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贤能”曰：自古太后临朝，徽音盛烈，毫无遗议者，惟宋之宣仁高后而已。顾宣仁不过承神宗变法之后，起而修复之，以苏民困，承平之世，原易见功；孰与我两宫皇太后除患肘腑，宏济艰难！此诚振古所未有，其贤于宣仁远矣。考宣仁之政，首在任贤。所谓“元佑开皇极，功归用老成。”如司马、文、吕诸贤，不徒起用，悉畀钧柄，即文彦博年近九十，犹令五日一诣都堂，平章军国重事。其余苏轼、刘挚、滕元发、鲜于侁之辈，分任侍从、台谏、京尹、监司，各当其才。兹其所以成旋干转坤之功，致女中尧舜之称也。方今先朝旧臣，次第悉蒙召用，实与宣仁后先一辙。夫朝廷之重老成，岂徒珍同鼎彝、责其坐镇而巳，必将赖以康济时艰。如现在祁寯藻、翁心存之忠纯，宜参预大政，襄赞机密。茬徒拥内阁虚名，守一部之例案，其所稗益，亦已仅矣。倭仁、李棠阶之宜任师儒，王庆云之宜管度支，王茂荫之宜长台垣，各用所长，斯各收其效。其尚未起用，如前任副都御史张芾之忠直，前任总督吴振棫之练达、张亮基之干济，前任布政使马秀儒之纯笃，庄受祺之精敏。小臣中臣所知，如前任科道宗稷辰、蒋达、尹耕云、陆秉枢之鲠直敢言，前任编修何绍基之品端学邃，前任编修郭嵩焘、主事王柏心之留心经济，编修袁保恒之娴武略，前任道员张百揆、陕西知县田福谦、现任四川知县孙濂之着循声，皆一时选，足备任使。夫知而不用与不知同，用而不尽其才与不用同，故知人必兼善任也。又语曰：耕当问奴，织当问婢。《易》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朝廷而欲收罗贤俊，莫若即今日所谓贤者，令其各举所知。彼既怀以人事君之忠，自无蔽贤不祥之虑。若现在所谓明保，不论何人，但官二品以上，即责以荐士，彼犹未免流俗之目，安得遂有相士之识？其黠者采取一二虚声以饰观听，而以私人比党窜名其中。督抚恃有权势，以爱憎取人，甚而情面贿略，皆所不免，所保不惬众望者尤多。而朝廷不察，概令送部，欲于引见召对俄顷之际，判其贤否，此必不能。无从发付，则仍概令记名，旋被擢用。此如探物暗室，无怪乎鱼珠混淆，薰莸不别，欲收得人之效，不亦难乎！夫为政在人，用人尤行政之本也，可不慎哉！臣之所请任贤能者此也。
“开言路”曰：今已下明诏求直言，中外臣民，举欣欣然颂扬圣治于无已，臣犹区区过虑，以开言路为请者，何也？盖人情好名而恶实，有始而鲜终。明代遇灾亦每求言，迨言之过直，又心嗛焉。碍于求言，不能以言罪人，则默而识之，徐俟其后而伺其隙，终于贬逐其人而后已。此所谓好名恶实也。唐之太宗、明皇，虚怀纳谏，而贞观、开元之治，后不如前，终于踣魏征之碑，成仗马之喻，此所谓有初鲜终也。我朝圣圣相承，御极之初，例下求言之诏，岂循故事、饰虚文，初元求言，以后可不求耶？诚以所言纳谏，为君德之首，无时不当然，特恐其久而或不然也，故每当御极，视为首务，提撕而警觉之，盖申明旧章之意也。乃言路犹有不通之时，何哉？盖世之治乱，视言路之通塞，又视宰相之贤否。相臣而贤，自能开诱扶持，惟恐言官之不害，惟恐言之或不尽。虽然，意见之偏，贤者不免，韩琦之于司马光，司马光之于苏轼是已，况下此者乎！夫政府、言官，类多水火。权臣而欲逞炀灶之技，则必先钳言官之，大而诛殛，小而窜逐，俾有所慑而不敢，其伎俩大略相同，史册所载如出一辙。独我圣明在上，权不下移，于此而欲逞其壅蔽之奸，盖亦匪易。道光、咸丰之末，臣皆在京，周外默窥，心焉数之。窃叹其用心之巧，操术之工，为从来所未有、史册所未载也。请为我皇上悉陈之：一曰隐密，二曰触忌，三曰摘疵，四曰示意，五曰反求。操此五术，而壅蔽之奸售，台谏之缄矣。何谓隐密？章奏每不发抄，谕旨亦少明降。朝廷举动，虽在廷亦得诸传闻疑似之间，既不敢以风闻为无据之谈，更恐以漏泄被根求之谴。夫人臣致身，原不惜碎首以冀有裨，幸而折槛曳裾，终致感悟，此身虽蹈不测，此心良足自慰。若先坐私罪，且兴大狱，累及朋友，牵涉无辜，则言之必不见用已从可知，其谁不灰心丧气，结舌吞声？
