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甲寅，太祖谕群臣曰：“《书》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君臣之分，如天尊地卑，不可逾越，故《春秋》有谨始之义，《诗》有凌分之讥。圣人着之于经，所以垂训天下后世者至矣。尔在廷群臣，以道事朕，当有鉴于彼，毋擅作威福，逾越礼分，庶几上下相保，而身名垂于不朽也。”
洪武十年七月，是月，诏遣监察御史巡按州县。入辞，太祖谕之曰：“近日山东王基言事，不务正论，乃用财利之术以惑朕听，甚乖朕意。今汝等出巡天下，事有当言者，须以实论列，勿事虚文。凡为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汝等当询民疾苦，廉察风俗，申明教化。处事之际须据法守正，务得民情。惟专志以立功，勿要名以取进。朕深居九重之中，所赖以宣布条章、申达民情者，皆在汝等。汝其慎之。”
十一月，是月，新除有司官，太祖谕之曰：“近者天下有司奏缺官，朝廷以时选补。比除未久，有司又复奏缺，是何犯罪罢黜者之众也？若移其作奸之心以为善，亦何不可？国家俸禄如井泉，汲而不竭，彼皆不思守法以保之，欺人欺天，兢为赃利，虽积钱充屋，一旦事觉，皆非己有。夫丈夫立志为善，功业不难矣。苟念虑一失，沦于不善，迷而不悟，遂不可救。夫不知为善者，愚人也；能为善者，贤人也。至于为恶者，乃下愚无顾忌之人也。然为善为恶，特在人之存心何如耳。圣贤之教，率性修道而已。人能推行之，终身用之不尽。夫人幼不识事，长则知孝友，此乃天赋善。若以此道日日行之，即是率性之道。我为善事，而他人有志者效之，是修道之教。推广此意，则何善不立？何事不成？今汝等之官，宜鉴彼前非，勉于为善，则永安禄位矣。”
十二月，是月，各道按察司官来朝，太祖谕之曰：“朕以天下之大，民之奸宄者多，牧民之官不能悉知其贤否，故设凤宪之官为朕耳目，察其善恶，激浊扬清，绳愆纠缪，此其职也。凡任凤宪者，宜体朕此意，以至公为心，廉洁自守。国家法律，必务精详，用法有失，鬼神鉴焉。至于奸民犯法，吾所甚恶，必务除之，不可贷也。有司以抚治吾民为职，享民之奉而不思恤民，惟以贪饕掊克为务，此民之蠹也，宜纠治其罪，毋以姑息，纵其为害。汝等安坐高堂，其视民相去远矣。不思问民疾苦，公其听断，将安用汝乎？今官以九年为考，非一日积也。汝当谨守法度，思称其职。苟或不然，瘝厥官矣。”
洪武十三年十月，是月，吏部引选国子学生二十四人，命为府州县官。太祖召至前，谕之曰：“诸生皆学古入官。夫为臣之职，事君、抚民二者而已。然能尽抚民之心，即所以尽事君之道。故贤臣之事君也，视君如亲，视国如家，视民如子。苟可以安国家、利民人者，知无不为。若避难而惮劳，则事不立矣。事不立则民失望，国何赖焉？尔等尚服朕言，必思尽其职也。”
洪武十四年正月乙巳，以国子监助教赵新等为布政使。太祖谕之曰：“今布政司，视古之州牧，其任甚重。所以重者何？重在承流宣化、通达民情者也。若上德不下究，则郁而不彰；下情不上达，则郁塞而不通。为政郁塞，则远迩乖隔，上下不亲，得失无所闻，美恶无所见。如此，则弊政百出，民不可得而治矣。卿等所学，常怀致君泽民之志，朕所以用卿等，冀儒术之有异于常人也。尚宜勉之。”
洪武十五年二月己卯，吏部奏引除县官五十余人。太祖悉召前，谕之曰：“县官之职，最亲于民。古之称循吏者，多由此出。苟有善政及民而民称之，美名即传于远迩。若蠹政害民而民怨之，恶声亦不可掩也。为善为恶，朝廷公论有在。尔等其慎之。苟治民而有成绩，他日不患不至崇要也。”
