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仪自己虽娶了荣源的女儿，又把两个妹子嫁给了荣源的儿子，溥仪做了满洲国皇帝，荣源也因国丈的身分，授了勋二位，做了宫内府顾问大臣。可是溥仪和荣源，感情似乎并不好，据《记事簿》载：
康德五年（一九三八）二月十五日十一点半，荣源来云：今天系他生日，来给皇上行礼。上传：“告诉荣源，今天很忙，不见他。”竟给了荣源一杯闭门羹。实在荣源为人，确有不堪地方。例如老婆要和他离婚，竟告到了溥仪御前，下面便是老婆给溥仪的一封信：
皇上睿鉴：微臣生性鲁钝，罔习诗书。既无理家之才，复遭荣源之忌。二十余午时在痛苦之中，隐忍应付，痛心实多。每思输诚以感动，益觉意见之纷歧。命蹇运乖，挽救乏术。愧列宗枝，忧萦五内。以往情形，犹可勿庸追论，乃至最近两年，荣源对臣情形，诚有人类所不堪忍受者，谨为吾皇上详细陈之：夫人类生存一日，衣食住三者必不可免。请先言住，其所租之天津住房，臣出入本为传舍，只因欠租累月，不特不能居住，且将视臣为债务人，箱柜行李俨成扣押之品。倚靠无门，彷徨失措，不得已，暂就母舅家借宿。清夜自思，成何境况？若非荣源忍心害理，何至令臣忍辱含痛，至此于极。衣食日常之需，臣向主俭朴，不敢稍涉华美。乃戚族庆吊，每以蓝缕而规避；米面食粮，恒望姊妹相馈遗。两年经过，言之寒心。荣源则悍然不顾，视若仇雠，不通闻问。函电呼吁，口头请求，一概置之不理。盖欲绝我生路，置之死地而后已也。臣本当一死以报祖先，无如润麒尚未成人，前途环境，冉冉堪虞。上年在新京相见，尚觉其孝思真诚，殊不忍以一身之事，贻后人之忧。再四思维，惟有诉于法律，与荣源对簿公庭。无论何国何地，皆有保障人权之专律。是以不揣愚昧，已向北平法庭起诉，请求析产别居，实属万不获已之举。区区苦衷，必蒙我皇上矜怜恕宥。微臣实不胜迫切惶恐之至。谨以奏明，伏惟皇上圣鉴。微臣恒香谨奏。又五月念八日。
这封信没有年份，系夹在《溥杰三格格润麒信》第四册中，那些信是大同二年（一九三三）的，也许这也是大同二年间的事。据说离婚没有成为事实，不过荣源在北平的财产，都给他老婆处分了。康德四年（一九三七），荣源又有一件和他儿子润麒的交涉，先看溥杰给溥仪的报告：
今有一件惊天动地新闻，报告吾君：今早荣源来一信（与润麒者），信皮上写“润中尉殿”，信后写“荣源”，信内亦然，内中大如朋友之彼此写信，绝不类父子口吻，有“吾亦不禁惶恐”等语。最妙者，有“为谈此事便利起见，渐（系‘暂’之误）将吾辈家庭关系搁开，作为朋友”……更有称润麒为足下处，尚有“此马本由吾用价购买，以送于足下者。将来足下回国，再另购一好马奉送，绝不致误。……果该马为足下朋友所送，抑或御赐，则吾万不敢如是之斗胆矣。亦更想不到足下为此事而多心生气矣。……将来可另购赔偿，籍赎不告而办之罪。吾之祖父暨吾父殊开过眼界，如是百十元之马价必不致于染指也”，末书“荣源复”等语。其原因为润有一马在荣源处喂养，荣遂卖之。其子润氏向韩升大发雷霆，有“不胜发指”之妙谕，故其父荣氏亦大发雷霆，致演出此父不父、子不子之怪剧也。此信因润不在家，由莉莉打开，示于杰者。杰与莉莉皆且笑且读，因太奇怪，故特秘将其中之“妙语”录抄于上，真可谓天地之大，无奇不有也。（二月五日）
其后润麒自己也有一个信给溥仪：
