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电话中将此事告知侍卫长俞济时，俞济时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叫俞济时打电话，通知总参谋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军法总监何成浚、军令部长徐永昌、办公厅主任贺国光，还有兵役署长程泽润，到曹家岩蒋介石公馆会齐，然后一同到壮丁验收处查看。果然见所有壮丁，都面黄肌瘦，一副烟容。蒋介石当即命令军法总监何成浚，派人把兵役署长程泽润押到军法总监部关起来，等候办罪。蒋介石面带怒容，偕何应钦等人向军委会走去，径自上了楼，走进自己办公室。军法总监部的中将军法官余廷襄承办这个案件，他拟的处置办法，是将程泽润撤职，判徒刑三年。报告送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拿起蓝铅笔，改为“枪毙”.在行刑之前，程泽润要求给他纸笔，书写遗言。他的遗言，后附在案卷末，约有400多字，最后两句是：“各战区屡打败仗，未必是我一人的罪。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我一人判处死刑？
鸦片亦称”阿片“.为棕色或黑色干膏状块，有特殊臭气。含吗啡约10%，用作药物，有镇痛、止咳、止泻等疗效。但长期应用，容易成瘾，而一旦成瘾，就难以戒除。吸入、吞服、注射过量鸦片，或鸦片中提炼的吗啡，或吗啡的衍生物海洛英等，会引起中毒。急性中毒的病人先有短暂舒适感，渐渐地目眩头晕，昏昏欲睡，瞳孔缩小，呼吸缓慢，严重者昏迷不醒，甚至呼吸困难而死亡。
解放前，吞服鸦片自杀的事，报纸时有披露。《申报》1931年4月1日刊登《寓客吞烟自尽》一文，文章说：”前日晚上，有自称山西人之徐怜吾，年约三十余岁，独自一人，至法大马路宝兴里东首某旅馆开房间借宿。不知因何刺激，……吞服生烟土自杀。追昨日上午，茶房叩门，……撬开房门入内，……已气绝身死，口吐狼藉……“那个时代，旅馆内，树林中，草丛里，河滩上，经常发现尸体，有男有女，还有年轻姑娘。他们或者为生活所迫，或者受了某种刺激，而吞服大量鸦片，中毒身亡。翻阅当年报刊，轻易就能找到这类材料。
染上鸦片瘾的人，会因长期吸食鸦片而发生慢性中毒，造成性格变化，精神萎靡不振和营养不良。四十七八岁以上的人，恐怕很多都见到过解放前的烟鬼，他们衣冠不整，瘦骨嶙峋，靸着鞋子，有气没力，瘾发时呵欠流涕，坐立不安。他们反应极迟钝，有的即使遇到火警，也要吸几口鸦片，才夺门而出。
特别是吸了掺假的烟膏，中毒就更深。轻者一天天消瘦，胃纳锐减，四肢麻木无力，重者肚痛，周身大汗，医治无效，葬送性命。而烟膏一般都掺假，所以中毒身亡的人不知凡几。
旧时广西容县一带财主常用这样的话告诫子弟不要抽大烟：”针头小的烟斗眼，可以把大水牛抽进去，也可以把几百亩田地吸了进去。“很多财主都懂得，抽鸦片会倾家荡产。
解放前抽大烟的有富人，也有穷人。富人们把抽大烟当作消遣解闷的一种手段，当作寻欢作乐的一种方式，就像山珍海味、娇妻美妾一样不可缺少。他们很讲究烟土质量，嫌”新土“有火气，不够醇，要吸陈年”老土“.所用烟具非常考究：紫檀嵌花的大烟盘，套上白铜打的小烟盘；烟灯的灯台，白铜钻花的还看不上眼，要景泰蓝或金银空花的；灯罩要用清水厚玻璃磨成；烟枪要饱要陈，最好是百年烟枪，并有象牙、玉石翡翠作底口；烟斗要空，要老，要用”彰鹿“、”咏香“名斗。许多阔老家里都备有三五套精致的烟具，并辟有抽大烟的密室。富家子弟因抽大烟成为破落户的，不在少数。穷人吸鸦片往往是为生活所迫。拉黄包车的、抬滑竿的、拉纤的、搬运工，等等，劳动强度大，每天劳作10多小时，终年不得休息。且饮食粗劣，不得温饱，身体赢弱，体力不支。为消除疲劳，振作精神，他们常常在劳动之时或之余吸几口鸦片。一旦上了瘾，不吸鸦片就无法干活，而越吸鸦片身体越消瘦，精力就越不支，生活就越困苦。另外，解放前的医疗条件极差。比如贵州，全省只有一所设备不全的医院，总共才10多张病床。除此之外，私人诊所也只有寥寥几家。一般人生了病，是住不进医院的，为减轻病痛，他们不得不经常求助于鸦片。因鸦片有麻醉、镇痛和收敛的作用，对一些小病有一定疗效。但这无异”饮鸩止渴“，表面上治了病，骨子里中了毒。吸烟者一个个成了形容枯槁之人，并且因抽烟而耗尽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钱财。
