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点，我们撰写《民国黑社会》，还希望它能对当前社会中一些不良风气起到针砭的作用。迄1949年，民国已寿终正寝。新的社会制度给人民创造美好的前景。但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丑恶社会现象，至今在某些阴暗角落又沉渣泛起。例如：赌博在城乡一些地方较为盛行，个别地区赌注甚至盈千累万。再如，诈骗案不仅时有所闻，而且令人咋舌。骗子甚至一路绿灯，骗吃，骗喝，骗女人，骗钱财，……数以万元计、数百万元计、数亿元计地骗。为警醒世人，我们特将民国时期以各种面目出现的骗予以及行骗手法详尽地进行分析。在”赌“的部分，一一折穿流氓赌棍的各种赌博”奇计“，以及何以久赌必输，赌局即骗局。
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人骗写过《中国黑幕大观》、《上海黑幕汇编》等书，揭露当时全国或一地政界、军界、报界、商界及社会各界的黑幕。这些《汇编》、《大观》虽披露了不少骇人听闻的材料，使闻之者震惊、愤懑，但往往只触及社会表层的问题。对于造成各种黑暗现象和黑暗势力根本原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于勾结、利用中国黑社会势力的帝国主义，对于纵容、怂恿黑社会势力的当时中国的最高当局，这些书籍是不敢揭露、不敢抨击的。
《民国黑社会》一书，除了取材于民国时期的书籍、报刊和档案材料外，还参酌了不少民国老人的回忆文章。我们在撰写本书的时候，不但以丰富的、形象的材料写出民国黑社会的”黑“，而且努力揭示出造成这种”黑“的根源所在。力求将历史的沉思寓于生动的叙述之中，融思想性、知识性与可读性于一炉。我们希望本书有助于读者深刻认识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国历史，也有助于读者跟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某些腐败现象作斗争。
旧中国社会制度决定了社会渣滓特别多，社会风气特别坏。当时之骗子，其活动范围遍及通渠大都、偏乡小邑；其构成成份不独有帮会流氓、江湖术士，且有政府官员、富商巨贾、僧尼娼妓各色人等；其行骗对象上至官府衙门，下至平民百姓，不仅骗取钱财，而且拐骗人口；其行骗手段有威逼勒索的诈骗，有以色财为饵的诱骗，有以妇女、儿童为骗取物的拐骗，有以装富、装官、装亲、装神等各种手段行骗的装骗，有互相勾结合伙行骗的串骗。受其害者，轻则损折钱财，重则倾家荡产。本书把骗子大致分为八类，并用一些实际发生过的故事，披露其活动的黑幕。
顾名思义，就是在官场行骗的骗子。其中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行骗者本身就是官，可能还是大官，利用他们的权力、身份和职务行骗；二是行骗者本身不是官，但他们或则在官场厮混过，利用他们与官场人物千丝万缕的关系行骗，或则伪装官的身份、托言是某官的亲戚行骗。
1912元年曾发生直隶水灾借款一案，作案者正是官场神骗。这年秋天，直隶发生大水淹没30余县。人民之流离、财产之损失，无法估计。时有法国传教士雷鸣远等，发起”中外筹赈慈善会“.他在考察灾区后提出：水灾的造成，是由于水利不修；而赈济系治标之策，只有根治四大河流，才是根本大计。他曾派了一位工程师到四大河流测量，估计工程造价非五六百万元不可。于是，上书中国当局。当时直隶交涉使王克敏说，治河虽为一劳永逸之计，但现在拿不出这笔钱来，难以实行。后来通过中国驻奥公使沈瑞麟的关系，向比利时借了一笔50万镑巨款，合华币600万元，用作直隶水灾河工之需。该款借到手后，水灾已退，治河之事便无人过问了。数年之后，天津、河北一带再次闹起水灾来，于是又商量着向外国筹借巨款。沈公使闻讯，大为怪异，他以为前次借款早用于河工了。回国后，他先向直隶当局调查，并不知有借款一事，向财政部查询，财政部亦无此案。于是又向财政总长质问，连去三次，总长均避而不见。沈公使遂与比利时驻京公使谈及此事，比公使便以宴会为名，请中国各部总长及各国公使赴宴，以为财政总长必到，便可当面质询，不料总长仍然设辞谢绝。事后，有人向沈公使疏通：此案不必再提，不但关系到政界要人，连项城（袁世凯）也用过这笔钱呢！原来，袁世凯一伙以治河救灾为名，骗取了600万元的慈善款项。真是：大盗不操戈矛，巨骗不施小诈呵。