三月乙亥，太祖谕六部、察院诸臣曰：“朕观《书》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体，若君独用则臣职废，臣不任则君事劳。君臣之间，贵在一德，以共济天下。朕所以恳恳与卿等言者，以六部为朕总理庶务，察院为朕耳目，日与内外诸司事体相关，当思尽心赞辅，共成理道，以安生民。”
洪武十八年六月，是月，吏部引奏下第举人除授教官，太祖谕之曰：“教学之方，非求速成。譬之为层台者必基于篑土，行千里者必始于跬步。但当勉其勤力，循序渐进，自有其效耳。若急遽苟且，未得于此而即求于彼，非但学者无益，尔亦徒劳矣。且尔等年方壮盛，虽职在教人，尤当自修。夫自修之道，又须常存谦抑，不可自满。即如工人习技，常见己不若人，则所习益高；常见人不若己，则所习益下矣。汝其勉之。”
洪武十九年四月，是月，吏部奏用国子监十四人皆为六品以下官，太祖谕之曰：“事君之道，惟尽忠不欺；治民之道，惟至公无蔽。盖一郡一邑之民，必有饥寒不得其所者，有狱讼冤抑者，有贤才不举者，有豪猾蠹民者。汝等到任，能不为私欲所蔽、人言所惑，则方寸自明而诸弊可息。一牵于私欲，而惑于人言，则冥然如坐暗室，饥寒者无由获济，冤抑者无由伸理，贤才壅蔽而豪猾纵横，则为废职矣。古人有言，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乃明，明乃治。汝等切记之，毋为人蔽惑也。”
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御注《书洪范》成。太祖尝命儒臣书《洪范》揭于御座之右，朝夕观览，乃自为注。至是注成，召赞善刘三吾曰：“朕观《洪范》一篇，帝王为治之要道也，所以叙彝伦，立皇极，保万民，叙四时，成百谷，本于天道而验于人事。箕子为武王陈之，武王犹自谦曰：五帝之道，吾未能焉。朕每为惕然，遂疏其旨为注，朝夕省览。”三吾对曰：“陛下留心是书，上明圣道，下福生民，为万世开太平者也。”
四月丙申，有国子生初任陕西知县，人告其尝受民财，刑部逮问之，以闻。太祖谓之曰：“所难得者爵禄，所易得者货贿。难得者守之则获福，易得者溺之则受祸。尔以书生受民社之寄，古称郎官，出宰百里，上应列宿，诚难得也。苟能思其所难得而保之，岂特为一身之福，施及父母、妻子，其福莫大焉。乃不能谦洁以律己，受污辱之名，以为父母羞。朕念尔年少，更事未多，特宥还职。尔其改过自新，力行为善，庶有立于将来。”
洪武二十四年五月癸卯，太祖御华盖殿，谓六部臣曰：“天下事体，皆有至当之理，但人识见不同，决断之顷，各执一偏，故难尽善。惟揆之于理，则无此弊。自今凡有政令，必会官详谈，所论佥可，然后施行。欲事皆善，必当如此。卿等其各尽乃心，毋阿比以为同，毋矫讦以为异，允执厥中，以副朕所托。”
十月甲寅，太祖谓群臣曰：“为君为巨，烛理贵明，处事贵断。前唐太宗与群臣论教化，封德彝以为三代之后，人渐浇诡，欲化而不能。独魏征劝太宗行之，卒致贞观之治，可谓烛理明。宪宗欲伐吴元济，举朝以为不可，独裴度劝伐之，卒成大功，此可谓能果断。自古国家兴衰，皆系于此。若为臣者优游度日，无所建明，上无刚明果断之主，则政日弊，国日衰，如汉元帝是已。《书》曰：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惟克果断，乃罔后艰。若等事朕左右，当立功立业，以希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