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我为其写下这一切的那个人出现之前,我都想象,在外面某个地方,在生活中,正如他们所说,存在着对一切事物的解释。当我遇见她的时候,我想,我正在抓住生活,抓住我能够咬住的某个事物,然而我完全失去了对生活的把握。我伸手去抓我要依附的东西——却一无所获,然而在伸出手去的当口,在努力去抓、去依附的时候,尽管孤立无援,我却发现了我并未寻找的东西——我自己。我明白了,我终生的愿望并不是活着——如果别人在进行着的事被称作活着的话——而是自我表白。我理解到,我对活着从来没有一点点兴趣,只是对我现在正做的事才有兴趣,这是与生活平行,拥有生活而又超越生活的事情。我对真实的东酉几乎没有丝毫兴趣,甚至对现实的东西亦无兴趣;只有我想象中存在的东西,我为了活着而每天窒息了的东西,才引起我的兴趣。我今天死还是明天死,对我并不重要,也从来没有重要过,但是甚至在今天,在经过多年努力之后,我仍然不能说出我思考和感觉的东西——这使我烦恼,使我怨恨。自从儿童时代起,我就可以看到自己追踪着这个幽灵。除了这种力量、这种能力外,我别无所好,别无所求。其他的一切都是谎言——我所做所说的一切都与此无关。这是我一生的绝大部分。
我本质上是矛盾,正如他们所说。人们认为我严肃、高尚,或者快活、鲁莽,或者真诚、认真,或者粗心大意、无所顾忌。
我便是这一切的混合物——此外,我还是什么别的东西,一种没有人怀疑的东西,我自己就更不怀疑这种东西了。当我还是六七岁的男孩时,我常常坐在我祖父的工作台旁,他一边做着缝纫活,我就一边读书给他听。他在那些时候的样子我还历历在目,他将滚烫的熨斗压在大衣接缝上,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上面,站在那里,神思恍惚地望着窗外。我记得他站在那里时脸上梦一般的表情,这比我所读的书的内容、我们进行的谈话、或者我在街上玩的游戏要记得清楚得多。我常常奇怪,他梦见了什么,又是什么使他神不守舍呢?我还没有学会如何来做白日梦。在当时以及任何时候,我都是很清楚的。他的白日梦使我着迷。我知道,他同他正在做着的事没有关系,连想也没有想过我们当中的任何人,他很孤独,正因为孤独,他是自由的。
我从不孤独,尤其当我一人独处时,更不孤独。我总是好像有人陪伴着;就像一块大奶酪上的一小点儿,我想,大奶酪就是世界,虽然我从未静下心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然而我知道,我从来不单独存在,从来没想到自己好像是大奶酪。以至于就算我有理由说自己很不幸,有理由抱怨和哭泣,我都总是幻想自己加入了一种共同的、普遍的不幸。当我哭泣时,全世界都在哭泣——我是这样想象的。我难得哭泣。通常我很快活,放声大笑,过得很愉快。我过得很愉快是因为,如我以前所说,我真的不在乎任何事情。如果事情在我这儿出了什么毛病,那么它们在哪儿都要出毛病,这一点我深信不疑。事情通常只是在人们过分关心时才出毛病,这在老早以前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例如,我还记得我的小朋友杰克·劳森的情况、整整一年,他卧床受病痛折磨。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总之人们是这样说的。哎,最初我或许还为他感到遗憾,时不时到他家去打听他的情况;但是过了一两个月以后,我对他的痛苦变得漠不关心。我对自己说,他应该死去,越快越好。我这样想,也就这样做,就是说,我很快忘记他,将他撇给他的命运。那时我大约只有十二岁,我记得我还很为我的决定感到骄傲。我也记得那次葬礼——这是多么不光彩的一件事。他们在那里,亲戚朋友们都聚集在棺材周围,全都像有病的猴子一般大哭大叫。尤其是那位母亲,她揍痛了我的屁股。她是这样一个虔信宗教的少有人物,我相信,一个基督教科学派,虽然她不相信疾病,也不相信死亡,但是她如此大哭大嚷,吵得耶稣本人都会从坟墓里爬出来,但却不是她的可爱的杰克!不,杰克冷冰冰直挺挺地躺在那里,是叫也叫不应了。他死了,这是无可怀疑的。我知道这一点,对此感到高兴。我不浪费任何眼泪在这上面。我不能说他过得更好,因为这个“他”毕竟消失了。他走了,也带走了他忍受的痛苦,以及他无意中加于别人的痛苦。阿门!我对自己说,随之,稍微有点儿歇斯底里,我放了一个响屁——就在棺材旁边。
