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公安局侦缉队张荣（副队长）董明德（分队长）周相成（秘书）宋云涛（指纹科）。
苏州警察局侦缉队长曹安昌。
浦东保卫团团总许宝铭。
伪公安分局局长张志清。
这份不完全的名单已可表明，帮会头子在军警界具有多大的势力了。
帮会与洋人之勾结。
旧中国帮会势力得以膨胀，帮会上层人物得以发迹，一个特殊条件便是在上海这样一些大都市租界的存在。一些帮会头子正是以租界为靠山，与洋人相勾结而横行不法的。像上海“三闻人”这样一些帮会头子，原本是上海街头的小瘪三，穷困潦倒，到处流浪，他们后来得以发迹，首先在于他们识破了并利用了这样的“天机”;帝国主义势力在租界的统治秩序，需要利用中国的鹰犬来维护。当好洋人的鹰犬，便是迈上了“发迹之路”的第一步。就说黄金荣吧，原本是苏州书画店裱婊画出身。初到沪时。流落在郑家木桥一带当小瘪三，结识了南汇县农民出身、摇柴船的丁顺华和程子卿。三人气味相投，结拜为青帮兄弟。法租界当局为了收拾这批郑家木桥小瘪三，用以毒攻毒的办法，雇佣黄金荣为刑事科包打听。黄就把大部小瘪三收为徒弟，作为耳目。每天上午，他就到他徒弟开设的“聚宝茶楼”，坐在固定的位置上，泡上一壶茶，交线索、通情报、讲斤头的就纷至沓来。他指挥码头上的“三十六股党”租界里的“八股党”和他手下的“一百○八将”，侦察、追索了不少案犯，为租界当局效了力。有一次，法国驻沪总领事馆书记樊尔谛带着他的妻子到太湖游玩，被横行太湖的土匪绑走。法租界当局要黄设法营救，黄就派与太湖匪首有联系的高鑫宝前去拜山。结果匪首“太保阿书”和“猪猡阿美”分文不取，交出一对法国“肉票”.还有一次，法国天主教神甫姚主教带着几箱银洋，由上海乘火车到天津去开办教堂。火车行驶到山东临城时，遭到土匪部队拦车抢劫。此便是轰动国内外的“临城劫车案”.法国驻沪领事限令法捕房火速破案，将姚主教营救出来。
捕房动员所有侦缉人员，四处打听、搜索，毫无线索。黄金荣却利用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打听到姚主教的下落，并以重金派人买通看押姚主教人员，又按照预定日期，亲自带领几十个便衣，化装成张宗昌部队的官兵，赶到临城将姚主教营救脱险，安然返回上海。这一来，法租界当局对黄金荣大为赏识，称他为“租界治安的长城”，将他破格提拔为华人督察长，还专派八个安南巡捕保护他的安全。在旧中国，一登洋门，则身价百借。对于这样一个昔日衣衫褴楼的小瘪三，人们刮目相看了。政界、商界、军警界的要人名流，纷纷投靠到他的门下。他当华探督察长后不久，一次就收了200多个徒弟。于是，他有靠山，有势力，一举承包了法租界烟、赌两项特种事业。当然，他身为督察长，不便直接出面，而是在幕后操纵，让杜月笙和金廷荪公开经营。从中获得的巨额收入少不得要拿出一份来孝敬法国主子。不但法捕房的法籍头目坐地分赃，连驻沪法领事、法军舰官员，也参加朋分。有时法国舰队司令来华，招待法国将军等项费用，也从贩土进项中出帐。有些法籍探目见利眼红，居然不顾主子身份，拜黄、杜为“老头子”了。由于帮会和洋人的勾结，致使当时法租界的东新桥、郑家木桥、八仙桥一带，成了烟、赌、娼集中的闹市，和邻近英租界的烟赌场联成一片，数十年中，成为帝国主义在上海藏污纳垢的中心。
烟赌业的发展，更增加了帮会对洋人的依赖性，使之不得不对洋主子的旨意唯命是从。1930年，上海法商水电公司机务部1000余名工人，要求适当增加工资，资方不同意。在徐阿梅领导下，工人发动罢工，长达一个多月，资方企图收买徐阿梅，遭拒绝。当时法捕房总巡找杜月笙：如果不能帮助解决工潮问题，我将下令禁止一切烟赌，俟工潮平息后，再考虑重新开禁。杜即找罢工领袖徐阿梅，表示愿收他为徒，并每月津贴他300元。徐不从，杜乃勾结法捕房探目，共同策划，事先仿制印有鼓动性内容的共产党传单数百张，在某天晚上由法探目马慕雅率众30余人，到徐阿梅家搜查，乘机把传单塞入徐的卧室，即将徐押解法租界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判徐徒刑10年。事后，法商工会领导权为杜的门徒所把持，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罢工斗争，就被镇压了。
