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烈宦寇连材《宫中日记》曰：“凡人当幼时，无不有父母以亲爱之，顾复其出入，料理其饮食，体慰其寒燠。虽在孤儿，亦必有亲友以抚之也。独皇上无人敢亲爱之，虽醇邸之福晋，亦不许亲近，盖限于名分也。名分可以亲爱皇上者，惟西太后一人。然西太后骄侈淫佚，绝不以为念。故皇上伶仃异常，醇邸福晋每言及，辄涕泣云。”又曰：“皇上每食三膳，其馔有数十品，罗列满案。然离御座稍远之馔，半已臭腐，盖连日以原馔供也。近御座之馔，虽不臭腐，然大率久熟干冷，不能可口，皇上每食不能饱。有时欲命御膳房易一馔品，御膳房必奏明西太后，西太后辄以俭德责之，故皇上竟不敢言。”然则载湉自十余龄后，虽为天子，曾不及一孤儿。后之患痼疾，即由少时衣食不节使然。乃犹下煌煌之懿旨，广求天下名医，以疗此自幼积成之痼疾，亦何益哉？徒借此以为欺人之具而已。
自戊戌政变后，那拉氏酷信谋围颐和园之风说，幽居载湉于瀛台，相推相激，至有己亥立储之变。是时为江督刘坤一上奏切谏，鄂督张之洞则援吴可读以自解，不敢苟为异同。而立溥俊为皇嗣之策，已不能易。
逾年，北方大乱，拳祸滔天，都城几至为墟。名以载漪为罪魁，而实则操纵其间者，那拉氏也。外人欲全中国体面，故仅索惩载漪等之罪。迨载漪既革爵遣戍，其子溥俊又多失德，因亦废之，由是皇嗣之位仍虚。
戊申十月，载湉疾增剧，医者皆束手，宫中复议建储事。那拉氏颇属意于奕匡孙，载振辈之子。张之洞知载振辈耽于声色货利，行止大亏，必不可立其子，乃以疏不间亲之言进。而那拉氏颔之，遂命载湉弟载沣为摄政王，并以载沣子承继载淳为嗣，兼承载湉之祧。不二日，而那拉氏母子竟先后殁。
那拉氏由宫女一跃而为太后，当同治初年，已与钮祜禄氏同垂帘。光诸初年，再与钮祜禄氏同垂帘，迨己丑归政，戊戌复垂帘。盖握政权者垂五十年，其遗产之富，为满清所罕有者。
当甲午年，清日战事亟，那拉氏欲以所积金钱，合一千五百万磅，交与汇丰银行，运至英伦。约以须守秘密，勿令人知。汇丰索酬资每百二厘五，那拉氏吝不与。会和议成，事遂止。及庚子年，仓卒西窜，将宫中之金银，悉埋于地下。旋被人发掘，取去无数。后幸其地归美国联军管理，亟代为收存，然已止剩九百余万。迨由西安回京后，一以积蓄为事，细大不捐，继长增高，至末年，乃积至二千五百万磅。世所称“孝钦遗帑”者，即此。
溥仪既承位，以年幼，故大权在其本生父摄政王手。会议兴复海军，苦无款。廷臣有请拨遗帑者，摄政王转请于嫂，不允。及辛亥秋，武昌既变，始发遗帑，以济湖北灾民，且仅有二十万两。其在二千五百万磅中，直九牛之一毛耳。此国民之所以不受其愚也。
宣统三年春，广州革命军起义未成，七十二英雄横遭惨戮，其骸骨丛葬于东门外之黄花冈。迨八月十九日，武昌又起义，不旬日间，天下响应，爱新觉罗氏之子孙知不可敌，遂以逊位闻。
顾满清之入主中原，至是已二百六十有七年，淫威虐政，虽不可枚举，然亡国何以若是之速？有谓革命运动，事机已熟，故能一蹴而成者。有谓惧外人之瓜分，势将实行，故推翻满洲政府，以为弭祸之策者。有谓各省举代表，请速开国会，不从，请收回铁路国有成命，不从，知其借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人民皆绝望于满洲政府，故愤而为此者。其说皆持之有故。
或曰：非人事，乃天意也。昔赵宋得国于孤儿寡妇之手，失国亦在孤儿寡妇之手，人皆知之。若夫满清之得中原，由多尔衮为摄政王，而其主福临仅数龄。及其失中原，由载沣为摄政王，而其主溥仪亦仅数龄。以彼例此，理无或异。老子有言：天道好还。哲家之说，其信然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