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癸未，太祖谓侍臣曰：“兴治之要，当进君子、退小人也。”兵部尚书沈溍对曰：“君子、小人，猝未易识。”太祖曰：“独行之士不随流俗，正直之节必异庸常。譬如良玉委于污泥，其色不变；君子杂于众人，德操自异。何难识也？”溍又曰：“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亦岂能悉去？”太祖曰：“善者进之，足以劝善，恶者去之，足以惩恶。故太阳出而群阴消，贤者举而不仁者远，夫何难去哉？”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甲午，太祖谓群臣曰：“朕常命寺人发库藏中古镜十余，以鉴容貌，多失真。召冶工数人而问之，莫能答。最后一人言曰：‘锻炼不至，范模不正，故镜体偏邪，照人失真。’朕闻之，惕然感悟。夫镜，一物耳，略有偏邪，乃不可鉴形。人君主宰天下，辨别邪正，一察是非，皆原于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丁亥，右都御史袁泰奏监察御史胡昌龄等四十一人缄口不育时政，王惟名等四人阘茸不称职，当罪之。太祖曰：“言之非难，言而当理者为难。昌龄辈安知其终不言乎？若阘茸不称职者，罢之。”泰复执奏曰：“昌龄等非不能言，但心怀谲诈，不肯言耳。”太祖曰：“人臣进言于君，必有关于国之利病，民之休戚，亦岂得轻易？若遽以心怀谲诈罪之，此何异张汤腹诽之法。”于是泰不敢复言。
育人材
洪武二年六月丁卯，太祖谕国子学官曰：“治天下以人材为本，人材以教导为先。今太学之教，本之以德行，文之以六艺者，遵古制也。人材之兴，将有其效。夫山，水之所生；川，水之所聚；太学，人材所出。欲木之常茂者必培其根，欲水之常流者必浚其源，欲人材之成效，必养其德性。苟无作养之功，而欲其成材，譬犹壅百川而欲水流，折方长而求大木，其得哉？”
庚午，太祖召国子生问曰：“尔等读书之余，习骑射否？”对曰：“皆习。”曰：“习熟否？”对曰：“未。”乃谕之曰：“古之学者，文足以经邦，武足以戡乱。故能出入将相，安定社稷。今天下承平，尔等虽专务文学，亦岂可不知武事？《诗》曰：‘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惟其有文武之才，则万邦以之为法矣。”
洪武六年五月癸卯，太祖谕中书省臣曰：“马虽至驽，策励可以致远；木虽至朴，绳削可以致用；人虽至愚，勉教可使成材。故圣人之教无弃人，君子之化无鄙俗。朕观今之为吏者，寡于学术，惟弄文法，故犯罪者多。若得贤官长以表率之，又日聚而教之，及告以古人为吏而致通显者，与夫守身保家之道，岂有不化而为善乎？自今省、台、六部官，遇有暇时，集属吏，或教以经史，或讲以时务，以变其气质。年终考之，视其率教与否，则可以知其贤不肖矣。”
洪武十年八月癸丑，命大都督府官选武臣子弟入国子学读书。太祖谕之曰：武臣从朕定天下，以功世禄。其子弟长于富贵，又以父兄早殁，鲜知问学。宜令读书，知古今，识道理。俟有成立，然后命官，庶几得其实用也。昔霍光功非不高，身死未久，而子孙横肆，卒致夷灭者，不学故也。郭子仪中兴唐室，功盖天下，位极人臣，而心常谦退，保全令名，而福及后嗣者，识道理也。今武臣子弟但知习武事，特患在不知学耳。”
洪武十四年四月丙辰朔，命国子生兼读刘向《说苑》及《律令》。太祖谕祭酒李敬曰：“士之为学，贵于知古今，穷物理。圣经贤传，学者所必习。若《说苑》一书，刘向之所论次，多载前言往行，善善恶恶，昭然于方册之间。朕尝于暇时观之，深有劝戒。至于《律令》载国家法制，参酌古今之宜，观之者亦可以远刑辟。卿以朕命导诸生读经史之暇，兼读《说苑》，讲《律令》，必有所益。”
洪武二十一年九月甲午，诏更定岁贡生员例：府学岁一人，州学二岁一人，县学三岁一人。太祖谓礼部尚书李原名曰：“昔人有言，不素养士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夫天下未尝无贤才，顾养之之道何如耳。尝命天下学校，凡民间子弟愿遣入学者听，复其家。今定岁贡之例，必资性淳厚、学问有成、年二十以上，方许充贡。尔礼部其申明之。”
洪武二十三年三月戊子，通政使茹珰引奏：潮州府学生陈质言其父戍大宁，已死，今有司取其补伍。自念从幼至今，荷蒙国恩教育，愿赐卒业，以图上报。太祖谓兵部尚书沈溍曰：“国家得一卒易，得一材难。此生有志于学，可削其兵籍，遣归进学。”溍对曰：“此生学未见成效，若遽削其兵籍，则缺军伍。”太祖曰：“国家于人材，必养之于未用之先，而用之于既成之后。譬之稼，必预耕，则有获。若刈不待熟，则无用。且事有轻重，难拘一律。苟军士缺伍，不过失一力士耳。若奖成一贤材，以资任用，其系岂不重乎！”
务实
丙午九月己亥，夏主明升遣使来聘。太祖因与语，使者辄自言其国东有瞿塘三峡之阻，北有剑阁栈道之险，古人谓一夫守之，百人莫过。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财利富饶，实天府之国也。太祖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民为本，而恃山川之险，夸其富饶，此岂为国长久之道耶？然自用兵以来，商贾路绝，民疲财匮，乃独称富饶，岂自天而降耶？”使者退。太祖因语侍臣曰：“吾平日为事，只要务实，不尚浮伪。此人不能称述其主之善，而但称其国险固，失奉使之职矣。吾尝遣使四方，戒其谨于言语，勿为夸大，恐贻笑于人。盖以诚示人，不事虚诞。如蜀使者之谬妄，当以为戒也。”
吴元年正月辛丑，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古人祝颂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适观群下所进笺文，颂美之词过多，规戒之言未见，殊非古人君臣相告以诚之道。今后笺文，只今文意平实，勿以虚词为美也。”
四月壬子，太祖谕起居注詹同等曰：“国史贵乎直笔，是非善恶皆当书之。昔唐太宗观史，虽失大体，然命直书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纪之事，是非善恶，汝等当明白直书，勿宜隐讳，使后世观之，不失其实也。”
洪武二年三月戊申，太祖谓翰林侍读学士詹同曰：“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有词虽艰深，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杨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