此庚申之变，事前所以无一批鳞之奏、挽救之言，非尽廷臣无良，实载垣、端华劫制之罪为不容诛也。何谓触忌？朝廷用人行政，岂能有得无失？争可否于殿陛，失矣而不致终失，此古今设立谏官之意也。今则用一人、行一政，言者言之，朝廷从之，则以为威福不自上操，权柄且将下移矣！小事宜言，则大事愈宜言可知；小臣之不当宜言，则大臣之不当更宜言可知。乃进大臣、行大政，转以台谏为疏逖，小臣非所宜言，朝廷自有权衡。则台谏之所宜言者何事？宜乎不肖者毛举细故，贤者亦托空谈。夫纳谏，美名也，朝廷之所甚愿；侵权，大恶也，人主之所深忌，非宰相之罪而谁罪哉？何谓摘疵？求言既切，则言者必多，言之既多，则岂能尽善，甚而假公营私，饰词希进，末俗之弊，何所不有！是在朝廷广采而精择之。陆贽之言曰：“天不以地有恶木而废发生，天子不以世有小人而废听纳。”乃奸臣则摘其言之无当者以生朝廷之厌，摘其言之有弊者以激朝廷之怒。既厌且怒，乃从而构之，以为此辈皆不足采，徒乱人意。殊不知舜之取善，在察迩言而执两用中，则所察不必尽用，而所言则无不察也。求言而惩羹吹齑，因噎废食，是又宰相钳制言官之术也。何谓示意？自古设官，类皆重内而轻外，近缘京职清苦，借外用以为鼓舞之方，乃权臣即以之待言官，以为明行黜罚，则朝廷有拒谏之名，言者遂沽名之愿，不若微示以意，缄默者悉邀外用，多言者还原衙门。
夫天下中才多而豪杰少，庸俗贪利又甚于好名。彼见朝廷爱憎若此，其谁不仰希风旨，以便身图道府，为方面之员？科道亦清要之选，贤者岂慕膴仕，何不可久于其职？不知其人果贤，既知其身之不用，言之不从，征色发声之余，必不肯恋栈以增厌恶，其不能不奉身以退，相率以去者，势也。道光之末，謇谔稀少，脂韦习成，非此之故哉？何谓反求？言行相顾，儒者以厉躬修，听言用人，朝廷原为两事。况人各有能有不能，置宰我、子贡言语之长，而课以文学政事，必谢不敏。张良为画策之臣，令其出帷幄而当治国治军之任，亦所不能。则谓宰我、端木不及冉、季诸贤，张良空谈不如萧何、韩信，可乎？又况权奸掣肘，必无成功。狄山之御匈奴，周处之击齐万年，卒以陨败，岂由无才！至于父子兄弟，功罪且不相及，朝廷之听言何与！惟穆彰阿事成皇帝久，知圣人敦崇实学，特重践履，故每于进言之臣，责以践言之实，一有不效，不明加排击，而微示讥姗。圣心既以其言行不符而厌薄之，其人亦自顾怀惭，同朝遂动色相戒。乃至御史朱琦，颇着直声，求其身无可訾，则以弟之获罪，谓其家犹不治。朱琦论奏，遂多不采。岂知朝廷不以言用人，不以人废言。贤人君子，议论容有不可用之时，佥壬小人，建白亦多不可废之处。今乃因言以责人，继而缘人而废言。依托正论，以售阴谋，此穆彰阿之奸，较载垣等尤不易识。卒以塞忠谏之路，成和议之失，酿潢池之祸，为致乱之魁者，此也。凡臣所言固为已事，而援既往可戒将来，且恐余习亦未尽涤，圣主而能预烛诸奸，则所谓好名恶实、有初鲜终之弊，皆不戒而自除。臣之所请开言路者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