这种过分郑重其事——我记得它在我身上只是在我初恋的日子里才有所发展。即使在那时候,我也还是不够郑重其事。要是我真的郑重其事,我就不会现在在这里写这件事了:我会因一颗破碎的心而死去,或者为此而被绞死。这是一种不好的经验,因为它教我如何为人虚伪。它教我在不想笑时笑,在不相信工作时工作,在没有理由活下去时活着。甚至在我已经忘却了她时,我还保留着那种做违心之事的伎俩。
正如我说过的,我自人生伊始便一派混乱,但有时候,我离中心,离混乱的中心已如此之近,以至于我周围的事物没有发生爆炸倒是一件很令人吃惊的事情。
人们习惯于把一切归咎于战争。我说,战争同我,同我的生活不相干。当别人都在为自己谋取舒适位置的时候,我却接受了一个又一个糟糕透顶的工作,靠它们我从来不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我被解雇几乎同我被雇佣一样快。我才华横溢,却引起人们的不信任。我去任何地方,都煽动了不和——不是因为我是理想主义者,而是因为我像探照灯一样暴露了一切事物的愚蠢与无用。此外,我不善于拍马屁。这无疑是我的特点。当我谋职时,人们可以马上识别出,我实际上并不在乎是否得到工作。当然,我往往得不到工作,但是久而久之,寻找工作本身成了一项运动,也就是说,一种消遣。我会上门提出几乎任何要求。这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法——就我所见,不比单纯的工作更坏。我给自己当老板,我有我自己的钟点,但是不像其他老板,我只导致我自己的毁灭,我自己的破产。我不是一家公司,一个托拉斯,一个州,一个联邦政府,一项国际政策——要说的话,只能说我更像上帝。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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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继续着,大约从那场战争的中途直到……嗯,直到有一天我陷入困境。我真正绝望地想要一个工作的那一天终于来临了。我需要工作,刻不容缓。我马上决定,哪怕是世界上最差的工作,比如送信人之类的工作,我也要。快下班时,我走进了电报公司——北美宇宙精灵电报公司——的人事部,做好了应付一切的准备。我刚从公共图书馆来,腋下夹着一摞有关经济与形而上学的书。令我十分吃惊的是,我被拒绝了做这项工作。
拒绝我的那个家伙是一个管电话交换机的小矮人。他大概把我当成了大学生,尽管从我的申请表上可以看得很清楚,我早就离开了学校。在申请表上我甚至填上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给自己增添几分光彩。很显然,这一点并未受到注意,要不然,就是这个拒绝我的小矮人怀疑这一点。我愤怒了,因为我一生中就认真了这一次,我格外感到愤怒。不仅认真,我还忍气吞声,压下了我的傲气,这种傲气在以特有方式表现出来时是很盛气凌人的。我妻子当然像往常一样,斜眼看人,冷嘲热讽。她说,我这是做做样子的。我上床睡觉时一直懊恼这件事,整夜不能入眠,愤恨不已。我有妻小要养活,这个事实并不怎么使我心烦;人们并不因为你有一个家庭要养活,就给你工作,这些我都再清楚不过了。不,使我恼火的是他们拒绝了我亨利·米勒,一个有能力的优秀个人,他只是请求得到世界上最下等的工作。这使我怒火中烧,无法自制。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床,刮好胡子,穿上最好的衣服,急匆匆去赶地铁。我径直去了电报公司的总部办公室……直奔二十五层或总裁、副总裁有他们小办公室的某个什么地方。我要求见总裁。当然,总裁不是不在城里,就是太忙而不能见我,但是我并不介意见副总裁或者他的秘书。我见到了副总裁的秘书,一个聪明而替人着想的小伙子。我给他耳朵里灌了一大堆话,表现得很机灵,不过分激烈,但是始终让他明白,我不是那么容易像皮球一样被踢出去的。