帮会一些上层分子不仅与英法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而且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的情况下，置民族气节于不顾，与日帝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比如，1939年前后，在日本特务机关授意下，张啸林组织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召集他的门徒到四乡为日本军队收购和运销急需的煤炭、大米和棉花等重要物资，在军需品的补给上为日本主子效劳。而在日本主子庇护下，张放开手脚贩烟土，开赌场，生意越做越大，乘机大发其财。
曾在“淞沪抗战”期间高呼“共赴国难”的杜月笙，也不肯把事情“做绝”，而是寻找机会与日本“亲善”，并曾导演过“物资交流”的丑剧。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香港沦陷了，大后方所急需的纱布等物资来路断绝。到了1942年，财政部战时物资管理局建议，成立一个专门机构，设法从沦陷区运进纱、花、布和其他战略物资。这个建议，经蒋介石和孔祥熙同意，批交军统局办理。戴笠看到这事不仅有利可图，而且大可借题发挥，就和杜月笙商量，成立了一个官商合营机构，取名为“通济公司”.顾名思义，大概是和敌方互“通”有无、互“济”匮乏吧。由杜出面任董事长，总公司设在重庆。在上海，则由杜的代理人徐采丞先和日本特务机关联系好，再得周佛海的全力支持，成立了相应的机构“民华公司”，资金3亿伪币，据说全部是由日本特务机关拿出来的。读者难免生疑：为什么中国方面要购运的战略物资，敌人不加查禁，反而如此支持？原来，敌人也有战略物资要抢运，内地生产的锌、锑、锡等物资，是他们生产军火迫切需要的，猪鬃等土特产乃至鸦片，转手可获大利。更重要的是，那时日本在南进中遇到困难，加紧诱惑重庆政府单独媾和，这样的物资交换，是为此开辟了一条捷径。从那时起，大批大批的花纱布匹就不断由民华公司运出，堂而皇之通过封锁线，由通济公司接收，再运往重庆。而内地的“土”特产、军火原料也循这个途径，源源运往上海，交日本特务机关。日本便用中国的原料造成军火再来屠杀中国人。从1943年到1944年问，大规模的“物资交换”有三批。而随着“物资交换”的频繁，蒋与日的秘密和谈也加紧了。
帮会流氓勾结各种人物之手段。
帮会流氓能够与各种黑暗势力相勾结，除了有政治上互相利用、经济上互相依赖的条件之外，与帮会流氓善于运用各种巧妙手段也很有关系，这里略述一二。
“烧冷灶”.其中又有两种情形：一是结交下台政客、失意文人、落魄军官，譬如灶已烧过，冷了，他人投以白眼，独我报以青睐。1923年6月，黎元洪被辞去总统职务后，南下活动，经上海时，作为黄金荣的客人驻留3个月，黄派杜月笙及其小八股党保驾，使这位前总统十分感激，特制10个纯金奖牌分发有关人员以示感谢。杜月笙也极力收容和拉拢一些失意的官僚、文人充当他的谋士，他对这些过去有点地位和名声的人，不但每月给以高薪，而且执礼甚恭，表现出虚心求教的样子，使这些自鸣清高的人忠心耿耿为其服务而不自觉。另一种情况是结交一些暂时穷困潦倒、将来可能发迹的人物，好比灶尚未烧，还是冷的，而我独烧一把火，出人意外。黄金荣结交蒋介石，便是识蒋于患难之时，他不但代蒋了结数千元债务，还资助蒋一笔旅费，使蒋得以投奔广州。杜月笙结交戴笠也是如此。戴从小是个无赖，靠摆赌摊骗钱度日，为警察所追捕。后来混到上海，也是在流氓群中做些无本“生意”.其时，杜月笙已跨进黄金荣的大门，与戴一见面就认为戴是个“人才”，倾心结纳，不久就结为兄弟。后来戴仕途遇阻，一度陷入一文不名的困境，就去求杜帮忙。那时，这位“三哥”已是首屈一指的海上闻人了，居然顾念旧情，一次给了他50元。用完了，杜又给他50元。对杜的“慧眼识英雄”，戴念念不忘，在他后来也炙手可热、杀人不眨眼的时候，不时对部下提起往事，称道杜“古道热肠”，是他生平的知己之一。每次去沪，必和这位盟兄亲密聚首，共商“党国大计”.当然，“烧冷灶”也不是逢冷灶就烧，而是放出眼光，择其素有资望者，或将来必有起用之日者，殷勤结纳，时相探望，慰其寂寥，解其困难，使彼心中感动，当你是“雪中送炭”的君子。有朝一日，“冷灶”变热，政客上台，帮会流氓便能如愿以偿。先前的投资，便可大获厚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