官骗人，官也是骗子行骗的对象。有一种惯于在官场行骗的骗子，聚合三五人，或为主，或装仆，印官衔名片，装官界举动，问所由来及政界内幕，常能对答如流，毫无破绽，其骗术每能得逞。有一次，上海一青年学生模样的人，自称姓蔡，名某某，是曾经发起过云南护国军起义的蔡锷将军之二公子。持名片求见吴铁城市长，向其告贷。吴一听是蔡将军之子，便不加详细询问，借给50元。后来与熟悉蔡将军的人谈及此事，得知蔡确有一子，但已出国多年，至今尚留学巴黎。方知来借钱者乃是一个冒名骗子。
北平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有一青年持新任财政总长孔祥熙的函件及名片，自称是孔的代表，遍向北平市金融界方面活动，许多银行界人士争相巴结。有一天，一位细心的银行经理看出了其中的破绽：原来那位孔祥熙的”代表“所持函件及名片，用的都是”孔庸之“三字，而孔从来没有用自己的字号署名的习惯。再加上孔事前未有电报到北平，突然派一代表来，岂不荒唐。遂断定那个”代表“是伪装的，乃当面斥穿其骗局，那个青年只得抱头鼠窜。像这样的官场骗子，不仅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屡见不鲜，即便在乡间小县也经常有他们的踪迹。某日，陕西省某县知事正坐堂办公，忽有仆人拿了一张名片进来，上书：”陕西都督府秘书黄震亚，别字扫白，江西吉安人。“知事乃请客入见，问其来意，据称即将赴湖北省谒见督军，谋求军职。现因川资缺乏，恳与贵县商贷，抵湖北之后，即行筹还。又问他以陕西省政界诸事，居然应对如流，确实无误。于是，县知事赠给川资，并设酒宴招待。事隔不久，知事的朋友孙某任陕西都督副官，出差途经该县。知事将黄某之事一一告知，孙某诧异道，我任省督副官多日，从未见过有什么姓黄的秘书！知事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上了骗子的当。
官场骗子不但装官骗官，而且装官骗那些一心求官的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那些削尖脑袋想求个一官半职的人，何止成千上万！骗子正好利用人们的这种求官欲以售其奸，多能得逞。苏南东亭有个全某，长期客居安徽合肥。操何职业无人知晓。1913年回到家乡，衣服华丽，起居阔绰，自称一向跟随某某大官做事，非常得到信用，且与某省长、某都督相熟。有谁跟他出去谋事，富贵可以立即到手。乡里人听他胡吹一气，很是羡慕。有个农家子名叫刁斗的，家中甚为富裕，又是个官迷。为其言所惑，就跟随他到合肥去厮混。他们在一家旅馆住定，全某对他说：”你喜欢做官吗？我一定竭力帮你弄到手。但做官需有一定资格，你却没有，怎么办呢？我打算先帮你购买一张毕业文凭，然后谋个科长或科员干干。混上年把，有了经验，就可以正儿巴经做官了。“刁斗闻言，异常感激。从此全、刁二人花天酒地，寻欢作乐，日夜流连，恣意挥霍，钱钞都由刁斗掏，刁斗还唯恐不得全某的欢心。一日，全某从外面回来，高兴地对刁斗说：”我刚从省政府来，恰巧碰到黄某谋颍上县知事的缺位，事将成熟，若能得到千余元运动费，立可赴任。黄某正在筹集股资，有能助他300金者，可以到他那里当科员；助500金者可以当科长。“刁斗听说，连忙表示：”我愿意得科长席。“说罢，倾囊倒出500大洋。当天晚上，大开筵席，邀黄某痛饮，借此与他未来的上司及早联络感情。次日，黄某忽然匆匆跑来说：”省府就要发任命了，但门包规例尚需300元，我钱袋已空，怎么办呢？“全某对刁斗说：”你可以帮助他，将来他当了知事，不会负你的。“刁斗说钱已用完了。全某道，何不回家去取呢？刁斗此时受骗已深，且欲罢不甘，便慨然应允。回去以后，想方设法谋得300元，由邮局汇去。自己则乘轮船复来皖。到先前住的那个旅馆一看，全、黄已不知去向了。刁斗想，黄某大约已赴任了吧？复乘车赶到颍上，一打听，则新任知事果姓黄，不过名虽是而人实非，见了面却是一位素不相识者。刁斗无可奈何，懊丧而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