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仲晦《应诏封事略》
今将帅之选，率皆膏梁呆子，厮役凡流，徒以趋走应对为能，苞苴结托为事。物望素轻，既不为军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费已是不赀。以故到军之日，惟务裒敛刻剥，经营贾贩，百种搜罗，以偿债负。债负既足，则又别生希望，愈肆诛求，盖上所以奉权贵而求升擢，下所以饰子女而快己私，皆于此乎取之。至于招收简阅，训习抚摩，凡军中之急务，往往皆不暇及。军士既已困于刻剥，苦于役使，而其有能者，又不见优异。无能者反见亲宠，怨怒郁积，无所伸诉。平时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缓急，何由可恃？
张齐贤《谏北征略》
自古疆场之难，非尽由戎狄，亦多边吏扰而致之。若缘边诸寨，抚御得人，但使峻垒深沟，畜力养锐，以逸自处，宁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称良将于赵，用此术也。所谓择卒未如择将，任力不及任人。且戎狄之心，固亦择利避害，安肯投诸死地而为寇哉？
臣深始至山西，巡行忻、代之间，因得以访问三关事宜。若诸边守此，上策也。但所谓边吏扰致之，今则不然。今日之弊，乃在报功耳。当大举入寇之时，边将尽皆束手无策，败衄则朝廷任其害，寇既出境，乃要利铲截，幸得疲罢之余者数级，则以奏捷要赏也。
苏辙《上神宗书略》
古者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而七，以人子之爱其亲，推而上之，至于其祖。由祖而上至于百世。宜无所不爱。无所不爱，则宜无所不庙。苟推其无穷之心，则百世之外，无非庙而后为称也。圣人知其不可，故为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则迭毁。春秋之际不与，莫贵于天子，莫尊于天子之祖，而庙不加于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独至于宗室而不然？臣闻三代之间，公族有以亲未绝而列于庶人者。两汉之法，帝之子为王，王之庶子犹有为侯者。自侯以降，则庶子无复爵土，盖有去而为民者，有自为民而复仕于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为凡今宗室，宜以亲疏贵贱为差，以次出之。使得从仕，比于异姓，择其可用而试之以渐。凡其秩禄之数。迁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与异姓均，临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时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于害民，其贤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为吏者则出之。于近郡官为庐舍而廪给之，使得占田治生，与士庶比。今聚而养之厚之，以不赀之禄，尊之以莫贵之爵，使其贤者老死，郁郁而无所施。不贤者居诸隘陋，戚戚而无以为乐，甚非计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从昆弟子自胜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问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则力役多，以天下为私奉，非至公之法也。于是疏属王者，悉降为公。夫自王以为公，非人情之所乐也，而犹且行之。今使之爵禄如故，而获治民，虽有内外之异，宜无所怨者。然臣观朝廷之议，未尝敢有及此何也？以宗室之亲，而布之于四方，惧其启奸人之心，而生意外之变也。臣窃以为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虽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锢，齿于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数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刘氏、项氏与司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为国者，苟失其道，虽胡越之人皆得谋之。苟无其衅，虽宗室谁敢觊者？惟荡然与之无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汉唐之故，此亦去冗费之一端也。
臣深谨按王安石当熙丰之间，亦尝裁减宋宗室，一时宗学诸生，拥马为之大哄。安石立马从容谕之曰：譬如祖宗亲尽而祧，何况贤辈？宗室并服其言而退。斯亦天下之公议也，固当不以人废。
马端临《封建叙略》
列侯不世袭，始于唐；亲王不世袭，始于宋。又曰：古之帝王，未尝以天下为己私；古之诸侯，亦未尝视封内为己物。上下之际，均一至公，非如后世分疆画土，争城争地，必若是其截然也。秦灭六国，再传而灭。西汉之初，剿灭异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继而剿灭异姓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继而剿灭疏属刘氏王，而以畀其子孙。盖检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周虽大封，未闻成康而后，复畏文武之族逼，而必欲夷灭之，以建置己之子孙也。汉魏而下，每一易主，则前帝之子孙歼焉，而运祚卒以不永。
