩劳动力在此期间所遭受的苦难程度是无需详述的。最后，农业人口与工业人口之间的这种不平衡必定还要进一步扩大，这决不是人们所希望看到的后果。这还不是全部。
我现在正在考察的这种变化，必然非常严重地压迫着那些已把资本用于改良不付租金的劣等地上的租佃者和小土地所有者。由于这些土地被认为从来没有提供过别种收入，所以粮价的大幅度下跌而不致严重地侵占这种资本的利润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如果没有严重地侵占上述资本的利润，那未粮食价格就不可能发生相当大的下跌。同时，由于已与土地混合成一体的资本不可能从土地中抽出来，因而租佃者或小土地所有者无法逃避他们的损失。他们如果不愿完全放弃这种资本，那未，尽管处在明显的不利地位，他们还得用新的投资来继续耕种这种土地。
但是，如果我们不再坚持这一论点，我们就假定由于该小农场主发现靠经营农业已无法维持生活，因而他就急于取得而且也能够得到他的资本，并把它转移到别的部门去。现在，姑且不去详细论述由于构成这种资本的所有物品的价格下跌可能蒙受的损失。谷物便是这种资本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而价格的下跌部分是由同他处境相似的人销售额的增加，部分是由废除一切进口限制所引起的。他的情况究竟会怎样呢？无疑，他也要成为制造业者。
这种转变即使可能的话，对一个在蓝天下长大的、自动只习惯于务农的人来说，也是一种痛苦的变化。他成功的机会也必然是大可怀疑的。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的境况是不可能非常令人羡慕的。他大概有点像诗人沃兹沃思笔下的农失蒂斯伯里·瓦尔，当他来到伦敦时，还是按照他从小就养成的老习惯，主要忙着观看街道上空飘过的浮云，而他最爱去的地方则是铁匠铺和草料市场.
耕种自己地产的小土地所有者二定在更大程度上感受到与租佃者同样的灾难，因为不仅他们的利润而且他们的地租都要因此而减少。虽然在英国，这一阶级的人数也许并不很多，但是在作一般性的论证时，就应该把他们考虑在内。谷物价格的下跌或迟或早终将引起货币工资的下降，但是许多小土地所有者即使可以从中获得利益的话，那也不可能是很多的，因为他们除了自己家庭成员的劳动之外，如果还曾雇用过劳动的话，那也只是很少的。
在这里写一篇关于谷物法的论文，当然不是我的目的。我只是想说明，完全废除一个国家早已习惯的谷物进口的各种限制所引起的弊病，一定会超过这样一种措施的鼓吹者看来一般都会承认的限度。这种做法，不只是影响富有的地主，而且将非常严重地损害农业劳动者、租佃者和小土地所有者这样一些重要阶级的利益。我们也已看到，要是投人土地的资本不被大量毁弃，也未遭致从一种行业转变为另一种行业的过程中更加无法避免的损失，那未上述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总之，所有这些不利因素大大减少了从取消谷物贸易限制中预期能够获得的利益。虽然过了若干时间之后，人们也许已不再感受到这种损失，国民财富也可能增长到超过在贸易限制制度下所能达到的数额，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好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应当被视为足以促使立法机关去造成近在眼前的这样大的一场灾难，还是大可怀疑的。特别是在考虑到上述利益必须以牺牲农业人口而使工业人口进一步增加为代价来换取的时候，立法机关是否会采纳这种做法尤其值得怀疑。因为根据我们的推断，工业人口已经如此之多，以致它不仅成为个人受苦的一个经常性的根源，而且成了一个危及国家的原因。
如果能拟订出这样一种方案，它在保持目前谷物的平均价格的同时，将不致给国家带来在这种生活必需品的价值普遍大大超过其他国家的情况下往往要发生的那些带有破坏性的不稳定因素，那未继续维持这样一种制度也许是有利的。毫无疑问，这可能要给予输出品以相当于进口税的补助金，以便万一谷物发生过剩时农场主可利用出口谷物来免除损失。然而，这样做就得拿出相当大的一部分税款，国家也许不会很愿意这样做。作为这种办法的替代，英国目前的谷物法看来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自从它颁布以来，粮食价格总的说来是稳定的，大体上比前些年低。
如果对谷物进口的任何限制现在才第一次被提出的话，那未使我去反对它们的同样一些理由，也会促使我去竭力抵制业已存在的谷物关税的任何增加，看来，这是无需多说的。这里，一般原理又成为适用的了。如果说我们走回头路是一种不大明智的方针，那未我们至少也不能在同一条道路上前进得更远。这样一种企图，除了与政治经济学的一切正确观念相对立之外，还不能不激起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互相对立，并把社会冲突的火种撒遍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