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有些吃江湖饭的人，包括一些艺人、江湖医生等，拜老头子是为了跑码头时有个靠山，好比请了一尊门神，”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比如着名京剧演员周信芳拜黄金荣为师，就是这种情况。当时有个文武老生常春恒，在顾竹轩开设的天蟾舞台演出全部《汉光武复国走南阳》，卖座颇盛。顾竹轩对待被聘的演员一向不肯出大包银。常春恒以天蟾生意好，要求增加包银，顾不许。常乃提出辍演的要求，顾暗中指使其门徒将常打死，续聘周信芳在天蟾演出。后来周又因不愿受顾竹轩的剥削，期满不肯续演，顾对人扬言要置周于死地，旁人都为周的生命担忧。周信芳也知道顾蛮不讲理，只得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法，投拜黄金荣为师。黄接受周的请求，特地把顾竹轩召到黄公馆，对他说：”信芳现在是你自己兄弟，今后要照顾他。“顾竹轩虽然是有名的恶霸，但一来曾拜黄为师，二来其势力不如黄远甚，只得遵命。自此以后，才得相安无事。周深恐顾乘机暗算，急忙离开上海，到北方去游码头。三年后，始重返申地，先在黄金大戏院演出三天，使顾不敢侵犯。四是一些实业家加入帮会，为的是借重老头子的牌头，保护和发展自己的事业。这些实业家常常有钱无势，每每成为各种帮会恶势力敲诈的对象，如果找不到一个强有力的后台，那就只能成为别人砧板上的鱼肉了。1929年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被绑受伤，不治身死，曾哄动了上海银行界。事情是这样的：朱成章与静安寺和尚订约，租借到静安寺电车站终点的一段地皮，准备建造市房出租，并已办定了一切法定手续。稍后，上海三大闻人之一的张啸林也要租这块地皮，静安寺和尚与朱成章当然不允。一天早晨，朱带自己的女儿和护士从寓所坐汽车外出。汽车刚出弄口，忽然有绑票匪向朱开枪，勒令停车。朱小腹上中了一枪，并被绑架而去。中国国货银行得知后，四处探得线索，用重金把朱赎回，送医院抢救，终以伤重不治而亡。此事一出，银行界人人自危，筹商应付的办法。结果，请出了青帮老头子张仁奎来”压邪“.实业界人士由此事接受教训，辗转托人拜在张氏门下的不在少数。大和轮船公司买办朱筱竹是经过开香堂、拉台子（请客）的礼节拜张仁奎为师的。他说：”像我这样吃水上饭的人，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没有张老太爷的牌头就玩不成了。“
第五种情况是大批流氓、把头等专吃”白相饭“的人，拜老头子是为了仗势称霸，仗势欺人，仗势干那些伤天害理的黑营生。这在帮会中人数最多，为害最大，是帮会黑势力的主体。仅拜在黄金荣门下的知名流氓头子就有天蟾舞台老板顾竹轩、法租界粪大王马鸿魁、大包作头谢彬衡、好莱坞等赌场老板朱顺林、烟土贩子刘怡章、大世界总管闵采臣、流氓律师许福宝和金立人、徐家汇大流氓顾玉书、大世界经理水果荣生、日新池老板舒长泰、杭州大流氓王五权、星相把头孟禄久等。像杜月笙原本是十六铺一家水果店的学徒，生活穷困不堪，他得了个浑名，叫”水果月生“.只是巴结上黄金荣以后，才逐步发迹起来。此后，他又成了另一批流氓赖以发迹的靠山。如此陈陈相因，互相利用，遂使帮会组织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综上所述，无论是师收徒，或徒拜师，除少数被欺压者寻求保护者外，多数是把帮会作为实现其私利的工具。在旧中国那种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帮会曾使许多流氓无赖一变而为大亨巨富乃至党国要人，使许多穷困潦倒、游手好闲之徒飞黄腾达，享不尽荣华富贵。这便是帮会组织急剧膨胀的社会根源。
应当提及的是还有一种情况，即某些大都市的工人参加帮会者甚众。如上海邮局职工参加帮会者约占职工总数的20%，全市职工人帮会的比例可能更大些。这种现象的出现，根源于我国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职工大众生活无着，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很多人以为帮会能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而不懂得，参加帮会，会被反动分子和社会恶势力所利用。但这部分人参加帮会，跟前面几种人参加帮会，情况是有本质区别的。
利，是帮会巩固和发展的真正基础。除此之外，帮会所以能在几百年间聚而不散，实因维系于一种强有力的传统观念——”义“.
