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本案来说，援引的法律条文有以下两种：（一）亲邻条法：业主典卖产业，他的亲邻（必须是既亲又邻）有优先典买权；甚至典卖典他人以后，亲邻也可从典主或买主手中赎买归己。（二）寡妇和未成年的孤幼典卖产业，要有一定的条件和保证；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和保证，典卖以后又想收回，超过一定年限官府就不予受理。这既是防止有人欺凌寡幼，也防止有人利用对寡幼的保护而挑起词讼。
三、每一书判都载明，官府如何根据已查证的事实，援引法律，作出判决。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际运用法律作出判决时，往往不是简单照搬条文，而且要考虑其他因素，实际判决一般从轻。
以本案为例，情节本来不复杂，阿章是断卖房产，而且年限已久，超过了官府受理的期限，完全可以驳回，继续由徐十二管业。但是，第一，阿章申诉她一直没有离业，官府认为应该考虑。按照正规的、合法的典卖手续，业主一经典卖产业，即应与产业脱离关系。但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有业主典卖而不离业的情况，如典卖房屋以后作为租户仍在原处居住，典卖田产以后作为佃户仍在原田耕种或继续出租。这里面有种种内幕，有的名为典卖，实际是把产业作为抵押，向钱主借高利贷，有的是借此降低户等。第二，判词中提出还要“参酌人情”，具体到本案，就是诉讼双方有堂嫂叔的亲属关系；阿章祖孙，一老二孤，无所依靠。所以本案并未最后判决，而是责成昌化县就地查清阿章究竟是否离业，如确未离业，将予照顾。这里所谓“法意”与“人情”的关系，在封建社会法制史的研究中是一个经常遇到而不可忽视的问题。贪官污吏可借此而上下其手，一些正直的官吏也可据此而维护弱者的某些利益。不可一概而论。
至于我们在今天可以从这篇书判中取得哪些史料，我想，只要我们打开眼界，把这个案件同其他案件联系起来，同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联系起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不仅仅是昌化县一件房产纠纷案，而可以挖掘出更丰富、更深刻的内容。
其次需要了解《清明集》的内容，这样才能明确它反映现实的广度。
明本《清明集》共分七门一三类，减去户婚门中七、八两卷名称重复的六类，实有九十七类。
官吏门两卷，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当时政治的腐败，官吏的贪横，可作南宋的《官场现形记》读。
首先是官场风气的腐败。“今之居官者，或以酣咏遨游为高，以勤强谨恪为俗”。（《谕州县官僚》“弋阳县官，其不狎妓者，想独知县一人耳！
《狎妓》）崇安知县”日日宴饮，必至达旦，命妓淫狎，无所不至“”不理民事，罕见吏民，凡有词诉，吏先得金然后呈判，高下曲直，惟吏是从“；”醉后必肆意施加酷罚以为戏乐“；”非理不法之事，有难载之纸笔者“。
（《知县淫秽贪酷且与对移》）有的人命案件，积压很久都得不到处理。（《因吏警令》）贪污成风。有的官员离任时，以”送还行李“为名，虚报搬夫人数四十至上百人，报销运费一千余贯。《任满巧作名色破用官钱》）有的监税，利用职权敲诈勒索，”凡有所取，惟意之从，商旅经过，肆为荼毒，东西行者，皆所不免，……有欲陈诉，无异登天。
《郡吏借补权监税受脏》）有的县丞，与县吏勾结，印卖虚钞，“以拨充丞厅起造为名，节次支拨六百贯入宅库”。（《虚卖钞》）舒州推官舒济，“本州抛买金银，则每两自要半钱鉟销出剩，自袖入宅；提督酒库，科取糯米，……官税之外，自取百金”。《对移贪吏》）又如饶州通判，借监纳欠盐钱为名，从一人追至十九人，又从十九人中之一人再追三十八人，“辗转摊扰，无有穷已”；又“以已废不可修之陂谓之见在，以已荒不可耕之田谓之见佃，于租额外顿加租数”。
以监租为名，“将佃家十余人铁料拘锁，拷打无全肤，以为骗乞之资”。（《禁戢摊盐监租差专人之扰》）官与吏狼狈为奸。“官之贪者不敢问吏，且相与为市；官之庸者不能制吏，皆受成其手”。（《汰去贪庸之官》）有的知县，“纵吏受赇，贪声载路”。（《缪令》）官吏与当地的豪家巨室互相勾结、利用，如泉州“蒙民巨室，有所讼愬，志在求胜，不吝挥金，苟非好修自爱之士，未有不为污染者”。（《谕州县官僚》）如玉山县，“县官、寨官，不顾法理而宁畏豪家”，“柳都寨非公家之寨，乃豪家之土牢；玉山县非公家之县，乃豪家之杖台”。（《不许县官寨官擅自押人下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官吏利用执法行法的机会，趁机敲诈勒索，黑幕重重。有的知县，“轻置人囹圄，而付推鞫于吏手者，往往写成草子，令其依样供写，及勒令立批，出外索钱。
稍不听从，辄加箠楚，哀号惨毒，呼天莫闻。或囚粮减削，衣被单少，饥冻至于交迫”。《劝谕事件于后》）有的提点刑狱公事使司的佥厅，“狥人情，坏法度，书信络绎，甚至赍传简牌入佥厅嘱托讼事，遂使佥厅为市易关节之地”。（《示幕属》）“诸郡狱案，有因追证取乞不满而杀人者，有因押下争讨支俵而杀人者，有讨断仗兜驼钱而杀人者，又有因追捕妄捉平人吊打致死者”。（《禁约吏卒毒虐平人》）饶州一个监税，百姓控诉他纵容吏卒，“恐吓取财”，他竟以“咆哮本官”的罪名将诉状人及所诉二吏卒送狱，“意欲藉此以脱二吏之罪，箝词人之口，使词人受苦而二卒苟免”。（《监税迁怒不免对移》）有个知县，接受词诉，借机勒索，“必须官纸，必卖两券，受词必须传押，亦须定价，如不依此，并送南房，甚至有宣教纸墨钱，县主坯粉钱”。（《缪令》）从《清明集》的判语可见，上面这些情况，在当时绝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这些所谓“名公”，对个别贪官污吏虽然也加惩处，但这些惩处都是很轻的，他们对消灭这些现象毫无信心。这是封建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矛盾。
马克思一再说过：“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马恩选集》第一卷第六九七页）“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马恩选集》第三卷第二二页）《清明集》赋役门的第一篇《财赋造簿之法》开头就说：“簿书乃财赋之根柢，财赋之出于簿书，犹禾稼之出于田亩也。故县令于簿书，当如举子之治本经。”可见封建政府对赋税之重视。
从赋役门各篇可见，南宋政府在正税之外又有各种额外的税收。如有所谓“义米”，“义米之增。其来已久。揆之于法，虽非所宜，然推原其由，亦是因郡计窘缩之故”
《义米不容蠲除合令照例送纳》）有所谓“预借”，“谓如五年田方夏秋米已交足，又借六年之米”。
（《州县不当勒纳预借税色》）还有“重覆抑勒”。南宋本由保长催税，有些地方，以催欠户为名，巡检下乡、兵卒下乡催税，借机敲诈勒索。在交纳租税时，官员、典吏和揽户互相勾结，受纳官收所谓“事例”钱，专斗、斗级等仓吏纵容揽户“交量湿恶，卖弄斗斛，亏官虐民。
（《革受纳弊幸》）”揽户欺罔愚民，……多者一斗纳及千六以上，少者亦不在千二以下“。
（《戒揽户不得过取》）民户的赋税负担，远远超过了规定的税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