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四年十一月甲辰，太祖召吏部兵部臣，谕之曰：“三代学者无所不集习，故其成材，文武兼备。后世九流判立，士习始分。服逢掖者或不闲于武略，被介胄者或不通于经术。兼之者，其惟达材乎！三代而下，若诸葛孔明、羊祜、杜预、李靖辈，文武兼资，难概以一律。夫木直者可以中绳，曲者可以中矩。人有学问，则亦何事不可为也。今武臣子弟，朕尝命之讲学，其间岂无聪明贤智有志于学者，若概视为武人不用，则失之矣。卿等其审择用之。”
洪武十五年四月癸卯，以儒士吴颙为国子监祭酒。太祖谕之曰：“国学者，天下贤材所萃，而四方之所取正，必师道严而后模范正。师道不立，则教化不行，天下四方何所取则？卿宜崇重道义，正身率下，俾诸生有所模范。若徒以文辞为务，记诵为能，则非所以教矣。为夫钟鼓扬则闻于远，德义着则人乐从。尔其慎之，勉副朕意。”
洪武十七年七月壬子，吏部奏考满官二员绩最当迁。太祖曰：“任官之法，考课为重。唐虞、成周之时，所以野无遗贤，庶绩咸熙者，用此道也。若百司之职，贤否混淆，无所惩劝，则何以为政？故鉴物必资于明镜，考人当定以铨衡。尔等考覆，务存至公，分别臧否，必循名责实。其政绩有异者，即超擢之，庶几贤者在位，而人有所劝矣。”
洪武十八年八月丙辰，太祖御华盖殿，与群臣论及治天下之道。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进曰：“古者人主致治，重在任人。盖择众贤为耳目，则听视周乎四海。任众智为计虑，则利泽施于万民。今天下太平，惟选任贤材，宜留圣虑。”太祖曰：“然。任人之道，当严于简择，简择严，则庸鄙之人不进。当专于任使，任使专，则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贤者乃可以专任之，非贤而专任者，必生奸也。是以任人为难。然人亦有谨于始而怠于终者，亦有过于前而改于后者，则固不能保始终。惟终始如一者，其怀忠报国之心坚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臣诈似信、怀奸若忠者，决不可任也。”
洪武二十一年正月戊寅，召前诸城知县陈允恭于云南。太祖谕吏部臣曰：“为国以任人为本，作奸者不以小才而贷之。果贤者，不以小庇而弃之。奸者必惩，庶不废法。宥过而用，则无弃人。陈允恭前任诸城，以薄书之过谪戍云南，比有言其治县时能爱民。夫长民者能爱民，虽有过，可用也。”于是召允恭还复其官。
洪武二十二年九月戊辰，太祖御奉天门。廷臣有言，比来儒士起自田里，而擢用骤峻，非朝廷爱重名爵之意。太祖曰：“朝廷爵禄，所以待士，彼有卓越之才，岂可限以资格？朕但期得贤，名爵非所怀。若曰起自田里，不当骤用，如伊尹在莘野，孔明在陇中，一旦举之，加于朝臣之上，遂至建功立业，何尝拘于官职？朕所患不得贤耳，诚得贤而任之，品秩非所限也。”
洪武二十三年八月辛酉，给事中有荐士者。太祖问宜何官，对曰：“宜牧民。”又问其所长，对曰：“其人才高年力少，勇于敢为。”太祖曰：“才高者多过中，勇敢者少循理。遽使牧民，未见其可。夫素操刀者乃可使割，善制锦者乃可使裁。素未学而欲使入政，可乎？后生年少，未尝历练，恃才轻忽，用其血气之勇，鲜有不生事扰民者。且令就学，以养其德性，变化气质，俟学成用之。”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甲寅，太祖与群臣论治道，谕之曰：“构大厦者必资于众工，治天下者必赖于群才。然人之才有长短，亦犹工师之艺有能否。善斫木者不能攻石，善断斫轮者不能为舟。若任人之际量能授官，则无不可用之才矣。卿等皆朕股肱耳目，宜为朕广求贤才，以充任使，毋求备于一人可也。”
太祖谕吏部臣曰：“用人之道，在于随材任使，则天下无弃人矣。”又曰：“观人之法有数等：材德俱优者，上也。材德不及者，其次也。材有余而德不足，又其次也。苟二者俱无，此不足论也矣。若逐势变移，好作成福，言是而行非，此小人，不可用也。”
守法
甲辰三月丁卯，太祖谓廷臣曰：“剽悍骄暴，非人之性也，习也。苟有礼法以一之，则剽悍者可使善柔，骄暴者可使循帖。若踶跂之马，调御有道，久则自然驯熟。属兹草创，苟非礼法，人无所守，故必当以此洗涤渐染之习。然制礼立法非难，遵礼守法为难。人知遵礼，自无暴悍。能守法，则不至暴悍。夫三尺童子，至弱也，遇强暴而不敢欺者，以有礼法故耳。方今所当急者，此为先务，不可后也。”
吴元年十一月壬寅，太祖谓省台官曰：“近代法令极繁，其弊滋甚。今之法令，正欲得中，毋袭其弊。如元时，条格烦冗，吏夤缘出入为奸，所以其害不胜。且以七杀言之，谋杀、故杀、斗殴杀，既皆死罪，何用如此分析？但误杀有可议者，要之与戏杀、过失杀亦不大相远。今立法，正欲矫其旧弊，大概不过简严。简则无出入之弊，严则民知畏而不敢轻犯。尔等其体此意。”
十二月甲辰，太祖谕群臣曰：“读书所以穷理，守法所以持身。故吏之称循良者不在于威严，在于奉法循理而已。卿等既读书，于律亦不可不通。大抵人之犯法者，违理故也。君子守理，故不犯法。小人轻法，故蹈重刑。今卿等各有官守，宜知所遵。”
洪武二十八年一月戊子，刑部臣奏，律条与条例不同者，宜更定，俾所司遵守。太祖曰：“法令者，防民之具，辅治之术耳，有经有权。律者，常经也。条例者，一时之权宜也。朕御天下将三十年，命有司定律久矣，何用更定。”
求言
戊戌十二月庚辰，太祖自宣至徽，召故老耆儒，访以民事。有偷士唐仲实、姚琏者来见。太祖问之曰：“丧乱以来，民多失业，其心望治，甚于饥渴，吾深知之。”仲实对曰：“自大军克复，民获所归矣．”又问曰：“邓愈筑城，百姓怨否？”仲实对曰：“颇怨。”太祖曰：“筑城以卫民，何怨之有？必愈所为迫促，以失人心。”即命罢之。又问：“尔能博通今古，必谙成败之迹。若汉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数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实对曰：“此数君者，皆以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主公英明神武，兼数君之长，驱除祸乱，未尝妄杀，出民膏火，措之于衽席之上。开创之功，超于前代。然以今日观之，民虽得所归，而未遂生息。”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积少而资多，取给于民，甚非得巳。然曾为军需所用，未尝以一毫奉己。民之劳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尝忘也。”仲实对曰：“诚如是，民之生息可待矣。”太祖曰：“有不便者，盍尽言之。”仲实等皆拜谢，乃赐诸父老布帛，抚慰之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