现有一件可怪之事，请上千万勿告其他一人。英父对英去信不满，激怒之余，忽给英来一极恭敬之信，称英为“中尉”，呼英祖父为“吾父”，可见已不认英为子矣。原因系英来时，将英之马，经韩升托一商人代为饲养。后此人私自将该马卖却之外，尚要求饲养料。英怒其非礼，乃给韩升去信，令其代为责此人。不意英父观此信，认为闲话，于是有是举，何英之不幸也！（二月廿日，以上两信并据《溥杰三格格润麒信》第十册）
或许溥仪就为这些原因，瞧不起老丈。闻苏联盟军既入长春，荣源也被虏去了。
清朝二百六十九年的天下，兴于摄政王（顺治叔父多尔衰），亡于摄政王（溥仪本生父载沣），固是一奇；而由一位福建人（洪承畴）协助顺治入关，又一位福建人（郑孝胥）协助溥仪出关，也是一奇。
溥仪过去的一生，可说有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陈宝琛等要把他造成一位英明的皇帝，像他的祖先康熙和乾隆一般；第二个时期，庄士敦等要把他造成一位英国式的Gentleman；第三个时期，关东军要把他造成一个日本式的傀儡。于是溥仪的最后一段生活，实包含着这三种气息。
溥仪一生做了三次皇帝，第一次年才三岁，做了三年，是由慈禧太后撮弄而成；第二次年才十二岁，做了十三天，是由张勋撮弄而成。这两次年纪都还轻，说不上自由意志，只好听人家摆布。第三次做皇帝，诚然也可说是由日本人和郑孝胥等撮弄而成，但那时已二十九岁，是不是还只听人摆布呢？
溥仪在北平宫中时，因感受种种压迫和束缚，曾一度想到天津，享受自由生活，已获得英国驻华公使的协助，买好火车票，由其弟溥杰陪伴同行，不幸为左右所发觉，多方拦阻而罢。乃后来到了天津，度了七年的自由生活，忽又自投罗网，再去做闭门天子，实在不可解。
日本手造满洲国的一幕，必预有长久周密的布置，他们怎样布置虽是一个秘密，日后也必会豁然显露。我在这本书里，先就郑孝胥和罗振玉两人怎样参与这个秘密略为考索，已够证明这件事实在酝酿了好多年。
郑孝胥辈拥溥仪做满洲国皇帝，认做复辟或中兴，原只是想借日本人的力量，先在关外立定脚跟，再行入关。吾们在《海藏楼诗》中，常见他用“收京”字样，便是指收复北京而言。而孝胥还想在收京后，重造他的海藏楼（《十二月廿六日天未明》“愚公欲移山，恃有子孙在。老夫当及身，移楼着人海”，自注：“于收京后，必更造海藏楼。”见卷十二，页十九）。但在日本人看来，满洲国的建立，并不就是清朝的回复或延续。他们不愿溥仪再入关做大清国的皇帝，只要他做一个满洲国的傀儡。满洲国和华北，也就由日本人划定山海关为国界。据说，孝胥之子一天对国务院总务厅长驹井德三说：“满洲国好比一个小孩子，现在两三岁了，也可让他下地，自己学习走路了，为甚老是抱在怀里，不放手呢？”驹井回敬了一记耳括子。这正可以说明双方的心理。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朝兴起，必把前一朝的子孙设法消灭，所谓斩草除根，免得再有人借着名义造反。只有宋太祖对于柴世宗子孙、中华民国对于满清，却是例外。然而溥仪仍给张勋复辟了一次，又给日本人利用来制造一个满洲国（《水浒传》记柴进加入梁山泊，仍因他是柴世宗子孙，为大家所想借重）。
收留和豢养中国罪人或政府反对派，教他们和自己国家捣乱，这一种把戏似乎是大家欢喜玩弄的。譬如帝俄在同、光年间的西北变乱中，收容吾国的叛逆白彦虎，又几次给他助力，教他侵入新疆边境，希望不交或缓交伊犁，几次交涉引渡，始终不肯。日本人的收容溥仪，也是一个例子。当然，现在和将来，这种把戏还得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