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一册一七八面一○六、八○○字）不分卷，据明世宗、穆宗、神宗、光宗、嘉宗五朝“实录”选集闽海关系史料辑成。明季闽海关系史料，几均与台湾直接、间接有关。按台湾在“实录”上初以“东番”之名出见，而后以“鸡笼、淡水”着称（“明史”外国列傅因有“鸡笼山”篇）。所选载涉及台湾者，或隐或显，不无线索可寻。例如福建漳、泉人下海“通番”漂沉朝鲜遣返者，自嘉靖以至万历间，屡见不鲜；既有北漂朝鲜，自亦有南至台湾。北漂朝鲜，乃得遣返；南至台湾，不为“岛夷”（指当地先住民）所杀害，即当就彼谋生－－越贩或垦殖渔猎。万历元年；有“逋贼”林凤鸣（或即林凤）拥其党万人东走，福建总兵胡守仁追逐之，因招渔民刘以道谕东番合剿，远遯。足知如刘以道等渔民，已早与东番发生关系。万历二十五年，福建巡抚金学曾等条议：东西洋引及鸡笼、淡水、占城、高址州等处共引一百十七张，请再增二十张。是时漳、泉人赴台通贩为生，已与日俱增。陈第“东番纪”述万历三十年倭据东番，有“夷及商、渔交病”语，益信而有征。嘉靖间“海寇”吴平以下，曾一本、诸良卖（一作朱良宝）、林凤、林道干等相继窃发，其早年与台湾发生关系者不止一林道干，如林凤（与上引林凤鸣似同为一人）于万巨历二年自彭湖（今澎湖）逃往东番魍港（又谓“海寇”林凤犯闽不利，更入广而留舶于魍港为窖宅），次年被胡守仁追至淡水洋，冲沈二十余船，逃往西番。迨至万历、天启之际，又有“海寇”林辛老等啸聚万计，屯据东番占候风汛，揭帆入犯；则又不止后来之颜思齐与郑芝龙已耳。至于日本、荷兰之因求市（日本入贡，意亦在市）以至转向台湾觊觎或屯据，情尤显然。不过日本南图台湾，几经努力，终归失败；荷兰经一再入据彭湖，直趋台湾，逐其所愿。
书末；列有“附录”两种，一为“崇祯长编选录”，一为“郑氏史料初编补辑”。“祟祯长编”有两种，一种为“痛史”本（仅自崇祯十六年十月至十七年三月，已刊有专书，详见第二七○种“祟祯长编”篇。“选录”原书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旧抄本（现已影印作校印本“明实录”附录之四，计残本六十六卷（自天启七年八月至祟祯五年十二月），系选其中闽海闽系史科（亦即与郑芝龙有关）辑成。“郑氏史料初编补辑”纯为有关郑芝龙史料，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印“明清史料壬编”选辑。关于郑芝龙史料，前已从“明清史料”“乙编”、“丁编”与“戊编”选编有第一五七种“郑氏史料初编”；“壬编”晚出，未及选入。补辑此帙，用益前编。
明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五朝“实录”所载闽海关系史料，几均与台湾直接、间接有关。欲探究明代与台湾的关系史，搜辑这些史料，实有其必要。“文丛”在前辑第二八九种“明经世文编选录”“弁言”上，尝指出‘有明中叶以下，东南海上骚然；外由日本、荷兰，内因“流民”、“海寇”，台湾渐成为各方逋逃、越贩以至拓殖经营的对象。其间相互关系，极为错综复杂’。本书就上述五朝“实录”所辑部分，即为当年这种极为错综复杂关系的史料。至在世宗以前，诸如福建沿海卫所城池的建置以及彭湖（即后来之澎湖）汛地的墟弃等闽海大事，未尝上溯采辑，事固可憾；但就明代与台湾（本岛）关系而言，断自嘉靖之世，毋宁较为接近。“明实录”卷帙浩繁，今用以辑选者已及其半。至所据板本系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并就其所附各朝“实录校勘记”分别酌予订正（“校印本”原以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为底本，遇有缺卷缺页，据别本编补。其中“熹宗实录”天启四年所缺各卷原本遗佚，另据一种来源不明的异本——梁鸿志影印本“熹宗天启实录”所载附入参考；而“梁本”转录有“两朝从信录”等书纪事，故是年所选并附有资料出处之注脚）。
明时的台湾，在“实录”上初以“东番”之名出现，而后以鸡笼、淡水着称（“明史”外国列传因有“鸡笼山”篇）。陈第“东番记”首云：‘东番夷人，不知所自始，居彭湖外洋海岛中；起魍港、加老湾，历大员、尧港、打狗屿、小淡水、双溪口、加哩林、沙巴里、大帮坑，皆其居也’。张燮“东西洋考”“鸡笼、淡水”篇：‘鸡笼山、淡水洋，在彭湖屿之东北，故名北港、又名东番云’。“明史”“鸡笼山”篇，即袭“东西洋考”所云。所谓“东番”、所谓“鸡笼、淡水”，当初显系专指某一地段而言。其直接例证，如“东番记”所指东番仅属自魍港至大帮坑；间接例证，有万历四十四年福建巡抚黄承玄“题琉球咨报倭情疏”云：‘今鸡笼实逼我东鄙，距汛地仅数更水程。倭若得此而益旁收东番诸山以固其巢穴，然后蹈瑕伺间，惟所欲为’（崇祯间，陈子龙、徐孚远等将黄疏辑入“皇明经世文编”，并加旁注云：‘鸡笼在琉球之南，东番诸山在鸡笼之南’）。继随时间推移，逐渐互为代替以至以偏概全；犹之后来定名之台湾（由大惠、大湾、大员等转音而来），初就现今之台湾本岛南部而渐涵盖全岛，以讫包括澎湖在内。“东西洋考”云云，职是之故。至于台湾之名，至明末始见于官文书记载。崇祯年间，给事中何楷奏陈靖海之策，其言曰：‘……贼窟为何？台湾是也。台湾在彭湖岛外，水路距漳、泉约两日夜。其地广衍高腴，可比一大县’（见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转引）。是以“明史”外国列传“琉球”篇在‘万历四十四年日本有取鸡笼山之谋’下续云：‘其地名台湾，密迩福建’。本书不见台湾之名，因作说明如上，以供参考。
至于明季崇祯一朝，虽未有官修“实录”，但亦有几种相类的文献流传。其中“明□宗□皇帝实录”、“崇祯实录”及“崇祯长编”（二卷本）三种，“文丛”已分别另刊专书（前两种合称“崇祯实录”，后一种即以原书名印行）；本书今就另一种“崇祯长编”（残本六十六卷）选出部分关系史料，作为“附录一”。惜原书所见起于天启七年八月至崇祯五年十二月止，六年以下全付缺如。由于“崇祯长编”所选均与郑芝龙有关，因再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印之“明清史料壬编”选出四件相关的案稿，作为“附录二”。关于郑芝龙的史料，前已从“明清史料”“乙编”、“丁编”与“戊编”选出二十七个文件，编为“文丛”第一五七种“郑氏史料初编”；“壬编”晚出，未及选入。这一附录，因名曰“郑氏史料初编补辑”（“壬编”原有郑氏史料八件，内四件与“戊编所收”重复，已见“初编”。（吴幅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