青帮中流行这样两句话：”铁树不开花，安清不分家。“意思是凡同帮者即自家人，均须以”义“相待。除非铁树开花，同帮才会分家。这种观念，在红帮中也很牢固。红帮中人把入会视为”义结金兰“，有所谓烧”三把半香“之说，即”头把香，羊角哀、左伯桃结生死交；二把香，刘、关、张桃园结义；三把香，梁山宋江有仁义；半粑香，雄忠至死忠刘王。“在开香堂仪式中，要恭迎关帝圣驾。”拜把令“一首这样说：”今朝拜把结同心，关圣当前作证盟，谨守十条和十款，自然事事吉星临。“可见红帮的传统中，也是很重义气的。
在早期的帮会中，义气的主要内容是反映了下层群众的互助观。青帮原本是潜运水手们秘密结成的互助组织。按照青帮帮规，帮徒穷困，老头子须救济资助；老头子有难，各帮徒亦须救助供养；同帮弟兄，也必须互相救济，以义相投。这种情况，在青帮早期组织中确是存在的。如清代的一份官方文件曾这样记载：”以先入者为长辈，次入者为幼辈。已及五七辈。辈不知若干人，均以口号字第为凭，随地联络。所至不携分文，可得居处饮食。遇事群起应之，口号所通，趋救立至，不必素相识也。“青帮帮规甚至规定，假如帮中某甲将拆帮外人的梢，被拆梢者如是帮中某乙的同胞或亲戚好友，则乙仍不得护卫，否则就叫做”保牛子过关“，犯了家法。其理由为既然甲乙同在帮，就都是自家人。而拆梢的对象是”空子“，故视为”牛子“，理所当然地应供帮会之敲诈。所以，帮徒们若遇自己亲属被帮中人敲诈，应当站在同帮兄弟一边，或虚张声势以恫吓，或假充好人以解劝，直至达到目的，这样才叫做讲”义气“.
在洪门的义气观念中，也是首重互助精神的，洪门帮规就有”互信互助“一条。值得一提的是，洪门的互助观是与其平等观相联系的。有一条”通令“云：”任你在朝中官居极品，结盟后就不论富贵贫穷。“入洪门者不论职位高低，入会先后，一律以哥弟称呼。既为哥弟，虽属异姓，无殊同胞。兄弟有难，则必视如自己的事，全力以赴，不得袖手旁观。这种观念，突出地反映在洪门的”三十六誓“中。如第27誓云：”入洪门之后，洪家兄弟，凡二京十三省过州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到尔家中，须当以礼相接。如有不法之人，不认兄弟者，一月内，死在七孔流血而亡（查出打七十二棍）。“第36誓云：”入洪门后，洪家兄弟闯出事来，有官差来捉拿，须当打救兄弟出关，不得阻挡。如有不法之人，不肯救兄弟出关，以及阻挡者，五雷打死，拖尸而亡（查出打一百○八棍）。“第25誓云：”入洪门之后，洪家兄弟若有被外人富强大族欺负，务要通知众兄弟，出力报仇。如有不法之人，见兄弟被人欺负，不肯出力相救者，死在妇人之手而亡（查出打十八棍）。“从这些誓言中体现的互助观和平等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下层被压迫群众的愿望与要求。
但是，这种”义气“所维护的，仅仅是帮会团体内部狭隘利益，而对于帮会外部的同样是受压迫的群众，则一点也不讲”义气“，甚至于出种种为害群众、扰乱社会的坏事来，诸如群殴斗狠，或盗或窃，杀人越货，以及在生活上任意花销、吸毒聚赌等等。对人对早期清帮这样记载：”安徽道友多脚夫、船户、肩贩、手艺及游民、游勇者流，借烟馆、赌场、茶坊、小押为巢穴，行动为非，声气甚广。“正因为如此，许多本来是纯朴的劳动者入帮之后，就渐渐沾染了流氓无产者的恶习。他们既在帮会义气的维系下抱成团伙，又在这些恶习的支配下逞凶肆虐，直至完全堕落成为反动派所利用的流氓集团，充分暴露了帮会义气的反社会性质。
民国期间，随着帮会组织民族斗争目标的丧失以及整个帮会的逐渐变质，原在帮会内部实行的互助精神逐渐削弱，而为帮会头目之间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所代替。当时苏北有个红帮组织叫春保山，山主叫保三，表面上义气不离嘴，但见到哪位兄弟强过他，必设计谋杀而后已，因此而致死者不在少数。他下面有个头领叫王得标察知他的祸心，悟到”此人不可与共安乐，只可与共患难！“便暗约心腹弟兄若干人不辞而别，到葵花岗另立山头。保三怀恨在心，便重贿一名心腹李某前去刺杀王得标，并答应事成之后再赏千金。李某效《三国演义》黄盖的苦肉计，割断一根臂筋，包好伤痕，带一心腹直奔葵花岗见王得标说：”我跟保三共患难五六年，今为一点小事就割断我的臂筋，忍无可忍，特来投奔山主，万望收容。“王得标不知有诈，待李如同上宾，朝夕相聚，深为投合。一天早晨，岗中适有事等王得标处理。谁知日上三竿，王犹未起。推门一看，只见一把白刃刺入王的咽喉，早已气绝身亡。遍查同门，仅缺李某，方知他是保三派遣而来，但已追之不及了。那李某行刺得手之后，兴高采烈地连夜返报保三，领取酬劳。保三如约付予千金，且把他大大夸奖了一番，又派他到邻县办事，一面却于暗中另遣一心腹于要路等候。当李某经过时，一声枪响，李应声倒于血泊之中，保三杀人灭口之计又得逞了。当时各地的帮会在”义气“的漂亮幌子下，演出了多少互相残杀的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