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若瑜赶回芦山，作起准备来。他决定在考查团必经之路两旁，把烟铲掉。因为这点表面文章都不做，到时就难怪考查团打官腔了。考查团从雅安到天全以后，杨若瑜不断派人打听考查团由天全到芦山的路线。他得到准确情报，考查团由天全经芦山施延乡到芦山县城。这条路很短，要蒙过考查团员们的眼睛是很容易的。杨若瑜把施延乡乡长召来，对他说，这次考查团非比一般，是”中央“派的。弄得不好，他们会扣办乡长的，施延乡乡长一听，先就给吓住了。杨若瑜又说：为照顾你的困难，眼下不要求你将全乡烟苗铲绝，但初步必须做到将路旁烟苗铲尽，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乡长一听，县长这么体恤下情，还能不照办吗？第二天，杨若瑜就带队到施延乡督铲。有个保长不卖力，杨当即命令将其拘押回府，听候处置。其他保长不敢怠慢，总算把短短一段路两旁收拾干净。过了两天，考查团来到芦山，杨若瑜率部属在城门洞口欢迎，将他们接到县府。除了召开一次大会，请考查团训话以外，就安排他们吃、喝、玩。杨全力以赴，殷勤招待，唯恐不周。开头姓王的考查团长还打官腔，第四天早上，总指挥部派来的刘参议悄悄对杨说；”已经一枪下马，不用担心了。“原来刘敦礼到雅安从伍参谋长那里弄到一小箱钞票（400万），当天早上送到王团长房里，请他对禁烟问题，马虎了事。王团长起先还说：”敦哥，你不能陷我于不义！“经刘一再劝说，王团长便顺水推舟收下了钱。从此，就词色温和。考查团又在县府住了两天，没有到下面去看一眼，就到宝兴去了。后来，考查团上报的公文，将芦山县说得最好，禁烟完全没有问题。芦山县府招待考查团共用去了20多万元。杨若瑜当然不会自己掏腰包，他摊派40万元到各乡。只有施延乡不派，因该乡铲了些烟苗，已付出了代价。各乡乡长对杨很是感佩，乐于交纳本乡承担的费用。农民银行本是鸦片银行。
1933年，蒋介石大规模”剿共“，军费开支浩繁，越来越感到财政拮据。为了开辟”财源“，蒋介石决定把全国巨额特税划归南昌行营直接掌握，有关特税的一切收入、支出，财政部无权过问。
同年夏天，在南昌行营成立了十省禁烟督察处，专管豫、鄂、赣、皖、闽、湘、苏、浙、陕、甘等省特税收入。督察处分支机构，很快遍布全国。该处直接按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之命行事，不受国民党中央各院部和各省当局的牵掣。禁烟督察处的口号是：”两年禁毒，六年禁烟。“声称要在六年之内将鸦片禁绝。实际上是打着禁烟旗号，改鸦片私收私运为统收、统运，实行鸦片专卖，从中搜括钱财。督察处下设会计处和监察处，会计处的会计长和监察处的监察，都由蒋介石亲自指定。会计长黄为材，就是蒋介石的军需处长，特税的一切收解手续都由其办理。
1933年秋，蒋介石派人到汉口，号召官商合资成立农民银行。规定当地25家土膏行，每家投资2万元，另由政府拨款50万元，作为资金。但是只有4家土膏行被逼出了钱，其他21家确实榨不出油来。经由当时督察处长李子宽向蒋介石请示，决定改为先由督察处拨款成立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蒋介石在上海搞交易所时的朋友郭外峰被委任为农行总经理。农民银行成立后，全国所有特税收入，均须全部向农民银行交纳。当时每担烟土抽特税200元，外加附加费10%.全国最大监狱武昌监狱，就是用附加税的一部分（每年不下一二十万元）修成的。农民银行不但收特税，还对鸦片烟商开展抵押、贷款、折现种种业务。烟商如一时无力交税，或周转不灵，可以现货向农民银行抵借，押款额照市价六至八折计算，利率月息一分以上。2至3月不赎，即将押货拍卖。农民银行靠鸦片起家，财力越来越雄厚，不久即成为全国四大银行（中国、中央、交通、农民）之一。农行资金，没有一元钱不是来自烟土，人们不称这家银行为”农民银行“，而是称它为鸦片银行。因为它确实不是为扶助农民和农业而办，跟”农“字毫不搭界，是盗用了”农“字。