四川金阳县派来乡唐家营盘，1944年时共有10几户人家，有劳动能力的人无一例外地全部吸食鸦片。每天上午10点钟左右才有气没力地上工，干了不到4小时，就疲惫不堪，支持不住，只得收工回家。安科乡的苦齐阿达家，8口人中有6个吸鸦片，不到两年，180斤包谷种面积的土地，以及16家娃子（农奴）都卖光了。安科乡的苦斯呷家，有3人吸鸦片，不但将18斤包谷种面积的土地及4家娃子卖掉，连自己的儿子也卖给了别人。四川有个女孩，年仅10岁，其母无钱过烟瘾，以25元价格将她卖给了一个姓黄的地主为婢。重庆十八梯轿铺巷，有个十七八岁的女青年，其母吸烟，无钱过瘾，将其逼迫致死。街坊愤愤不平，要求警察分局惩办其母，警察巡官当着众人说：”这类的事，很是寻常，无从办起。“在他们看来，因吸烟逼死子女的事，实在司空见惯，不必大呼小叫。
劳动者用血汗挣来的家业，地主、豪绅、富商等聚敛的钱财，化成了镣绕的鸦片烟雾。鸦片，将很多穷人和一些富人，赶到了乞丐的行列。
国民党军政人员，有的”雷厉风行“地禁烟，有的或明或暗反对禁烟。
但如果认为国民党军政人员在鸦片问题上分成了禁烟派和反对禁烟派，那就错了。高喊禁烟的，往往就是反对禁烟，或是借禁烟渔利的。欲明真相，请看下文。”烟是军队经济命脉“鸦片为什么禁不了？因为官僚、军阀不想禁。而不想禁，主要原因又在于他们不肯放弃鸦片税这笔巨大的收入。
1943年，杨若瑜被刘文辉委任为四川芦山县县长。上任前，杨若瑜先去拜见了省保安处长王靖宇，想从他那里讨点为政的”诀窍“.王靖字很关切地对杨说：”别的没有什么，只是禁烟的问题，要把它拿稳，须要去好好向主席请示。“杨若瑜根据王靖字的指点，去拜见了省主席刘文辉。在谈了一些有关县政方面的问题后，便着重提出”禁烟“之事，向刘文辉请示，该如何办理。本来，关于禁烟，法令条文很明确，照章办理就是了。实际上，制定法令的人，并不希望下面的人完全照法令办事，而要他们”随机处置“.这就要下面的人揣摩、领会上峰在法令之外的真实意图。杨若瑜经人指点，懂得了这个奥妙。但刘文辉只是含糊其词他说了两句，另外，叫他动身前去找下伍参谋长（培英）。杨一听，知道有些话不便由省主席之口说出，而得由伍培英代达。果然杨若瑜见到伍培英时，伍直截了当地说：”关于烟的问题，这是有关本军经济命脉的问题，杨县长到芦山后，要慎重处理。公文上当然是要严厉的，这就要你善于应付了。“这就是说，禁烟是要喊的，但不能真干，以致伤了”本军经济命脉“;禁烟，公文上”严厉“就行了，具体办理，只需”应付“、”应付“.
杨若瑜摸到了刘文辉的意图之后，就走马上任了。那时。烟苗已破土而出，省府严禁种烟的公文一道又一道下达。杨若瑜采取了”空雷不雨“的办法来应付。
上任后不几天，杨若瑜就召开了县行政会议，特别强调禁烟问题的严重性，和省府在年内禁绝鸦片的决心。警告乡镇长们不可意存侥幸，以身试法。尤其是种烟，为法令所绝对不容许。如有发现，须立即铲除，否则拿乡镇长是问，他杨若瑜认法不认人。杨若瑜态度严肃，语气坚决，弄得乡镇长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隔不几天，杨若瑜就带队出巡。一到乡公所，便召集乡保长和地方绅士训话，口气之严厉，超过了县行政会议上之讲话。乡保长们连声”是是“，表示一定遵命。训话后，乡长摆开丰盛的筵席。杨若瑜带去的士兵和所有的人夫，都一律就坐。杨若瑜坐在客厅里，由该乡几个头面人物恭陪。席间，谈笑风生，话题无非是当地风物。杨若瑜又”垂询“一些地方民情，表示他作为本县父母官，很是关心民瘼。吃喝了半天，乡公所大门都没有跨出一步，杨县长就坐上轿子，闭起眼睛回城去了。如此这般地跑了10来天，一天一个乡，算是巡视完毕。各乡种烟多少，真实情况如何，连问都没有问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