贾让《治河奏略》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汗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境，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迫厄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民，当水冲者，泛滥自定。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千载无患，故谓之策。若乃多穿漕渠于翼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法，亦救败术也。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罢于救水，半失作业，水行地上，溱润上彻，民则病湿气，木皆立枯，卣不生谷，决溢有败为色鳖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则盐卣下隰，填淤皆肥，故种禾麦，更为粳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转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濒河堤吏卒，一郡数千人伐买薪石之费，岁数千万，足以通渠成水门。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虽劳不罢，民田适治，河堤亦成。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培薄，劳费无已，数违其害，此最下策也。
臣深谨按河事，要领无过于此奏，故采其尤得要领者着于篇。但古今所不同者，让论自东北入海，故为顺。今日则障之南行入海，故为逆。以本朝廷鼎燕都，护运道故也。臣家江湖下流，盖尝睹其入海之处，江流视河尤盛，然江害少而河患多，何也？大抵水分则力微，并则势悍，力微则为利，势悍则滋害，又河流或断，而江流常行，断则易淤而浅，行则顺利而深，其所达滞固然也。况江源出峡，则洞庭彭蠡为之潴，科坎既明，流止有制，是故江患赏少。河出洛阳，行梁宋间，土既疏而无所游泊，并夷夏数十百之水，而纵其所如，安保其不为害也哉？今日治河次第，固自有所以让之论为不疏矣。
马端临《户口序略》
古之人方其为士，则道问学；及其为农，则力稼穑；及其为兵，则善战阵。投之所向，无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万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国，而扞城其民。民众则其国强，民寡则其国弱。光岳既分，风气日漓，民生其间，才益乏而知益劣。士拘于文墨，而授之介胄则惭；农安于犁锄，而问之刀笔则废。以至九流百工，释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繁于是，民之多寡，不足为国家之盛衰。
高锡《劝农论略》
劝农者，古典也，在于知其病而去之，夫农之病者，由制度隳也，制度隳则下得以僭上。是故宫室无常规，服玩无常色，器用无常宜，饮食无常味。四者偕作，于是奇伎淫巧出焉，浮薄浇诡骋焉。业专于是，货易于是者，利甚厚于农矣。凡民之情所急者利，于今之农，其利甚寡。农家之利，田与桑也，田桑之所出者谷帛。夫以垦之，妇以蚕之，力竭气衰，方见谷帛。谷帛之价，轻重不常，农家出则其价轻，入则其价重。轻重之币，起于时也，时底于稔。故有轻而出，时过于凶，故有重而入。稔既轻出，凶又重入，敢言利乎？且务奇伎淫巧，浮薄浇诡，皆坐而获利焉。谁肯勤于农哉？若欲勤农，先思举制，制度举则下无以僭上。上之宫室，下不得宅焉；上之服色，下不得衣焉；上之品用，下不得举焉；上之饮食，下不得荐焉。则奇伎淫巧，浮薄浇诡者，尽息矣，农不劝而自劝也。
臣深谨按锡所论着，颇尽伤农害农之故，然于国家劝农之法制疏矣，采其要者如此。
苏轼《徐州上书略》
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彭城所寄也。昔项羽入关，既烧咸阳，而东归则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舍咸阳而取彭城，则彭城之险固形便，足以得志于诸侯者可知矣。臣观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川数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开关而延敌。材官驺发，突骑云纵，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麦，一熟而饱数岁。其城三面阻水，楼堞之下，以汴泗为池，独其南可通车马，而戏马台在焉。其高十仞，广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炮石，凡战守之具，以与城相表里，而积三年粮于城中，虽用十万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长大，胆力绝人，喜为剽掠。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非止为盗而已。汉高祖沛人也，项羽宿迁人也，刘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砀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数百里间耳。其人以此自负，凶桀之气，积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万众，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兴以卒伍庸材，恣睢于徐，朝廷亦不能下。岂非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敌耶？
臣深谨按宋都汴，故彭城为左臂，子瞻徐州形势为宋论也，亦甚明切。我朝都燕，则徐州形势所系尤大。盖以百物所输，多从南上，今日之喉襟也。惜乎。子瞻自守之策居多，犹未尽彭城之利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