农民银行每年所收特税二三千万元，主要充作”剿共“军费。军情紧急时，催款急如星火，款子不足，就由监察处召集土膏行店摊派借垫，由监察处担保，以后在特税项下扣还。再不足，就由农民银行动用各土膏行店申请执照时交纳的保证金。农行收存的这种保证金高达几千万元，每年可收一笔可观的利息。
蒋介石对各省军阀的补助费，也来自农行所收特税。如每月补助湖南军费30万元，广东四路军总部10万元，广西近20万元。贵州、云南、四川、陕西、甘肃的特税，都有一定的截留，这实际上也是对地方军阀的补助。这些帐，只有督察处长和会计处长心中有数。因为票据是会计处长签发的，然后由督察处长报行营核销。
蒋介石的私人应酬，一般也都从农行所收特税中开支。每逢过年过节，蒋往往要给老上司、老朋友送钱，一封私人函电，就可以提取10万、8万。由督察处送致。其中有两个人，每次馈赠几乎都是少不了的。一是许崇智，蒋曾在他手下当过参谋长。每次给许崇智送款子，蒋都是派李鸿基去。李曾当过许的军需处长，跟蒋是同事。另一个人是杜月笙，蒋介石跟他关系密切，不同寻常。逢到年节，蒋总要送钱犒赏杜月笙手下的大小流氓。每次都由李鸿基出面，托上海办事处主任吴志刚转交。农民银行实际上成了蒋介石的私人银行。
旧社会有一句俗话叫做”私盐越禁越好贩“.旧社会还有一句俗话，叫做”私烟越禁越好卖“.
禁烟越是喊得凶、查得紧、罚得重，私种、私贩越是猖獗，烟土生意越是兴旺，”烟官“越是可以借禁烟渔利，”禁政“的弊端越是严重。私种、私贩烟者就怕烟官不贪，不怕烟官索贿。烟官受了贿，私种、私贩烟土就有了护符。
不少烟官本来就是贪赃奸吏。他们的官位或是用钱买来，或是通过关系得到。据《中国黑幕大观》透露，”禁烟狂热之时“，某些省份公开出卖禁烟局长官职。按油水多少标价，上等大洋2000元，中等1000元，下等500元。公然收受，不顾廉耻。有些人买得禁烟局长后，便出卖禁烟调查员的职位。根据地段的”肥瘠“，定价钱多寡。”以金钱买得差缺，安得不以金钱为目的？“所以烟官们一上台，唯此为大的事情便是千方百计捞钱。
好多烟官，本身就是大烟商，或出身鸦片世家，故利用鸦片发财，对他们来说，是熟门熟路。如上海禁烟督察处长郑寿芝，为上海鸦片巨商郑氏后代。因潮州烟商在上海势力衰微，郑寿芝便转而在上海交易所进行投机活动。1933年，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向蒋介石提出以禁烟为名，实行全国鸦片专卖的”禁烟督察“计划时，郑寿芝曾参与策划。军事委员会禁烟督察处成立后，杨永泰将郑寿芝安插到上海禁烟督察处。郑到任后，将一帮潮州烟商拉入禁烟督察处。上海禁烟督察处下设采办商12家，多由过去法租界12家潮州土行老板负责；上海华界各街道分设土膏行、土膏店和售吸所，其中不少由潮州烟商掌管。督察处规定，各个土膏店和售吸所每承销10两烟土，必须上交烟灰（可供再次吸用，或掺入烟土吸用）4两。所以有人说：”所谓禁烟督察处是一个刻毒老辣的鸦片烟商大集团“.再如广西梧州禁烟督察局，有一任局长叫陆炎，是个烟帮头子。曾是桂系首领之一的黄绍竑回忆说：”用烟帮头子做禁烟督察局局长，岂不是对’禁烟‘的讽刺？的确那时中国各地的所谓’禁烟‘措施都是对禁烟的讽刺，有几个当禁烟局长的人是不抽大烟的呢？更没有一个人不是借着禁烟为名而筹经费充腰包的。“据说陆炎在禁烟督察局长任内得了港币50多万元（一说10多万元）。白崇禧将陆炎扣起来，要他交出这50万港币。陆炎不交，且口气很硬，白崇禧下不了台，于是以”谋叛有证“的罪名，将陆炎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